《三才圖會》裏的孔穎達像

孔穎達（574年－648年10月10日），字衝遠（一作沖遠、仲達、沖澹），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孫。唐朝經學家。

生於北齊後主武平五年（574年），八歲就學，曾從劉焯問學，日誦千言，熟讀經傳，善於詞章，隋大業初，選為「明經」，授河內郡博士，補太學助教。隋末大亂，避地虎牢（今河南省滎陽汜水鎮西北）。入唐，任國子監祭酒。曾奉唐太宗命編纂《五經正義》，融合南北經學家的見解，是集魏晉南北朝以來經學大成的著作。卒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終年75歲。

孔穎達所疏或正義的經書包括《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和《左傳》等。

孔穎達碑[編輯]

現在陝西醴泉縣昭陵博物館，于志寧撰文，書者不詳。螭首方趺，碑圭篆書陽文《大唐故國子祭酒麴阜憲公孔公之碑銘》，共4行，每行4字。前人稱《孔祭酒碑》或《曲阜憲公碑》。

大唐故太子右庶子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憲公孔公碑銘
禮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于志寧字仲謐撰

　　蓋聞八卦已列，書契之跡肇興；六籍既陳，禮樂之基斯闡。是以厲鄉設教，道德垂訓於百王；洙水立言，雅頌作法於萬世。如欲化民成俗，致遠鉤深，非博物不以究其源，非口口何以弘其口。口窮先聖之幽贊，為後進之範圍，軼匡張而驤首，趨賈杜而矯翼，見之祭酒麴阜憲公矣。公諱穎達，字沖遠，冀州衡水人也。若夫順天開物，黑帝寧區夏以干戈；定樂刪詩，素王正人口口節制。霸翊口口，口令譽於鶴口；光贊萬機，振芳聲於龍鼎。可謂長源眇眇，將德水而俱遙；曾構岩岩，與削成而共峻。其後公侯載德，簪紱連暉，備在縑緗，可得而略。曾祖靈龜，魏國子博士，辟應元之口高，馳譽成均；口允恭之通識，飛英庠序。祖碩，授魏治書侍御史，冠飾神羊，權豪為之屏跡；任司衡象，風俗以之肅清。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輕重之典，情在公平；大小之獄，心敦寬簡。公蘊靈上智，稟氣沖和，量包萬口之陂，駿騁千里之足。庭羅俎豆，幼習升降之儀；門列驂駔，少懷遠大之操。博韜金匱，覃思邁於西河；學富石渠，沉研冠於東閣。詞光翰苑，文麗彩虹，思極掞天，才華日口。蹈忠孝以行已，踐仁信以立身。口漢皋之名珠，光映照車之寶；抱金山之美玉，價重連城之琰。聞之者未面而虛口，見之者忘言而傾蓋。可謂儒宗之師鏡，學府之口口者焉。昔大業膺圖，更開橫塾，賁帛而徵轅固，口口而辟董鈞。欲使禮盛鴻都，業隆槐市，大訪時彥，廣召學徒。公優遊七經，苞括百氏，牢籠曹許，孕育毛王。足使仲遠伏膺，子幹請道，所以口天資於漸陸，紀地由乎濫觴。屈此高才，俯從末任。起家授河內郡博士，尋除太學助教。於時炎政委馭，海縣分崩，災甚襄陵，禍踰楚岳。巨猾於焉鴞視，大憝所以鴟張。比王粲之寓跡荊門，同班彪之銷聲隴坻。歸漢尚阻，還蜀無由。暨六合同文，八紘口軌。既允背淮之口，遂陪河曲之游。即與司空梁國公、禮部尚書黎陽公、秘書監永興公為秦府文學館學士兼文學博士，東膠西序，講肆於是重興；碣館台宮，文口於茲愈盛。九年，遷國子博士。膏梁胄子，舉抉成蔭；章甫鴻儒，揮汗為雨。而攝齊問感，譬洪鍾而俟叩；負笈質疑，方衢尊而待口。聲實振於關右，芳風蓋於淹中。其年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析珪胙土，望重口口；建旄口口，聲口扶德。貞觀二年，改授給事中。職亞夕郎，位參口口，丹墀近待，允屬時英。四年，加員外散騎常侍、行太子中允。入陪玉裕，出侍金輿，榮重起居，寄深獻替。六年，除國子司業，尋轉太子右庶子，七年遷右庶子兼國子司業，以公醇固可口，行檢有聞，遂得口諭宸宮，調護國本，比跡君仲，連口子威。十年，奉敕共秘書監鄭公修《隋書》，良直著乎青史，微婉表於丹書。跨固超遷，含劉孕謝。特蒙恩詔，賜秩增班，加散騎常侍、行右庶子，兼國子司業，封如故。制禮作樂，沿革不同，於是廣召多聞，委以刪定。其大戴、小戴之舛錯，前鄭、後鄭之危疑，往哲之所不通，前賢之所未釋，公剖茲析節，鍼此膏盲，足使儀刑曲仁，粉澤王化。禮成，門奉明敕口賞，進爵為子，邑七百戶，賜物二百段。其年，以公匡弼副主，屢進讜言，與左庶子黎陽公特蒙恩詔，又賜黃金一斤，絹一百匹。十二年，除國子祭酒、東宮侍講，封如故。昔孫卿名播齊邦，膺茲寵命；口瑰道光晉國，荷此殊榮。公乃再振頹風，重宏絕業，而學徒盈於家室，頌聲彰於國朝。十四年，車駕幸學，親觀釋奠，公口總九流，才兼六藝，彝倫之所鑽仰，耆德之所推崇。詔公升於講筵，寔允僉望。連環暫析，朱雲謝其談鋒；英辯一摛，口口慚其河瀉。下帷博學，閉戶多聞，競舉雲梯，爭回雄戟。公金湯易固，樓雉難攻，遂使輔嗣倒戈，大春反旆，宿疑舊惑，口順水銷。簡在神衷，特蒙天眷。悠悠百代，方見斯口。禮畢，上《釋奠頌》一篇，文艷雕龍，將五色而比彩；韻諧丹鳳，與八音而同節。逸思掩於子玉，麗藻超於口口。蒙降敕口口口表，贊其書曰：「省表並所上《釋奠頌》，殊為佳作。循題發函，清詞爛其盈目；口口口口，逸氣飄已凌雲。驪龍九重，不足方斯綺麗；威鳳五彩，無以比其鮮華。揚雄掞口，高蹤口遠；黃香口口，口口猶口。口口口口，彌覺欣口。昔強秦之末，政教凌遲，縉紳以委焚坑，墳典以為灰燼。逮炎漢握圖，口敷經學，憲章斯教，文藝聿修。及自三國，迄於晉宋，書記可略而言之。近至隨運將終，天下鼎沸，禮樂崩淪，口口口口，鑒乎秦隨，豈不愴恨？朕少逢口季之時，長遇干戈之口，今臨茲宸極，執口璇璣。若阪泉崇國之功，口有之矣。」靈台辟雍之德，則未可庶幾。雖然亦嘗有意乎雕蟲，存心乎儒史，開獻書之路，口口口之賢。束帛蒲輪，亦以多矣，而學謝稽古，文慚往哲，口以屬仲春，言口口口。國老參於東序，庶老口於西庠。聽廣論而無雙，導深義而重席。洪鍾待扣，扣無不應；幽谷發聲，聲無不答。是知口聲口德，口口口口口卿。夙挺珪璋，早標令譽。網羅百氏，苞括萬經。思涌珠泉，情抽蕙圃。關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興乎茲時。庶令弘四科於縹帙，闡百遍於青衿。翰苑詞林，仰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奉敕修撰《五經義疏》。公博極群書，游口眾藝，削前代之紕繆，口往哲之蕭稂，諒萬古之儀刑，寔一代之標的。蒙敕改名《五經正義》，付國子監施行，賜物三百段。公敦老氏之止足，追太史之鳴謙，奏請歸閒，優詔不許。累表聞奏，始蒙矜允，祿賜防閣，一同在官。又使中書令馬周齎手詔存問，榮寵之極，曠古罕儔。口世室於國陽，佇聞公玉之制；告成功於日觀，庶睹司馬之書。口口口口之光，口口兩楹之夢，環海徒口，口口千月之口。以貞觀廿二年九月十八日薨於萬年縣平康里第，春秋七十有五。哀感丹宸，悲動縉紳。甚魏主之惜桓階，若晉人之傷衛玠。詔贈物一百段，陪葬昭陵，喪事所須，率由官給，太常考行，諡曰憲公，禮也。子口遺老，陪延陵而起墳；元凱貞臣，奉峻陽而卜兆。以今訪古，隔代同符，惟公氣稟五常，道光六行，得孔甫之具體，總姬旦之多才，延閣策府之奇書，探賾索隱，東館南宮之逸口，睹隩窮源。冤氣積於無口口，無勞方朔之對；大乳見於渭浦，不假張寬之言。道合者，不以賤貧而易交；行偽者，無以權貴而投分。志懷耿介，性尚曠達，有石奮之謙恭，類宋弘之方正。推賢進士，後已先人。舉事而口典謩，發言而成準的，乃九流之翹楚，百辟之羽儀。於時將創明堂，令群儒詳審，互陳聞見，爭起異端。公捃摭舊事，憲章故實，刪裴頠之制度，略蔡雍之節文，酌今古之儀，得豐儉之衷，褒衣博帶，莫不口服。貞觀之始，品翬惟新，緝六樂之遺章，修五禮之墜典。記事記言之史，俱資筆削，大雅之詩，咸佇刊定。奉敕修《隋史》五十卷，《新禮》一百卷，《五經正義》一百七十卷。邁南董於曩策，逾孟慶於先書，雖圖匱縣金呂覽，口斯口口戶口，置筆論衡，匹此未奇，撰訖奏聞，帝用嘉尚。後倉制禮，名振曲台；孫通創儀，榮光稷嗣。以今方古，彼獨何人。豈謂食薪為災，夢桑成口，魏敷之藥無效，齊鵲之言口征。遂使山陽之鄰，空口長笛之響；魯宮之壁，徒聞金石之聲。世子志玄等，悲深陟岵，思烏口而無期；恩極昊天，對風枝而增慟。恐鍾律易改，陵谷難常，乃口氏英猷，永傳五鼎；楊公高軌，長勒四碑，敬陳伐閱，樹之神道。其銘曰：
　　赫赫華胄，岩岩崇趾。玄鳥降神，口口效祉。德表溫室，道光闕里。績著太常，芳流惇史。誕生令悊，卓犖絕群。百丈挺秀，九畹騰芬。迢口流略，囊括邱墳。凌雲縟藻，口口口口。逍遙群籍，網羅眾藝。行邁九言，思窮五際。糠秕名墨，錙銖象系。藻越潘詞，策高孫第。世尚典故，時敦學植。賓雁成行，翹車轉軾。金馬待詔，璧池攝職。口口欽風，青衿詠德。飛纓黃屋，口口六口。口口口宮，口口三善。獻書洛口，口口禮闡。六學規模，百寮冠冕。峰隕喪賢，石折殲良。愴矣武庫，哀哉智囊。塋嘶白馬，墳瘞黃腸。九泉雖閟，千載名揚。

