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水崙戰役[編輯]

 
 

分水崙戰役,又名分水崙大捷[1],為1895年乙未戰爭中發生於今台北縣三峽鎮分水崙的一場戰役,日軍近衛師團坊城後章少佐率軍894名沿土地公坑溪谷欲前往大嵙崁(今桃園縣大溪鎮)支援時,遭到三角湧義勇軍包圍伏擊。經兩晝夜血戰後,日軍死傷達數百人。

 

 

背景[編輯]

1895年4月,廷因甲午戰爭戰敗,簽下了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為圖自救,台灣官員與士紳推動成立台灣民主國。同年5月29日,日軍近衛師團登陸澳底,爆發乙未戰爭。6月11日,日軍進駐台北。6月下旬,日軍在推進至桃園新竹的過程中,遭遇以胡嘉猷吳湯興姜紹祖徐驤為首的客籍民勇伏擊,勢力稍挫。

過程[編輯]

7月10日,近衛師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命令山根信成少將率領一部分台北地區的部隊於12日出發,從大嵙崁溪兩岸及兵站線,分三路前進,預定三日後在龍潭坡會合,再前進到達新竹支援。山根信成少將接獲命令後,派遣步兵第三聯隊第二大隊(隊長為少佐坊城後章伯爵),配置一個工兵小隊,沿大嵙崁溪前進。坊城隊於7月12日自台北出發,當晚宿營於三角湧[2]

7月13日凌晨4時半,日軍坊城後章少佐率軍894名沿土地公坑溪谷欲前往大嵙崁。7時10分,在分水崙附近遭到三角湧義勇軍利用土地公坑溪谷狹長地形(長約3公里,寬約150公尺,深約200公尺),進行袋形戰術圍擊。江國輝率眾於分水崙攔截,蘇力將主力集中於谷地出口圍困日軍,日軍因陣線拉長而前後無法顧及,後來由居民羅金率四名日軍化裝成乞丐逃出求援」[3]

7月16日下午二時,支隊本隊山根信成少將率援軍趕到大嵙崁,三角湧義勇軍因後方(即大嵙崁)被日軍襲擊,義勇軍便撤退回大嵙崁,包圍陣勢被破,坊城後章率隊脫困,與山根信成支隊會合。此役日軍死傷數百人,而義軍僅傷亡數十人,史稱「分水崙戰役」[4]

7月19日,山根信成少將獲令率隊於台北前去,自枋橋土城大嵙崁三角湧沿路進行無差別掃蕩[3]

影響與評價[編輯]

乙未戰爭中,「分水崙戰役」是日軍入主台北城後,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役。而在稍早發生,且較快結束的「隆恩埔戰役」中,日軍水路運送隊幾乎全隊覆滅,僅有4名兵卒倖免脫逃[5]。此兩役可謂讓日本人知道台灣人民抗日決心的決定性戰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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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山事件[編輯]

 
 
犯人都井睦雄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津山事件
假名 つやまじけん
平文式羅馬字 Tsuyama Jiken

津山事件或稱為津山三十人屠殺事件,是於1938年5月21日凌晨,於日本岡山縣苫田郡西加茂村大字行重(現在的津山市加茂町行重)貝尾及坂本兩個部落的大量殺人事件。本事件中含自殺的犯人共有31人死亡,另有3人輕重傷。

這件屠殺事件一般稱為津山事件,這是為了稱呼上的方便,便以附近高知名度的中心都市之名冠上;正確來說,該事件應該是發生於津山市外的西加茂村。但是因為後來市町村合併的緣故,現在又劃歸津山市內。另外也有以人以犯人的名字稱為都井睦雄事件,犯人犯行時僅22歲。

 


案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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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都井睦雄
假名 とい むつお
平文式羅馬字 Toi Mutsuo

犯人都井睦雄於1917年出生於岡山縣苫田郡新加茂町大字倉見,父母很早就死於肺結核,於是都井和姊姊都由祖母撫養長大。6歲時他們一家(包含祖母、都井的姊姊和都井本人,戶長是登記為都井)遷回祖母的故鄉貝尾部落。

都井家因為有著一定程度的資產,配合下田工作因此生活過得較為寬裕。都井的祖母因為本人的身體不好,因此屢次要求都井要在家裡面,因此都井比別人晚一年進入尋常小學校(當時的舊制學制中,相當於現在小學階段)接受義務教育。進入學校後亦屢次因故缺席,不過都井本身的成績還算不錯,因此級任老師希望他進入當時舊制的中學就讀;但是因為祖母反對,因此沒有繼續唸下去。

都井從尋常小學校畢業之後,不久即得到胸膜炎因此被醫生禁止下田,所以每天閒散度日。肋膜病狀不久旋即改善,因此都井進入補習學校(即後來的青年學校)就讀;但是從姊姊結婚之後開始,他漸漸對於學業失去興趣,每天關在家裡面也不和同儕來往。此時他重寫了適合給兒童看的小說,唸給附近的孩子聽,因而受到孩子們的歡迎。另外,都井和附近的女性們關係,如同當時這地區的「風俗」,有著不少私通的情形發生。

都井在發生事件的前年(1937年)接受徵兵檢查的時候,因為結核的理由被判定為體位丙種合格(實際上代表不合格);當時女性有非常崇尚甲種體位男子的風潮,從這時開始,之前和都井私通的女性們,都以都井的體位丙等,還有結核病等理由,拒絕和他繼續維持關係。