 

參考[編輯]

• 《昭陵碑石》

孔穎達

　　孔穎達，字沖遠，河北衡水人。北周武帝建德六年（５７４）生於一個世代書香的仕宦之家。在中國歷史上，繼承漢學風格，完成解決儒學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風格之爭，鞏固儒學壁壘這一統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穎達。

 　　是他編訂《五經正義》，排除經學内部的家法師說等門戶之見，於眾學中擇優而定一尊，廣采以備博覽，從而結束了自西漢以來的各種紛爭；是他摒棄南學與北學的地域偏見，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將西漢以來的經學成果盡行保存，使前師之說不致泯滅，後代學者有所鑽仰；

　　也由於他的《五經正義》被唐王朝頒爲經學的標准解釋，從而完成了中國經學史上從紛爭到統一的演變過程。孔穎達就是這樣一個對中國經學具有總結和統一之功的大經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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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生平

 

孔穎達

　　孔穎達(574-648)唐冀州衡水(今屬河北)人，字仲達，一作仲遠或沖遠，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孫。生於北朝齊後主武平五年(574年)，卒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終年75歲。

　　孔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言，熟讀經傳，善於詞章。隋大業初選爲“明經”，授河内郡博士。唐初，爲文學館學士，後擢授國子博士，與杜如晦、房玄齡等齊稱“十八學士”。貞觀初年封曲阜縣男爵，後除國子司業，加散騎常侍，拜國子祭酒。