同年,都井取得狩獵執照,在津山購買了二連發獵槍,翌年1938年神戶售出,並且購買對猛獸用的12號口徑(18.1公釐)5連發的白朗寧獵槍,每天入山練習射擊,晚上拿著獵槍在村子裡面徘徊,讓附近的鄰居感到不安。關於購買槍的動機有許多說法,有種說法是:最初購買獵槍是因為不想去求愛之際被拒絕,而不是要襲擊村人;另外有種說法是:獵槍是因為都井沒有被徵召,而曾被村人迫害,買獵槍用來防身用等看法(但是之後換購猛獸用獵槍的時候,都井用了自己房子和土地作擔保去借款,開始籌劃犯案)。某天,都井為了治療祖母的病,因此把藥放到味噌湯時被祖母目擊,因此以「要被孫子毒殺」的理由鬧到警察那邊,後來警察搜索房子的時候將獵槍、日本刀、短刀還有匕首等全數沒收,狩獵執照也被吊銷。

因這件事情失去全部凶器的都井,經由友人的管道再次取得獵槍,並從刀劍收藏家那邊取得日本刀等方法再次收集武器。接著選擇在1938年5月21日深夜犯案;這天是曾和都井發生過親密關係,後來離開他前往其他村莊嫁作人婦的兩名女性回鄉省親的日子。都井原本對這兩名女性就有強烈的敵意和殺意,都井之前可能是調查過,也可能是不巧聽聞兩人返鄉的日子,於是就決定在那天犯案。

案發經過[編輯]

從發生事情的前幾天起,都井就開始寫長篇的遺書給姊姊等數人;另騎著腳踏車到隔壁村鎮的加茂町派出所,計算居民們逃走求救所要的時間(當時西加茂派出所的巡佐因出征而缺員)。都井給姊姊的遺書中請求她「好好治病,請在世界上好好的活下去」。

1938年5月20日下午4點左右,都井以騎著自行車對觀察要作案的住宅來回仔細地「預習」著。下午5點左右,都井爬上電線桿將電線切斷,使貝尾部落全面停電;村民對於停電並不疑有他,因此並沒有去通報相關單位。

1938年5月21日凌晨1點40分左右,都井開始行動。都井穿著立領學生制服打著綁腿,穿著稱為「地下足袋」的二指膠鞋,頭上用頭巾捲起來兩邊各綁著一個小型手電筒,用繩子將自行車用的車燈從頭上垂吊到胸前,腰上綁著一把日本刀和兩把匕首,手持改造的九連發白朗寧獵槍,口袋裡面塞滿100發子彈,身上還側背著裝滿100發子彈的布包,展開一個半小時的屠殺。

最初都井將自家中熟睡的祖母的頭用斧頭砍下,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之間,附近的居民們一個個被改造獵槍和日本刀給殺害。根據倖存者的證言,都井作案的時候相當冷靜,對於原本就懷有恨意又向他求饒的老婦人,說出「本來我跟妳無冤無仇,但是搶走我的結婚對象,不得不殺妳」之後以獵槍射殺讓她身負重傷(之後死亡);而對沒有說他壞話的老人,則只是凝視著他並且放過他一馬。來到某一家,主人向他求饒道「我們絕對不會向外通報,請放過我們吧!」時,都井回答「你們還真是愛惜性命啊。好,就放過你們吧」而逕自離開。

這次事件的被害者,共有死者30人(立即死亡28人,傷重不治2人),輕重傷3人,其中五名死者未滿16歲。都井一共侵入11間民宅,其中三家被滅門,四家有一人倖存。其他被侵入民宅的倖存者,除了2人原本不在之外,其他的都是聽到槍聲和怒罵聲後立刻逃亡和躲藏而得救。

約一個半小時的屠殺後,都井為了遺書的事情而來到隔壁樽井部落借紙和筆;那戶人家被都井的模樣給嚇得不知如何反應。都井看到這家人的小孩曾經聽他說過故事,因此向這孩子借到筆紙後,告訴小孩「好好用功讀書,以後做出事業來」。之後,都井登上約3.5公里外的仙之城山山頂,寫下追加的遺書之後以獵槍自殺。

都井的遺體最後在隔天早上的搜山行動中被發現,估計死亡時間是早上五點,遺體旁有追加的遺書之外,在都井自宅中也找到兩份遺書。

案發之後[編輯]

都井在遺書中表示,決定該日犯案的理由是曾經和都井有過關係,但嫁去別家的女性回來省親的緣故。但是當都井踏入該女性的老家的時候,該女性因為逃出而得救;收容那女性的那家的家人,卻因此慘遭屠殺。此外還有要殺的人已經搬走、因為其他人的妨礙而無法殺到目標等情形,都井在遺書中對此有所反省。此外,關於一開始就殺害祖母的原因,都井在遺書中解釋為「讓她活下來之後面對一切的話也太可憐了」。

津山事件是前所未聞的慘劇,因此在廣播報紙大眾媒體的播報下轟動整個社會,部分資料記述當時因為正值中日戰爭,因此有報導管制的情形,但是實際上並未如此。

這件事情對於貝尾部落影響頗大,如同前述有一家遭滅門、或是失去大多數的親人的情況,部落中大多以務農為業因此生活變得更加困苦。另外都井的親戚一家因為沒有受到傷害,因此被懷疑之前就知道都井的計畫,幾乎受到被村人絕交(村八分)的待遇。即使到了現在,這起事件在當地仍然被視為禁忌,例如在1975年發行的加茂町史中,對於這事件只用「發生都井睦雄事件」一句話帶過。

當時的知識份子間對於警察的取締不嚴有強烈的批判,其中也有指出這事件和1913年德國發生的「華格納槍擊案」類似,希望將都井作為醫學上的研究對象,因此也有對於都井自殺感到相當惋惜的說法。

事件之後,由於都井在警察調查之前就已經死亡,另外被害者數量相當多的緣故,倖存下來的人幾乎又都是某位受害者的親戚,因此大多將全部的過錯全部推給都井。此外因為都井死亡而傳言和都井有染的女性,都受到當事人否定又死無對證,因此這件事件中,有許多無法證實的部份。

案發現場的現況[編輯]

發生事件的貝尾部落,是周邊部落中最接近山邊的部份。從津山市驅車前往的話,要經由行重地區才能抵達位於東南邊的坂元部落。接下來再往深處前進,途中會看到一個上面書寫著貝尾的藍色小看板,這邊就是發生案件的現場。

這看板後道路分岔為兩條,右邊往貝尾部落的中心部,左邊則通往貝尾部落的集會所。不管是哪條路,通過了貝尾部落之後,都是車輛無法通行的山道。回到道路分岔的地方,往右前進和一條往左轉的小路交匯處,這邊就是貝尾部落的中心地區(在那個路口往左轉,一樣會通往集會所);案發現場就是在這個路口附近的許多間住家內。這附近有個長久以來使用的墓地,裡面有許多的墓碑刻著逝世於昭和13年5月21日,就能得知是亡於津山事件的被害者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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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大屠殺[編輯]

 
 

雲林大屠殺台灣日治時期初期所發生的一件屠殺事件,至於犧牲人數,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指出有6000人被日軍殺害[1],當時的雲林支廳主記今村平藏的日誌《雲煙瘴雨日誌》則記載一萬餘人[2],近人劉枝萬則推估有三萬人[3]被日軍殺害。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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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台灣總督府4月1日起結束軍政進入民政時期,為了掃蕩柯鐵等人的抗日事件,於是進駐斗六街,4月12日,島田少佐進剿簡義於雲林橫路庄,簡義逃逸,島田「收兵,集合於北方曠地,斬殺俘虜」。

鐵國山等抗日份子因此感到憤慨,乃以內山大坪頂(今南投鹿谷)為根據地,於是率領六千多人偷襲日軍。6月14日,雲林守備中村道明中尉率兵20餘人進窺大坪頂。今村平藏以兵員短少又不諳地形「惟恐後悔莫及」為由勸阻,中村不從,輕率前往,遇伏,陣亡過半。第二天日軍為了報復,到處焚燒民宅並蓄意殺人,日軍第二旅團在六月以台中一團進攻雲林,雲林支廳長松村雄之進稱:「雲林轄下無良民」[4][5],6月20日至23日集結重兵,把村莊皆稱做匪窖全加以焚燬,事件七天中,四處無人性的報復屠殺,婦女幼兒也在殘殺之列,縱火民房4925戶[4][5],使日本政府被國際媒體抨擊。

反應[編輯]

雲林大屠殺發生後,台灣的洋人、傳教士陸續投書香港、日本、英國各大報,7月4日於《中國通訊報》(China Mail)和《香港日報》(Hong Kong Daily Press)刊登。7月14日報導:「日本人正採取殲滅所有台灣人的策略……台灣人的收穫破壞、家園燒毀,祖先墳墓挖掘、婦女遭凌辱,憤怒到極點……」。8月25日《泰晤士報》:「日本士兵暴戾侮慢之程度令人咋舌……肆無忌憚地殺人放火……老幼婦女皆不能免……野蠻且苛酷之東方新強國。」。8月22日之《蘇格蘭人報》:「日本之政略,似乎在於將全島居民都趕出去。」。

國際社會向日本施壓,日本政府向台灣總督府施壓,台灣總督虛與委蛇。桂太郎總督在日本知悉事態,8月7日電報命令儘速進行失職官員之懲處。台灣總督府在8月28日上報給日本中央監督總督府業務的拓殖務大臣,指出松村雄之進支廳長原本即有不能讓軍隊不分好壞殘害人民的責任,報請拓殖務大臣上奏免松村支廳長官職及繳還勳章、位階證明書。拓殖務省也很快在8月29日發文送交主管人事獎懲的賞勳局。9月2日松村雄之進正式被撤職,並且被要求繳還勳章、敘位證明書,離開臺灣。

1896年11月14日,台灣總督乃木希典訓令「各混成旅團長、憲兵隊司令官」,嚴禁燒夷良民家屋,但是「若戰術上有其必要,述明理由報告」即可。1897年3月27日,乃木希典去函拓殖務大臣,以松村雄之進早年治臺有功,請辦理敘松村氏為從七位位階的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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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安[編輯]

 
 
福康安
福康安
福康安
富察氏
福康安
封爵 三等嘉勇男→一等嘉勇侯→一等嘉勇公→忠銳公→嘉勇郡王
出生 乾隆十八年 (1753年)
逝世 乾隆六十年(1795年)
諡號 文襄
 
 
 

福康安( 滿語ᡶᡠᠺᠠᠩᡤᠠᠨ穆麟德fuk'anggan[參 1];1753年-1796年),瑤林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清高宗孝賢皇后侄,大學士傅恆子,傳為高宗私生子。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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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福康安承襲雲騎尉,四年後任御前侍衛。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任職戶部侍郎,不久遷滿洲鑲黃旗副都統,受命趕赴四川軍中任平叛將領。次年福康安抵達軍營後,被阿桂授為為領隊大臣。後以作戰勇敢、治軍有方而為朝野矚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平定金川後,封爵三等嘉勇男,授職戶部左侍郎,不久調任蒙古鑲白旗都統。