　　唐初，穎達與魏徽受命撰寫《隋書》，爲太子李治撰《孝經章句》。爲統一經義以利科擧取士，奉詔與顏師古、王琰、司馬才章等撰寫“五經義訓”，定名爲《五經正義》，計182卷。根據南學約簡、以玄學治經和北學深蕪、引用讖緯的特點，融合南北經學家的見解，形成唐代義疏派，極力主張貴賤尊卑的區别。唐代用此書作爲科擧取士的標准。

　　孔穎達卒後，陪葬昭陵，贈太常卿，溢號“憲”。

歷史變革

　　孔穎達的幼年時代正是南北朝對峙時期。他出生於北周時期，政教清明，局勢 穩定。一些較開明和有遠見的士大夫，在魏晉以來門資恩蔭的驚夢之餘，開始重視 教育。如當時自南朝進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顏之推，即告誡子孫：“積財千萬，不如 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仕宦之族，縉紳之家，相率督課子孫， 教以儒業。於是，在這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風，不讓衣冠文物薈萃的江南王朝。孔穎達出身於有文化教養的家庭，又趕上這樣一個重教育興文化的時代，可謂兼得天時與地利。他聰明穎悟，自幼便耳儒目染以禮樂爲特征的儒家文化。

　　公元581年，孔穎達8歲，北周外戚、權臣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爲文帝。隋文帝初年頗重儒術，“超抉奇雋，厚賞諸儒”，自京師達於四方，大興學校，廣置生徒。“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被史書稱爲：“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孔穎達也在這個時候走上了正規學習的軌道。史稱他“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悟性特佳。還在少年時代，孔穎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傳》，鄭玄所注《尚書》、《禮記》、所箋《毛詩》，王弼注《周易》；於儒經之外，還旁及諸子，兼善曆算之學；更長於屬文，彬彬焉儼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求學

　　少年時代，孔穎達曾師從當代大儒劉焯爲學。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與孔穎達同郡。劉焯聰敏沈深，學通五經及諸家注解，並對《九章算術》、《周髀算經》以及天文推步，測量山海之術，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經述議》，見解獨到，多所創見。論者以爲數百年以來，博學通儒，沒有比他更好的了。與當時另一位博學宏儒劉炫，同稱“二劉”。當時儒學南北分裂，經籍散亡，學者求師無門，一些精通漢師家法的老師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謝世，於是，“二劉”便出類拔萃，秀出其間，遂爲後生鑽仰之名師。“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隋書·儒林傳》）孔穎達就是這千里負笈的佼佼者。但是，劉焯性情孤傲，懷抱不廣，不僅吝於財貨，責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諸 生。孔穎達初來，很受劉焯輕視，並不以禮相待。但一經穎達向他執經問難、發表意見，劉焯見其答難問對，出人意表，能發人之所未發，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孔穎達在名師門下兢兢事學，虛心求教，在從前所學的諸經注解外，百丈竿頭更進一尺，《左傳》於服注外又通社預集解，《尚書》於鄭注外再通孔安國傳（即偽孔傳），爲後來他勝任《五經正義》的編纂工作墊下了豐厚的學植。學成業就，劉焯欲留穎達同館共授，切磋學問，穎達謝絕了明師的好意，滿載而歸，下帷教授。其時他僅20餘歲。

洛陽儒學大會

 　　公元605年，隋煬帝楊廣即位，改元大業。隋文帝晚年“不悦儒術，專尚刑名”（同上），關閉天下學校，唯留中央國子學一所，生員72人，於是欣欣向榮的儒教事業，一朝又複歸萎縮。煬帝即位後，爲了籠絡人心，粉飾太平，又兼生性喜愛文學經籍，於是再開學校，重興儒業，“征辟儒生，遠近畢至”（《隋書·儒林傳》）。 孔穎達應時而出，應擧明經，對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學博士。大業年間，隋煬帝廣征天下宿儒，集中於洛陽，由門下省主持，仿當年漢宣帝石渠議經、漢章帝白虎論禮之故事，下令在洛陽擧行大規模的儒學討論大會。孔穎達以明經高第參加了這一盛會。

　　 爲響應皇帝明詔，經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領之徒，從四面八方雲集洛陽，以文會友，研經討古，爲統一的隋朝政權添上教化大興的濃墨重彩。時承文帝廢學之後，老師宿儒，若陸德明、魯世達、劉焯、劉炫之徒，都應時而出，登壇執經，各窮懸河之辯；論難問對，共研先聖之理。孔穎達少年老成，英才秀發，斬關奪將，舌戰群儒。門下省納言（侍中）楊達評第高下，以穎達爲最，奏之皇帝。煬帝以孔穎達爲太學助教，陸德明爲國子助教。其時穎達年方32歲，是應詔諸儒最年少的大師。被他擊敗的“先輩宿儒”都心懷羞恥，憤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穎達，幸得禮部尚書、愛才思賢的楊玄感出面保護，將孔穎達藏於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於難。孔穎達憑着自己的淵博學識終於進入國家中央的教育和學術機構，在更好的環境、更高的層次上進行經學研究工作。

十八學士之一

　　武德四年（六二一）時，天下逐漸統一。秦王李世民認爲海内平定，於是在秦王宮西開館，延請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秦王府屬官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谘議典簽蘇勖、天策府從事中郎於志寧、軍谘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及孔穎達、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任文學館學士。李世民將他們分成三批，輪流值班，自己一有空閑，就到文學館中，與各位學士討論文籍，直至深夜。秦王又讓著名畫家閻立本爲各學士畫像、褚亮撰寫讚文，號稱十八學士。孔穎達也是十八學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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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正義

修訂背景

 

孔穎達

　　儒學經過漢晉南北朝的發展演變，家法各異，流派眾多。在漢代有今文古文之爭，家法師法之别。東漢末，鄭玄企圖統一今古，建立兼包並采的“鄭學”體系。三國兩晉，王肅創立“王學”，起而與鄭學爲敵。南北朝時期，隨着政治的分離，而有南學與北學的紛爭。至於儒學内部群經異說，諸師異論，更不下數十百千。紛紛攘攘，至有互爲水火之勢。五經越解越暗，聖學越講越糊塗，十分不利於儒學的經世致用和發颺光大。