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期間(1777年至1780年),福康安先後出任吉林將軍奉天將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後歷任雲貴(雲南貴州)、四川、陝甘(陝西甘肅)、閩浙(福建浙江)、兩廣(廣西廣東)總督。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從阿桂用兵金川,事後即任封疆大吏。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再從阿桂鎮壓甘肅回民起事,破石峰堡,封爵一等嘉勇侯。1787年(乾隆52年),乾隆命他同海蘭察台灣平定林爽文事件。同年年末,他率軍從福建渡海,以解救被叛軍包圍的清軍。亂事被平息後,論功行賞,福康安晉封為一等嘉勇公。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廓爾喀軍隊侵入西藏,意圖搶掠遍布各地的喇嘛廟內的財富,但被當時的駐藏大臣巴忠鄂輝勸說撤回。然而,他們並未罷休。第二年以更大規模入侵,幾乎沒有遇到當地藏兵或者駐守清軍的抵抗,因而得以大肆搶掠。達賴喇嘛逃往尼泊爾,向乾隆求救,請求援助收復失土,乾隆聞訊大為震怒,命福康安偕參贊大臣海蘭察率軍反擊。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軍到達西藏,連戰連捷,將廓爾喀軍隊驅回喜馬拉雅山南麓,甚至還反攻到廓爾喀首都陽布(加德滿都)外二十公里的熱索橋(但在此受伏擊),迫使廓爾喀乞和。按照福康安提出的條件議和,廓爾喀每五年到北京朝貢一次。作為對這次戰功的褒獎,福康安被任命為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加封一等輕騎都尉世職,並讓他的兒子德麟承襲。乾隆還聲稱,假若福康安把廓爾喀徹底征服,就封他為王。他雖未獲此殊封,仍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加封忠銳嘉勇公。

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三月間,清政府調遣雲貴總督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湖廣總督福寧率領七省兵力十餘萬人,分路鎮壓。八月,聚集在平隴的起義軍推吳八月為苗王,石柳鄧、石三保為將軍。福康安、和琳採用剿撫並用的措施。九月,吳半生被俘獲。十二月,吳八月被俘。初戰告捷,乾隆皇帝破格封福康安為貝子,他是第一個宗室之外,活著被封為如此顯爵的人。

由於長途跋涉和緊張作戰,福康安病倒在軍中,但他仍繼續督戰,終因積勞成疾,於乾隆六十年(1795年)五月,病逝軍中,贈諡號「文襄」,追贈嘉勇郡王,配享太廟。

不過,後來的嘉慶皇帝並未像其父親那般褒獎福康安,多次追加譴責他在軍中揮霍無度。嘉慶十三年(1808年)嘉慶帝將其子由世襲貝勒降為貝子。

相關文學影視作品[編輯]

金庸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飛狐外傳》以及根據這些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中有福康安一角,然故事情節為虛構。

瓊瑤的《還珠格格》系列中配角福爾泰原型即福康安。

清代民族英雄福康安
 
 
 
 
  十八世紀中葉,在中國清朝乾隆時代出了一個偉大的文武雙梟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福康安。十五歲時爲乾隆身邊五品帶刀待衛,在英武殿行走,二十二歲金川之戰穫圖形紫光閣第十三。三十九歲官至兵部尚書從一品,穫天下頒召圖形紫光閣第三,他出於國戚而封爲皇家貝子,逝世前年僅四十二歲。生極顯貴,死盡殊榮。一生有二十多個禦詞碑讚,三次圖形紫光閣。是他——四十天火速趕到西藏,將英國人訓練的廓爾喀“巴圖魯—勇士”打得屁滾尿流,附首稱臣。是他——創建了中國清軍高原第一支特種部隊,這支國家正規軍後來參加了五次抗擊英軍的戰役,悲壯激烈!值得感興趣的是,這種有别於“八旗”和“綠營”的代本軍制,直至文革中期才從人民解放軍中撤銷建制;是他——對英國軍事使團的洋火器不屑一顧,敢說“不”字,令馬嗄爾尼敬畏三分,直至四十八年後,伊尼沙白女王對是否發動侵華作戰倘有餘悸,最後眾議院以微弱多數通過對華作戰議案,且舍近求遠,把突破口選在中國沿海;是他——凌遲處死貪腐高官兩廣總兵柴大紀、腰斬成都將軍成德、剝黄正法濟仲喇嘛,他一生征戰數百次,殺敵無數……他的名字是乾隆賜的,他的妻子是漢族而且是乾隆賜於並主婚。福康安是滿族高官中唯一精通蒙、滿、藏、漢四種語言文字的人,尤詩文精道。

  一、福康安的家庭社會背景

  福康安出生在名門大族、富貴世家、軍功顯赫的貴族家庭,爲將門之後。他的曾祖父是米思翰,康熙親政初期的戶部尚書。是少數支持康熙決定平定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滿族貴族之一。他的祖父是李榮保,曾任察哈爾總管。真正使福康安家族到達飛黄騰達的是他的父親傅恒這一代,富察氏家族出了位皇后,孝賢皇后是乾隆的結發夫妻,這使富察氏家族步入了鼎盛階段。

  福康安的父親是傅恒,生於1715年,病故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7月),傅恒本人也因其姐姐是皇后這層關係得到重用,短短幾年便由一名普通的侍衛親軍迅速擢升至内務府總管。而且福康安家族連續四代侍奉皇帝,富察氏也因此成爲清代惟一的侍衛世家。傅恒深受乾隆皇帝信任,曆任軍機處首輔大學士達二十年之久。傅恒爲什麼受到乾隆的寵信,有一半要歸諦爲他相當顯赫的社會關係。其姐姐是乾隆十分敬重、寵愛的第一位皇后。因此乾隆皇帝是福康安的姑爺,孝賢皇后是他的姑姑。(富察氏皇后死後被諡爲孝賢皇后)。傅恒本人也因其姐姐是皇后這層關係得到重用。但傅恒與其他坐吃山空的紈絝子弟不同,傅恒秉承了家族低調謹慎的政治作風,不露鋒芒,用實力軍功穫取皇帝的寵信與重用。傅恒26歲時任戶部尚書,此後數十年,一直作爲朝廷大

  將多次奉旨出征,參加了大小金川戰役、平定准葛爾叛亂、抵禦緬甸入侵。傅恒在對緬甸三年苦戰中染熱帶疾病身亡。他死後乾隆帝萬分悲痛,曾親自到府致祭,並下令按宗室鎮國公治喪,入祀宗祠。乾隆甚至還專門寫了篇《懷舊詩》稱讚傅恒爲大清社稷之臣。《清高宗禦詩四集》卷五十八,《懷舊詩·五閣臣·故大學士忠勇公傅恒》

  福康安的伯父叫傅清,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都統銜的身份奉命駐藏。他爲平定擁兵自重,妄圖分裂西藏的叛國分子珠爾墨特·那木劄勒郡王發動的叛亂,而壯烈殉職。有關傅清和駐西藏大臣紀山的業績和被害經過,《駐藏大臣考》,《衛藏通志》中均有記載,而現存西藏拉薩市龍王潭的《雙忠祠碑文》悼祭(漢文)。作者便是福康安。

  福康安的母親是那拉氏(漢姓李棠—又名棠兒,病故於1793年4月)。她與傅恒生有四個兒子。福康安排行老三,大哥福靈安,二哥福隆安,四弟福長安。大哥福靈安穫雲騎尉世職,曾任總兵、副都統;二哥福隆安被乾隆招爲附馬,傅恒去逝後,由於他娶的是公主格格,承襲其父一等忠勇公的名份。四弟福長安擔任過正黄旗滿洲副都統。福康安的名份雖然不及兩位兄長,但是他的名字是乾隆所賜,富察氏家中唯獨他自幼在乾隆身邊長大,他少時機警過人,文武雙全,乾隆視其已出,倍受乾隆青睞。

  福康安的夫人叫李英,是位漢族女子,她是漢八旗綠營(以漢族回族爲主的部隊)兩廣總兵李詩堯的女兒。福康安的婚娶由乾隆賜予。他與李英生有一個兒子叫德麟 。

  《清史稿·正史列傳一百一十七福康安》中記載:“福康安,字瑤林,號敬齋,姓富察氏,滿洲鑲黄旗人。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之第三子也”。福康安出身於這樣顯貴的家庭,但他不是坐享顯赫出身的庇蔭,而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從乾隆三十二年(1767)13歲世襲一個最低的恩騎尉世職(五品)三等侍衛開始,不斷進取,盡心盡職擔當藍翎侍衛,16歲後升遷爲頭等雲騎尉(正三品)侍衛。乾隆三十六年(1771)17歲,被提拔爲戶部侍郎,鑲藍旗蒙古副都統。但祖上的功蔭畢竟不能取代自己努力掙來的功名,乾隆三十八年,年僅19歲擢升鑲黄旗滿洲副都統(正二品)。被乾隆派往平定金川,隨定邊將軍溫福南征,因其戰功卓着被升爲内大臣,並穫“嘉勇巴圖魯”(勇士)稱號。乾隆五十一年冬,32歲的福康安奉命渡台作戰。這一年台灣爆發了林爽文爲首的天地會反清複明暴動,官軍屢戰屢敗,乾隆命令福康安爲大將軍,海蘭察爲參贊進行鎮壓。他調度有方,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將暴動平息下去。乾隆進封福康安爲一等嘉勇公。

  乾隆五十七年39歲的福康安被乾隆親自點名,奉命爲平定廓爾喀戰役的主帥,委以這場戰役的總指揮,海蘭察爲參贊大臣,令禦前待衛墨爾根保,英貴二人爲福兒貼身副將,視其禦駕親征,平定廓爾喀(尼泊爾)叛亂後,穫天下頒召殊榮。穫圖形紫光閣第三。嘉慶元年(1796年) 病故在鎮壓貴州苗民的戰場上,逝年42歲。欲知福康安生於何時?究竟是不是乾隆所生?請看下文——福康安的身世之迷。(待續·本文摘自廖立着《中國藏軍》一書送審稿)

福康安紀功碑[編輯]

 
 
 
嘉義公園內的福康安紀功碑

福康安紀功碑是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為表彰欽差大臣福康安林爽文事件中率軍解諸羅縣城之圍的功蹟而乾隆帝御筆寫成的碑文[1],現存於嘉義公園內,為票選嘉義市歷史建築十景之一[2]

該石碑本身與贔屭碑座均是在福建廈門所造,但運到臺灣府城時贔屭掉入港道中,遂用砂岩仿造,放於縣城東門附近的福康安生祠內。後來石碑在1906年梅山地震後移到今新榮路三商百貨附近,之後再移到嘉義公園內存放[1]