　　唐朝統一天下之後，“文治”成了當務之急。“銳意經術”的唐太宗，有鑒於儒經文字多有異同，經義師說多門且繁雜而歧見紛出，頗不利於政治上的一統。乃命顏師古統一經典文字，成“五經定本”。貞觀十二年（638），孔穎達升遷國子監祭酒，總管“六學”訓導之政令，唐太宗便命孔穎達來主持統一經典章句的義疏。孔穎達與馬嘉運、顏師古、楊士勳、賈公彥、司馬才、王德韶、朱長才、朱子奢等多人，參酌南北經義之歧見，以南學爲主，成《五經義讚》。書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爲高興，下詔褒獎說：“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不過，對《五經義讚》之名，唐太宗不太滿意，於是下詔改爲《五經正義》，並將它交付國子監，作爲試用教材。其卷數記載頗不一致，《貞觀政要》和引《舊唐書·孔穎達傳》作一百八十卷，《舊唐書·儒學傳》和《冊府元龜》作一百七十卷，今一般從前者。

正義解析

　　所謂“正義”，即對五經傳注作疏解，其體例大體上是一致的。先用“正義曰”標目，以總括章節經文義旨，然後各隨經文解釋，以闡發義理。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等標志，對注文進行具體的詮釋。在詮釋經注的同時，或辨章句異同，或解釋詞語，或考證名物禮制，或講明語法修辭等等。這樣，綜合古今，考訂異說，定於一尊，以其義旨符合唐王朝的封建統治需要。《五經正義》所取注疏是：

　　《周易正義》十四卷：主王弼注，其中《系辭》取晉人韓康伯注；

　　《尚書正義》二十卷：主偽孔安國《傳》；

　　《毛詩正義》四十卷：主毛公《傳》、鄭玄《箋》；

　　《禮記正義》七十卷：主鄭玄《注》；

　　《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主杜預《集注》。

編纂過程

　　在注疏編纂過程中，義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論，皆由孔穎達定奪。

 

　　首先，孔穎達在眾多的經書章句中，選擇一家優秀的注釋作爲標准注本，然後對經文注文詳加疏通闡釋。《周易》經注，西漢的梁丘、施、高氏之學，都已亡於西晉，京氏、孟氏流於讖緯災祥，學者不傳。南北朝唯傳鄭玄、王弼易注。鄭氏講爻辰象數，王氏詳玄學義理，相比之下，王注義例明備，“獨冠古今”，故孔穎達《易》用王注。《書經》，歐陽、大小夏侯也都亡於永嘉之亂，南北朝多尊鄭注。東晉梅賾進獻《尚書孔安國傳》，號稱古文，篇章也比鄭注爲多，時人不知其偽，大行於南朝。

     隋代“二劉” 也研習孔傳，孔穎達初本習鄭氏《尚書》，後從劉焯傳孔義，認爲“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尚書正義序》），遂定偽孔傳爲圭臬。《詩經》，齊詩亡於曹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而無傳人，唯毛詩鄭箋，獨行於世。孔穎達正義，《詩》用毛傳鄭箋。《禮》，本有《儀禮》、《周禮》、《禮記》三禮之别，但是《儀禮》、《周禮》爲制度儀文，缺乏義理，亦少文采，《禮記》則事文義理兼具，因此三禮之中獨取《禮記》，注用鄭玄。《春秋》，亦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傳，其中公穀空言說經，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傳》附經。孔穎達曆考漢晉訓貼，大多雜取公穀，爲例不純，唯西晉杜預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尊經重本，“子應乎母，以膠投漆”（《春秋左傳正義序》）。更重要的是杜氏爲《左傳》總結有“五十凡例”，補充了左氏在三傳中義理貧乏之不足，與僅重文字訓詁的各家傳注不可同日而語。見解最高，體例最善，故於眾解，獨取杜氏。

編撰方法

　　《五經正義》的編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經文、注文，接着串講經文大意，然後疏通注文，說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詩經·周南·關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傳說：“窈窕，幽閉也。淑，善；逑，疋也。言後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閉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疋。”鄭箋說：“怨耦曰仇，言後妃之德和諧，則幽閉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後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正義首先串講經文說：“性行和諧者是後妃也。後妃雖悦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後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閉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疋也。以後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傳說。“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窈窕然，故箋言幽閉深宮是也，（毛）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故雲幽閉，言其幽然而閉靜也。颺雄雲‘善心爲窕，言容爲窈’者，非也。逑，疋，《爾雅"釋詁》文，孫炎雲：‘相求之疋’，《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又回後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閉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疋者，美後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以下接着又疏證鄭箋。

　　正義有說有證，層次清楚，釋義分明，繁而有要，齊全周詳。因此，於志寧稱之爲“萬古之儀型，一代之標的”。正義爲了說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賢解說，體大思精，資料至爲豐富。如上引爲釋毛氏傳文，正義引用了《爾雅"釋詁》和颺雄、孫炎之說。在疏證毛傳關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解釋時，甚至引達《爾雅》釋詁、釋鳥、釋水、《五經定本》、俗本《毛詩》等文獻資料，兼及郭璞、陸機、颺雄、許慎、李巡等人之說，還參證《詩經》江有渚、蒹葭、穀風、采蘩等篇中毛傳鄭箋的解釋，反複周致，論證詳明。人們既可以利用它來研習五經，尋求定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經正義》是教科書，是法典；在古書佚散非常嚴重的情況下，人們也可以通過它保存的漢晉經說來窺探漢學風貌，研究兩漢以及魏晉經學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經正義》又是舊說府庫、資料寶藏。由此看來，《五經正義》既作爲標准範本有功於來學，也作爲舊說淵藪有功於前賢。

　　孔穎達所修《五經正義》，不僅僅是前賢經說的材料堆積，而且貫穿了他獨到的經學思想，這集中反映在正義前言和卷首題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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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正義簡述

周易正義

 

孔穎達作品

　　其《周易正義》卷首題辭通過論《易》，闡發了系統的宇宙變化思想。

　　首先，他揭示《易經》主旨在明變化之道，說：“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周易正義卷首》，下同）運動變化存在於天地開辟之際，世間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運動：“自天地開辟，陰陽運行，寒暑送來，日有更出。”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即在於運動，在於“變化之力，換代之功”。“易”之稱即是對運動現象的概括。

　　其次，孔穎達認爲運動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陰陽二氣的消長。聖人作卦，畫“一”爻以象陽，畫“--”爻以象陰；畫八卦爲三爻，象天地人，亦即“三才”，以示運動法則貫穿天地人之中。其曰：“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