而落入水中的贔屭在1911年時被發現,傳說有靈性而被供奉在臺南南廠代天府保安宮內,其背上原本用來安放碑文的凹槽內有水,傳說可治眼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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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大獅[編輯]

 
 
簡大獅
Kán Tuā-Sai
Flag of Formosa 1895.svg

國家/地區 臺灣民主國
效忠於 臺灣民主國
種類 軍隊家族
參與戰役 乙未戰爭

大獅(1870年-1900年3月29日),名忠誥,號大獅台灣台北滬尾(今日新北市淡水區)人,祖籍福建省漳州南靖縣梅林坎下[1](較新的研究報告指出,簡大獅曾自言本籍宜蘭十六坎人)[2]台灣日治時期早期的抗日領袖。簡大獅與柯鐵虎林少貓被並稱為「抗日三猛」[3]。因一再抗日,後被台灣總督府處決於台北[4]。有關簡大獅的早期資料在正史少見,多見於文學散文。[5]

  

生平[編輯]

本名簡忠誥,年輕時回南靖掃墓祭祖,並在當地練習武術,卻因與人比賽,遂將宗祠門口的石獅子舉起來繞行鄉里,眾人稱他「氣力過石」,於是為簡取為「大獅」,從此以簡大獅三字知名。後返台,在滬尾開設武館。 [1]

甲午戰爭清朝敗於日本,簽立馬關條約臺灣割讓。1895年台灣日治時期開始,簡大獅起事,他先率眾在大屯山山區一帶抗日。參加二次圍攻台北城的行動,明治31年(1898年)9月歸順台灣總督府,不久後受不了日軍橫暴又率眾繼續抗日,卻因事出倉促被日軍擊敗。簡大獅走投無路下,於明治32年(1899年)時偷渡福建廈門日本政府惟恐簡大獅回台作對,要求清廷交出簡大獅。[4]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明治33年),清廷應日方要求將簡大獅逮捕。簡大獅得知將受日本人審判時,在獄中寫陳情表:「我簡大獅,係台灣清國之民。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畀日人,日人無禮,屢次至某家尋釁,且被姦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與母死之,一家十餘口僅存子侄數人,又被殺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眾萬餘以與日人為難。然仇者皆係日人,並未毒及清人;故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則應目我為義民。況自台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人敢出首創義;惟我一介小民,猶能聚眾萬餘,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去年大勢既敗,逃竄至漳,猶是歸化清朝,願為子民。漳州道、府既為清朝官員,理應保護清朝百姓。然今事已至此,空言無補!惟望開恩,將予杖斃,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表其寧願被清朝處死之願[6][7]。但是,清官仍將簡大獅交給日兵帶回台灣處死[8],1900年3月29日在台北被處決。[4]

紀念[編輯]

簡大獅處刑後,許多人為其悲傷,進士錢振鍠賦詩輓之:「痛絕英雄瀝血時,海潮山湧泣蛟螭,他年國史傳忠義,莫忘臺灣簡大獅。」[9]

 

 

簡大獅抗日卻被中國出賣


 台灣四百年史可以說是一部被中國嫌棄、遺棄、割讓、出賣的慘痛歷史,但是,台灣人從來就沒有覺醒過,一直都是在認同、尋根、投懷送抱中,反覆著歷史的悲劇。

 1900年3月22日,遭日本的台灣總督府處死的抗日義士簡大獅,就是這種悲劇的典型人物之一,他且是台灣史上第一位因為向中國請求庇護,反而被中國出賣給殖民統治政府的可悲台灣人。

 簡大獅出身於宜蘭,早年經商不順,在中國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前不久,進入綠林成為著名的俠勇。在日軍登陸台灣的時候,率部眾勇敢對抗。

 初役出師不利,被日軍打敗,便以大屯山為根據地,出沒流竄於淡水、士林一帶,一度企圖進攻淡水,卻因實力不足而沒有成功,後來只好與盧錦春領導的抗日軍合流,共同以金包里、淡水、士林等地為勢力範圍。

 他參與的較大規模的抗日戰役,是在1897年5月8日。那一天是日本總督府按照馬關條約讓台灣人決定去留的最後期限,北部著名的抗日軍領袖陳秋菊等人決定讓日本人漏氣一下,簡大獅受邀率部眾參與。

 這次聯合進攻台北城的行動,由於組織協調沒有做好,跟日本軍在大稻埕進行正面戰後,始終打不進城內,被迫撤退。

 1898年8月,盧錦春向台灣總督府投降,簡大獅勢單力孤,也在8月23日率部眾向台北縣知事村上義雄提出投降請願書,9月10日正式歸順。

 歸順後,總督府讓他們承包士林通包金里的道路工程,但簡大獅過了一段時間後,仍祕密構築要塞、備置武器,參事官石塚英藏對他起疑,於是,他在詹番、徐祿等人的贊助下,在1898年12月1日再度舉事抗日。

 此時,後藤民政長官再度派遣使者要與簡大獅談判,簡大獅開槍將使者趕走,總督府因而派出北山討伐隊進攻,12月11日,雙方激戰了半天,簡大獅的抗日軍幾乎全滅,根據地燒庚寮也被佔領,簡大獅隻身突圍脫逃到廈門,再轉往漳州,請求清國庇護。

 在此之前,日本曾在1898年5月逼迫中國清廷宣布『福建不割讓』宣言,這項宣言使得日本在福建的勢力大增,簡大獅對這項資訊毫無所知,逃到福建有如飛蛾撲火。

 1900年(明治33年)1月,台灣總督府為了處理和中國關係的事務,設立了『對岸事務掛』。隔月,日本即要求中國清廷官方逮捕簡大獅(有一種說法指出,中國清廷官吏曾經接受日方的賄賂,簡大獅是在中國有錢好說話的文化下被出賣的),中國清廷真的百依百順地將他逮捕。

 簡大獅到了這個地步卻不知覺醒,還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請願書,大意如下:

 『我率萬餘之眾與日本戰,我覺得這並不為清國惹起麻煩。日本人雖視我為土匪,但清國人應視我為義民,何況自從台灣割與日本後,清國大小官員全部撤回而竟無一人倡義,我一介小民猶能糾集萬餘人,血戰百餘次,已無愧欠於清國矣。』

 『去年,大敗走漳州,乃欲歸化為清廷臣民。漳州府官吏本應保護清廷之人民,但反而招致如此結果。於今多言無用,但願在此就戮。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則恩莫大焉。請勿交給日本人,否則死不瞑目。』

 中國清廷不但逮捕他,更在3月11日把他引渡回台灣,隔了10天的22日,他就被台灣總督府在台北監獄處以絞刑。

 日本多數研究台灣史的學者,在提到台灣義民抗日過程時,對於簡大獅這一段經過都會多加著墨,有些還會特別冠上『簡大獅事件』,顯示簡大獅的案例在台灣史上是具有特別啟示意義的。

 在簡大獅之前,北部抗日軍的林李成、胡嘉猷,也曾分別於1896年及1898年逃往中國。前者躲了一陣子後並未久留,又潛返台灣再度起義,一八九九年光榮陣亡;後者逃往中國後,即未再返回台灣,不過,他比較幸運的是並未逗留在福建,而是轉往他的祖籍地廣東梅縣,逃過清廷的搜捕,直到1922年以82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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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那·魯道[編輯]

 
 
莫那·魯道
Mona Ru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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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二十元上的莫那·魯道頭像
出生 1880年5月21日
清朝 清治臺灣
逝世 1930年
大日本帝國 日治臺灣
語言 賽德克語
民族 賽德克族
國籍 清朝 清治臺灣
大日本帝國 日治臺灣
職業 頭目

莫那·魯道賽德克語Mona Rudo;1880年5月21日-1930年11月5日),是台灣原住民賽德克族馬赫坡社(今廬山溫泉區)的頭目,在《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版有稱「毛那老」,戰後或稱莫那道,高大魁梧,據說身高將近190公分。也是賽德克族霧社群的頭目,為日治時期重要的抗日運動──霧社事件領導人,起事失敗後飲彈自殺

  

簡介[編輯]

早年[編輯]

 
莫那·魯道和部落有影響力的人

莫那·魯道,為賽德克族德固達雅群(Tgdaya)馬赫坡社(Mhebu)部落頭目。魯道·鹿黑(Rudo Luhe)的長子。曾經受日本臺灣總督府招待到過日本內地,參訪過東京京都名古屋,參觀過當地兵工廠、軍校、軍隊等,對日本軍隊的強盛留下深刻印象,深知日軍的武裝力量絕非原住民所能企及。返臺後,對於日本官吏的嚴苛時常忍耐,也要求族人盡量配合政府施政。

日警近藤儀三郎迎娶莫那的妹妹-狄娃絲·魯道,後來狄娃絲被丈夫遺棄一走了之,依照賽德克的Gaya(族律)不能回娘家部落,然後莫那也聽聞各部落的遭遇已心存不滿、萌生反抗之心。

莫那·魯道早年因反抗日本政府失敗、並深知日本人的實力而歸順,被招安後幫助日本人攻擊其他不服從日本的原住民。居住於臺中的泰雅族耆老表示1920年,莫那·魯道趁泰雅族烏來歷馬部落(今臺中市和平青山電廠附近)壯漢外出打獵,莫那魯道從南投帶族人及日本人偷襲,屠殺二十六名老弱婦孺[1];是為「薩拉矛事件」,原因是當時日本人要報復因西班牙流感而對外人大肆出草的泰雅族原住民。行政院原民會前主任委員、賽德克族議會召集人瓦歷斯·貝林也坦承此事為真。《賽德克·巴萊》電影歷史顧問邱若龍証實,「早年莫那·魯道的確有帶人去攻打其他部落。」[2]

除了泰雅族,同族的都達群(Toda)也對德固達雅群的莫那·魯道有極為負面的評價,都達群的族人表示,莫那·魯道仗著人多勢眾搶奪他們的獵場,是他們的敵人。[3][4]

實際上,臺灣原住民各部落在早年的關係如同國際關係,有一些部落保持友好關係,但有更多部落敵對(因為長期有互相出草及爭奪獵場的習慣),即便是語言互通的不同部落,也不乏敵對者;部落間的積怨讓日本政府可以乘虛而入,操控部分原住民投向日方立場,或者取得親日原住民的主動合作,討伐反日原住民。同屬於德固達雅群的巴蘭社(Paran)就曾被與官方合作的布農族干卓萬群原住民攻擊(1903年,姊妹原事件),而莫那魯道的馬赫坡社也曾因與官方合作而被歸類為味方蕃(親日原住民)(1920年,薩拉矛事件)。

霧社事件[編輯]