　　其三，孔穎達指出《易》經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 象即像，即仿照；爻即效，即效法。作《易》之聖人，“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雲行而施，效四時以生萬物。”簡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規律以生育眾生，長養萬物。

　　其四，主“易兼三義”說。易的基本意義是運動變化，但這隻是易的一個方面。孔穎達從《易緯乾鑿度》說，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簡）也，變易也，不易也。”簡易是說：天地無言，日月星辰布滿天空，光明燦爛，並不繁冗，但在此“不煩不擾，淡泊不失”的背後，蘊藏着無限神機。此即自然規律的客觀性和必然性。變易，指陰陽二氣運行，陰陽作爲無所不在而又對立統一的兩種力量，實際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變化，五行疊代，四時更替，乃至人世之進退榮辱，成敗利鈍，無一不是這一矛盾規律的具體表現。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

　　其五，易包有無。針對儒家崇有、老莊貴無的分歧，孔穎達采納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無”的命題。他說易之三義都是就“有”來說的，簡易、變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運動形式。“然有生於無”，易理中兼有“無”。因此《乾鑿度》說：“有形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見的氣；太初是氣體的開始；太始是形體的開始；太素是品質的開始。氣、形、質未分之時即“渾沌”，渾沌的特征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這就是玄妙無比不可捉摸的“太易”，也就是道家的“無”。可見易理中蘊含有“無”的意義。

　　其六，易道廣大，理備三才。孔穎達爲了神化《易經》，認爲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易》乃聖人法天則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爲了垂教，故有人倫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 不僅有修齊治平（諸如“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的大經大法，以存綱紀；而且還有“度時制宜，作爲網罟，以佃以漁”等具體的利民措施，“以贍民用”。隻要遵循易理，就能使陰陽有序，百物和顺，社會安定，群生和洽，國祚就能傳之無窮。

　　其七，易曆三古，人更三聖。在《周易》作者這個聚訟頗多的問題上，孔穎達綜合諸家，作了總結性結論。他采用《漢書》“人更三聖，世曆三古”的說法，認爲 “伏羲制卦，文王系辭，孔子作十翼。”《系辭》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畫爲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雖具萬物之象，但未盡萬物變通之理，故聖人再“因而重之”，將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於是變化之理燦然明備。《系辭》說：“因而重之，爻（變）在其中矣。”《系辭》又說：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誰有憂患呢？《史記》說了：“文王拘而演周易”，這就是“作易者其有憂患”者。具體說，即是文王作卦辭。有人說爻辭也是文王所作，但是曆考文王身後之事，孔穎達認爲爻辭爲周公所作。《左傳》載，韓宣子觀書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觀《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易》與周公有關，故定爻辭爲周公所作。至於“十翼”，則爲孔子所作。作《易》者，實有四位，而稱“三聖”者，因周公爲文王之子，兼於父子，故曰三聖。孔穎達一言論定，遂成千古公論。

尚書正義

　　其論《尚書》也頗爲典實。首先，他認爲《書經》是先王史料，並不神祕：“《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誥命和史官的記錄，無非歷史文獻資料。他認爲尚書就是以先王言行來垂教後世。他說，《尚書》之中，内容多樣，涉及面廣，有的是帝王設爲教令來統馭群下；有的是臣下敷陳禮樂以規諫君王。有時又宣明威令以嚴肅政紀，有時則布列和顺來調和風雨……其間不乏垂範作用。運用得當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釐就會差之千里。真象樞機關鍵，不可等閑視之。他還論述了《書》的文體，認爲書有典、謨、訓、誥、誓五體，皆各有源起：典漠起於堯舜，誓誥始自湯武：“勳華揖讓而典漠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嘉言懿行，其來遠矣！至於《書》的編者，孔穎達承襲司馬遷之說，定爲孔子。他說孔子生於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卻無適當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講求聖人之道以教化人心，取檔案資料，刪繁就簡，去粗取精，編爲《書經》。時限上“上斷堯舜，下終秦魯，時曆五代，書總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但是，在《尚書》問題上，孔穎達卻犯了采用偽孔傳的錯誤，曆來頗受非議。《尚書》的流傳，最多糾葛。相傳孔子刪書百篇，秦焚書，《尚書》散佚。漢興，濟南伏生憑記憶傳授，僅得29篇。當時以漢隸寫錄，史稱《今文尚書》。

　　西漢流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都是今文。景武之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經，其中有《尚書》，用戰國古文寫成。孔安國以今文校讀，多出16篇，是爲《古文尚書》。當時隻藏於禁中，民間並無傳授，孔安國是否給它作傳也很難說。由於知之者稀，漢成帝時，張霸竟偽造《古文尚書》102篇，號稱“百兩篇”。王莽興古文，立有《古文尚書》博士。東漢頗有傳人，但都隻傳其中與今文相同的29篇。馬融、鄭玄所作《書注》，也限於此。其餘16篇稱《逸書》，因無傳授，漸漸失傳。直到東晉，梅賾獻出號稱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共59篇。經後人考定，其經文有33篇系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舊文，雜糅而成。又蒐羅古訓，配以傳注，托爲孔安國所作。隻要考察一下《尚書》流傳情況，其作偽之蹟就不難發現。特别是傳文有很多作偽的蛛絲馬蹟，出現很多孔安國身後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與孔注《論語》相左，如此之類，隻要稍加考訂便可立知其偽。可是孔穎達根本沒懷疑過它，反而稱讚“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複而不厭，久而愈亮（《尚書正義序》），有跨鄭愈馬，獨步天下之勢！孔穎達將自己素所研習的鄭玄注《尚書》束之高閣，盡棄前學而從偽孔注，舍真取贗，實在難辭其咎！但是，這不是孔穎達一人的過錯，當時整個時代風氣即是如此。

毛詩正義

　　其論《詩經》，曰：“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毛詩正義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頌德、勸人從善之行吟。這些長吟短唱，作之者雖然是自我感情流露，但卻有益於生民教化。對於統治者來說，《詩》還可以觀爲政之得失：“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詩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會的風向標，是政治的雨晴表，觀乎詩即知民情之喜怒哀樂，社會之治亂興衰。所以詩歌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詩歌還可以用於教化，眼務於政治，故聖人於六藝之中，要設詩教。關於詩歌的起源，孔穎達提出性情說。古語有“詩言志”，孔穎達認爲詩歌起源於性情，情動於中，聲發於外，其韻律合乎一定的節奏，這就是詩。由於詩是有感於天地萬物之情而生，詩出於自然，一經產生，詩就有強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動鬼神”，更能諷勵人倫，敦厚風俗。孔穎達認爲，詩理產生很古，因爲性情古已有之，甚至遠至人類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煩碎憂苦之情；鸞鳳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見《詩》理是在開天辟地之初，動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備了的。不過有形的詩歌卻有其誕生的歷史過程。他於是又提出世運產生詩歌之說。認爲上古帝王政務質實，一切從簡，無須諷諭；中古政務繁劇，有失有成，於是有漚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時，有詩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卻不見詩蹟。其後時運每降，凡經三代，故詩逾三千。詩之根本在性情，而詩之產生則在時政。今本《詩經》就是孔子從三千古詩之中，“釐正遺文，得其精華”，選編305篇而成，號稱“詩三百”。

禮記正義

 

孔穎達作品

　　其論《禮記》，曰：“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禮記正義序》，下同）孔穎達認爲，禮的終極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依據則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則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聖又重要。他說：人有喜怒哀樂之志，動靜好惡之心，修養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沖動有所不爲，而修養差的就會受貪欲的驅使而無所不爲了。因此“古先聖人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德義……故乃上法國象（天），下參方載（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可見禮的設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發颺其良善的一面，是維持社會安定、人群和諧的設施。禮之於人，猶堤防之於洪水，韁繩之於烈馬，是一種防範和馴化措施。孔穎達還進一步從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動物的嗜欲現象中，找到了禮義精神的客觀依據，論證禮的產生淵源悠遠。他說：“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雁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來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

　　可見，禮有其客觀必然性。在談禮的功能時，孔穎達綜合舊說，從聲訓的角度訓釋說：“禮，體也，履也，理也。”體是體用之體，即根本法則，統之於心；履即實踐，即體用之用，指禮節儀文指導實踐；理即治，指禮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體地講，《周禮》屬於體，是經邦治國的大經大法；《儀禮》屬於履，是日常生活的行爲准則。也就是文獻所謂“經禮三百（周禮），曲禮三千（儀禮）”。經之與曲，體之與履，一大一小，一簡一繁，各有專主，相輔爲用。至於三禮的作者，孔穎達明確認爲：“周公所制之禮則《周官》（周禮）、《儀和》也。”孔子的功勞，則是在禮壞樂崩的春秋時期“訂禮正樂”。《禮記》則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其中“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禮記》是禮樂原理的理論闡述，無怪乎孔穎達要取它來代表“禮經”了。

春秋左傳正義

　　其論《春秋》，曰：“《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古史職之書。”（《春秋正義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講，不外乎史官記事的史書。然而記事之中有書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貶惡，而褒貶的標准則是禮義，故《春秋》即是禮義原理的具體運用。通過叙事來寓褒貶，通過褒貶來宣傳禮法，這就是《春秋》的主題思想。孔穎達說：春秋之時，“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社會治安，倫理綱常，十分混亂。孔子生逢亂世，心懷大聖，“想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聖人一無所有，隻有將滿腔熱情與憤懑訴諸筆端，著書立說以存其正論。因魯史所記多有得失善惡之行，故依據經法來一一加以繩正，予以褒貶。他的褒貶十分貼切准確，令人信服，“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春秋筆法”，真是威力無比，足以令亂臣贼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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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正義評價

　　《唐會要》（卷77）說：“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170卷，名曰《義讚》，有詔改爲《五經正義》”。考本傳，孔穎達貞觀六年除國子司業，七年與魏征等同修《隋書》，十一年修正禮，十二年官進國子祭酒。可見《五經正義》的編修是在十二年孔穎達做國子祭酒任内。從受詔到成書，前後不過一年，成數十萬字，爲170卷，真是神速！究其原因，舒大剛認爲有二：一是得博學諸儒的通力合作。參加修《周易正義》的有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葉、王琰、於志寧等；修《尚書正義》的有王德昭、李子雲；修《毛詩正義》的有王德昭、齊威等；修《禮記正義》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範義囗、張權等；修《春秋正義》的有穀那律、楊士勳、朱長才等。參修諸人都是當時儒學的第一流人材，博極群書，精通五經。顏師古，是顏之推之後，“少傳家學，博覽群書，尤精訓詁”，曾奉太宗詔考訂五經文字異同，撰《五經定本》，做了經書的文字統一工作；又撰《漢書》注，大重於時，至今仍是研究《漢書》最優秀的古注。司馬才章傳家學，通五經，爲國子助教；王恭精三禮，並私撰《義證》，“甚爲精博”；馬嘉運兼通儒釋二教，“尤善論難”，高宗朝爲國子博士，侍講殿中；穀那律淹貫群書，被褚遂良稱爲“九經庫”；朱子奢少習《左傳》，善屬文，爲中書舍人；楊士勳、賈公彥都是《春秋》、《禮》學專家，楊後來撰有《春秋穀梁傳疏》、賈撰《周禮》《儀禮》二疏，與《五經正義》一並傳爲千古儀則，爲今傳《十三經注疏》之一。其餘諸君也都以學問官至國子、太學、四門學的博士或助教。孔穎達領導的《五經正義》編纂班子，真是英才薈萃，通儒群集，難怪乎成書迅速。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鑒。南北朝時期，儒生依照佛教講疏的形式，對五經作有多種義疏，孔穎達對各家義疏進行比較，選擇優秀底本，再融會眾說、剪裁諸家，摺衷以己意。善於利用前人勞動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自然見效快，成功偉。

　　當時，《周易》江南有義疏十餘家，但都“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周易正義序》），於是孔穎達取其合乎孔子思想，與王弼注並行不悖的說法，著爲正義。《尚書》有蔡大寶、巢猗、費囗、顧彪、劉炫、劉焯《正義》，前面數人多互相因循，義理淺略，唯“二劉”“最爲詳雅”。遂依“二劉”書疏爲本，而刪其狂傲和虛華。《詩經》義疏有全緩、何胤、舒援、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諸家，也是“二劉”詩疏“特爲殊絕”，於是“據以爲本”（《毛詩正義序》），而匡其輕狂，補其疏略。《禮記》有賀循、賀囗、庾蔚、崔靈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優秀，孔穎達乃“據皇氏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正”（《禮記正義序》）。《春秋左傳》義疏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等家，孔穎達認爲：“劉炫於數君之内，實爲翹楚”（《左傳正義序》），故依據劉疏，補以沈氏，若兩家俱失，則申以己見。

　　 除此之外，孔穎達自身的才華、學識和品德也是《五經正義》能夠快速修成的重要條件。劉知幾曾言，良史必有三長：才，學，識。才者，文筆精妙也；學者，史料精熟也；識者，選材精當也。後者加上一個“德”字。德者，品德高尚也。對孔穎達來說，他無疑是一位兼具“才、學、識、德”的博學鴻儒。史稱他“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悟性特佳，極具天“才”。孔穎達出身於有文化教養的家庭，還在少年時代，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傳》，鄭玄所注《尚書》、《禮記》、所箋《毛詩》，王弼注《周易》；於儒經之外，還旁及諸子，兼善曆算之學，更長於屬文，顯然博“學”。在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時，雖有大量前儒義疏可爲依據，但孔穎達選取這些材料，態度極爲嚴謹。除對諸家注疏詳加審定，汰劣取優外，對被選爲底本的義疏，也認真甄别，嚴格筆削，特具獨“識”。在“德”上，《十八學士圖讚》稱讚孔穎達說：“道光列第，風傳闕里。”說他道德修養很高，有當年孔子之風。驗之史蹟，實非虛美之辭。公元627年即位後的李世民改元貞觀，孔穎達以儒業受封曲阜縣男，轉任給事中。給事中乃門下省要職，掌封駁政令，議論得失，孔穎達隨侍皇帝左右，數進忠言。唐太宗嚐問曰：“《論語》雲：‘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孔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疋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内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眾’，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屢遷國子司業，祭酒，掌管一國教育。

　　唐太宗對孔穎達寄以厚望，將儲君的教育委與他，任他爲太子右庶子，與左庶子於志寧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孔穎達兢兢業業，克盡職守。承乾曾令孔穎達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摺？”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無奈太子承乾愛好聲色，漫游無度，不聽勸教；又因太宗偏愛魏王李泰，釀成嫡庶相爭之禍，終被廢黜。其他東宮屬官也多被黜退，唯孔穎達、於志寧等由於平時對承乾犯顏直諫，盡心盡職，太宗對他們獎賞有加，信任如故。貞觀十四年（640），孔穎達爲國子祭酒，太宗親臨國學，擧行祭祀先聖孔子的釋奠大禮。會上，群儒執經宣義，孔穎達主講《孝經》，他聲若洪鍾，口如懸河，義理分明。太宗令群儒發難辯駁，孔穎達“金湯易固，樓雉難攻”；排難解紛，令眾儒師大爲摺服。太宗手詔褒之曰：“洪鍾待扣，扣無不應；幽穀發響，聲無不答。……思湧珠泉，情抽蕙蘭。關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興於茲時！”稱讚他爲“關西孔子”、西漢伏生，與先聖先師並輝齊明，足見孔穎達“德”望之高。

 

　　孔穎達對前輩權威和自己的老師，也決不盲從。劉焯、劉炫，爲孔穎達素所敬仰，他稱讚他們“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無雙。於其所作疏内，特爲殊絕”（《毛詩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賢、穿鑿附會、自立新說的毛病。如劉焯的《尚書》義疏常常故弄玄虛，求險探深，孔穎達批評他們有“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尚書正義序》），就像在平緩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靜止的樹梢上更震狂飄，實在是無益的游戲，反教學者更生疑竇。劉炫的《尚書》義疏依焯疏刪繁就簡，但義理過簡，文辭太華，文勝於質，也不足以作爲後生典範。劉炫的《春秋左傳》義疏，孔穎達在稱讚之餘，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傳正義序》）的弊病，以謂劉疏聰惠辯博無人可比，但是發明義理造詣不高。對於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義疏，孔穎達也都每每指陳疵暇，各論得失。刪修筆削，“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剪其繁蕪，撮其機要”，從而保證了《五經正義》的質量。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書也無盡善盡美之作。盡管《五經正義》已經過通人指責、複審考校，但仍然難免小疵。前人常指責正義的失誤有三：“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皮錫瑞《經學歷史》）曲徇注文，指正義完全以注文之是非爲是非，凡注文所言，必盡量反複爲之疏通證明，有時甚至對錯誤的注解也不加駁證，反而曲爲之說。即所謂“疏不破注”的原則。如《毛詩正義》對《毛傳》與《鄭箋》之異同不加評說，對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斷其是非。《禮記正義》以皇侃、熊安生的疏爲底本，每遇與鄭注相違之處，《正義》便務申鄭說，這就難免有牽強附會、曲從注文之嫌。《春秋左傳正義》也是如此，劉炫曾著文批評杜預注的一些錯誤，對劉炫的駁正，《正義》一概加以否定。這樣，承襲原書的某些錯誤，以訛傳訛，或自相矛盾之處就在所難免了。至於雜引讖文，讖文多爲偽托，義理浮淺，當然不足爲據，如《易》、《書》正義就多引讖文。但這些對於洋洋灑灑數百萬言的《五經正義》來說，畢竟是大純小疵，絲毫無損於《五經正義》統一經學，垂教百世的歷史功績。

　　貞觀十四年(640)，參與編撰義疏的太學博士馬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繁雜，每掎摭之，諸儒亦稱爲允當”(《舊唐書·馬嘉運傳》)。於是，唐太宗下詔“更令詳定”。但次年孔穎達退休，無法再主持修訂工作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孔穎達病逝。終貞觀之世，《五經正義》的修訂未能完成。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下詔儒臣繼續重修。永徽四年(653)三月，書成，仍以孔穎達署名，正式頒行天下，作爲欽定的全國性的教科書。

　　《五經正義》經官方頒定後，便成爲士子習經和科擧考試的統一標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經取士，以此爲准。以科擧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五經正義》顺應科擧考試的需要，革除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之弊，又摺衷南學、北學（偏重南學），形成經義統一的經學，在當時確有不可否認的進步作用和積極影響。《五經正義》的頒行，一掃了東漢以來紛紜矛盾的儒經師說，如今古文學之爭、鄭王學之爭、南北學之爭等，標志着經學史上一統局面的形成，爲古代經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從此以後，士子誦習儒經及應試，必須嚴格以《正義》的義理爲依據，不得另立新論，否則便被視爲異端邪說。在思想、文化、學術領域實行如此專制的一統，其結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學術空氣，阻礙了經學的發展。

　　有唐一代，《五經正義》以五種單行本，分别流傳於世，且五種《正義》與它們所依據的注本也是分開的。至南宋合刻《十三經注疏》時，才開始把《五經正義》及舊注匯合一起。今通行本的《十三經注疏》中之“五經疏”，即取之孔穎達的《五經正義》。被它選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傳至今。更由於它收錄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很多書在後世亡佚，後人全賴此書才得以窺其原貌。因此，《五經正義》對中國封建社會後半期的思想學術和文化，也具有極其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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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詮釋學

　　易卦備天下之象，據其體；備天下之理，據其用易理的無有、道器關係也是體用關係。體、用範疇是孔疏詮《易》的一對重要範疇，孔穎達認爲易理備包有無，形而上者爲道爲無，形而下者爲器爲有，“故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序》）。

　　用此解釋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是《周易正義》的基本内容和方式。孔疏曰：“八卦備天下之象，據其體；備天下之理，據其用。”（卷八）體，即本體、實體之義，用即表現、功用。易卦由陰陽二爻組合而成，其體備天下萬物的剛柔之象，其用備天下萬事之理。例如，釋《巽》卦曰：“巽之爲義以卑顺爲體，以容人爲用。”（卷六）巽卦兩陽居於一陰之上，象地承天之體，象征以卑顺天之象，即“以卑顺爲體”；地承天象，象征地顺從於天，即“以容人爲用”。體用範疇從一個特殊角度反映了易卦中物象與義理的關係。象與理的體用關係展開爲如下三層：

用來於體，有體才有用

　　在八卦及六十四卦的理解與解釋上，漢易主取象，王弼主取義。孔疏既取象又取義，認爲義來於象，有體才有用。在“卷九”說八卦名訓時，用體用範疇釋經卦。如：“乾象天，天體運轉不息，故爲健也。坤，顺也，坤象地，地顺承於天，故爲顺也。”“坎，陷也，坎象水，水處險陷，故爲陷也。”“艮，止也。艮象山，山體靜止，故爲止也。”在這里體用關係實際上有兩方面：從產生上說，有體就有用，體用同時存在，有天之象，就有健之義；有山之象，就有止之義。從人的認識上說，先有體後有用。因爲體爲外象，是人們首先認識到的，一般的認識邏輯是從物體表象再到其特征和性質，才能認識到其功用。漢易見其體而不深入其用，王學見其用而去其體，各執一端，都有片面性。

體以明用，象以明義

　　用來於體，但體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周易》取象目的在於揭示、表示義理。“夫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喻也。”（卷一）好似《詩經》的比喻，喻體是象，主體才是人事義理。但主體又不能離開喻體，義理必須通過物象才能得以體現。“易備知來往之事，莫不假象知之。”（卷九）假，即假借。取象是爲了明義，這就抓住了《周易》取象的本質特征和意義。卦之物象有自然之象和人事之象的區分，取象明義包括兩條途徑：以物象而明人事，或取天地陰陽之象（純陰純陽）以明義者，或取萬物雜象（陰陽混雜）以明義，例子前面已有；直以人事明義，孔疏認爲易卦六爻中三、四爻象征人之位，都可以人事明其象，如《乾》之九三、九四。也有許多卦、爻辭直以人事明義，如《損》卦，“君子以法此損道，以懲止忿怒，窒塞情欲”，孔疏釋《益》卦六四爻辭曰：“用此道以依人而遷國者，人無不納，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也。……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之義也。”（卷四）

 

        孔疏認爲從卦象中得出義理有兩種情形：《象傳》所述多數卦都是從上下卦象的關係中取義。如：“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颺善，顺天休命。”（卷二）“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卷五）等等。另一種情形是直取卦名所含之義。如《訟》卦，乾上坎下，《象傳》雲“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這里所說人事之義，不取上下卦體之象，而是直接從卦名中取其義，訟即爭訟，君子要防止爭訟之事的出現，應“謀始”不讓人們起爭奪之心。

體用一如，互相化裁

　　《周易》每一卦都有多種象，其義卻一，多體有一用。《說卦傳》匯集了八經卦各種物象的表征，各象之義都是相同的。如巽爲入義，取象則多樣：“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發，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一卦多象，究竟取何象更爲合適，孔疏認爲可以“義理”化裁。如需卦坎上乾下，坎可取險象，可取雨象，還可取雲象。《象傳》曰：“雲上於天，需。”對此，孔疏詮釋爲，“今不取險雨者，此象不假險難之義也，故不雲險也。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須待之意，故不雲雨也。”而且，《象傳》取“雲上於天”之象，而不是“天上有雲”，是因爲“若是天上有雲，無以見欲雨之義”，“言雲上於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卷二）。可見卦之義決定了《需》卦的取象，起了“化裁”的作用。表明象數與義理體用一如，相互發明。

 

        魏晉玄學使體用真正具有哲學範疇的意義。王弼以體用規定無有，韓康伯加以發展，主張體用不二，郭象提出質用範疇。唐代佛、道論體用，儒家亦論體用。孔穎達繼承並改造了王弼等人的體用觀，以體用喻象數與義理，喻道器、無有、形而上形而下。既是對體用範疇的豐富和發展，又是以新的視角對易學詮釋學的推進與貢獻。

編輯本段

人物評價

 

孔穎達墓

　　孔穎達在經學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詔編纂《五經正義》，爲經學的統一和漢學的總結做出卓越貢獻。如前所說，中國儒學從西漢開始便流派眾多，師說不一。當時《詩》分齊、魯、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其中《禮記》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穀二傳，公羊又有顏、嚴之學。經學史上稱這些分歧爲“師法”。後來經師又在師法的旗號下更生異說，於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種專家之說。就像樹幹分枝，校又分枝，枝葉繁茂，漸失根本，經義難明。故有“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之歎”。後來古文暢興，糾葛更生。《詩》有毛傳與齊魯韓爭雄，《易》有高費與施孟爭勝，《春秋》有左傳異軍突起，《禮》又出現《周禮》與分高低，《書》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間經本有無，卷國殘全。文字今古，師說歧異，種種分歧，更擾得經學講壇迷霧重重。企圖解決經學分歧的統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