1930年10月7日,在自己部落青年的婚禮上,莫那魯道長子達多莫那(Tado Mona)向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敬酒,吉村不接受(推測是吉村認為不衛生),還動手侮辱(有一說是對新娘做出不雅行為,另外就是達多雙手沾滿屠宰的豬血),族人立刻圍毆警察。莫那魯道知道,吉村絕不甘心被圍毆,親自率領眾人向吉村謝罪,但吉村並不理會,並呈報上級。因為當時攻擊警察,是嚴重罪行,莫那魯道認為事情無法改善了,加上長期受到當地日本官吏欺壓、被禁止紋面、失去出草的傳統,決定在10月27日日本人舉辦霧社運動會時起事、「血祭祖靈」(出草),是為霧社事件

莫那曾經有密謀失敗兩次(一是潛進霧社分室想竊取槍枝被逮,二是大量囤積糧食似乎被起疑)

10月25至26兩日,起義原住民開始進行秘密的聯絡與串連活動,荷戈社人比荷·沙波(Piho Sapo)似乎在此階段扮演了主要連絡人的角色,向德固達雅群的十一個社進行遊說的動作。最後共獲得德固達雅群之馬赫坡社(Mehebu)、塔洛灣社(Truwan)、波阿崙社(Boarung)、斯庫社(Suku)、荷戈社(Gungu)及都羅多夫社(Drodux)等6部落的支持。最後參與的賽德克族共計六社1,236人(其中具戰鬥力的青壯年男性共300餘人)。

1930年10月27日,莫那魯道率領族人襲擊附近的警察分駐所十三處,也襲擊學校郵局官吏宿舍等,在霧社公學校,參加運動會的婦女與學童遭到了賽德克族無差別攻擊,只要是日本人皆一律殺害,共殺死日本人134名(大多為婦孺)、重傷26名,誤殺2位著和服漢人李彩雲與劉才良[5],並殺傷215人[6],從警察單位獲得槍枝180挺和彈藥23,037發,同時切斷通往外地的電話線。

事件爆發,總督震驚,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立即著手軍事行動,調派臺北州臺中州臺南州花蓮港廳軍隊憲兵警察部隊開往霧社,由鎌田彌彥少將擔任總司令。抗日族人回部落後,分成「塔洛灣」及「馬赫坡」二條戰線。塔洛灣戰線由荷戈社頭目塔道·諾幹(Tadaw Nokan)率領,馬赫坡戰線由莫那魯道率領。1930年10月31日後,除馬赫坡社外其他部落都被軍警佔領。抗日主力退到馬赫坡社。11月2曰馬赫坡社被軍警佔領後,起事原住民退入溪谷,利用懸崖絕壁的地勢作戰。

1930年11月5日,日軍臺南大隊死傷頗重。遂投擲違反國際公約之「糜爛性毒氣彈」(路易斯毒氣彈),原住民退守,不是陣亡就是在巨木下自縊。最後莫那魯道看見大勢已去,於是在山洞裡把兩名孫子槍殺,連其妻子之屍體一併焚毀,再以三八式卡賓槍飲彈自盡。

遺體[編輯]

莫那魯道之墓
霧社事件紀念公園

而莫那魯道在山巖的兒子達多·莫那不接受招降,與被迫前來招降的妹妹(馬紅‧莫那)訣別後上吊自盡。參與霧社事件的六個部落,共1236人,最後有644人死亡,其中267人被殺,290人自殺。

莫那魯道死後,屍體沒有完全腐化,一半變成木乃伊,1933年才被尋獲,1934年先是在埔里能高郡役所落成之際被展示,接著送到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作為人類學研究的標本,但隨即被「借展」。7月1日,在新高新報社舉辦、警察協會、消防協會協辦的「警察展覽會」上,莫那的遺骸,第二度被公開展示,地點換到臺北植物園內,開幕式上,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警務局長石垣倉治親自到場。

1973年臺灣學界討論花岡一郎花岡二郎的忠奸問題,而注意到莫那·魯道遺骸仍在臺灣大學時,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代主任李亦園與校長閻振興寫信給臺灣省主席謝東閔,建議應將遺骸妥慎安葬臺灣省政府方面亦接受此一建議,於10月24日自人類學系標本館將骨骸迎回霧社,10月27日於霧社事件四十三週年的日子,將遺骸入土。

研討與紀念[編輯]

 
莫那·魯道銅像和後方的霧社抗日紀念碑。

依據學者戴寶村〈莫那·魯道與臺灣原住民的反抗運動〉一文的調查,莫那·魯道他們退到馬赫坡後面的洞穴之後,日本人用炸彈炸不到那個洞穴,但是他們實在沒有辦法反抗,最後就全部自殺。泰雅族人(現已經獨立於泰雅族,稱賽德克族)都是以上吊的方式自殺,從當時日本人所拍下來的照片可以看到,一棵樹吊了很多人,以致於樹枝都彎曲下垂。有的婦女為了讓男子沒有後顧之憂而勇敢作戰,就自己先自殺,十分悲壯。

霧社事件,在臺灣抗日史上犧牲人數僅次於余清芳事件(又稱西來庵事件噍吧哖事件),是日治時期,原住民族面對日本欺壓、殖民統治的反抗。今日霧社(屬南投縣仁愛鄉)當地設有霧社事件紀念碑,莫那·魯道雕像豎立於內,以紀念他的事蹟。

1969年,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將莫那魯道入祀忠烈祠。
1970年,行政院內政部發出褒揚令,對莫那魯道的抗日事蹟加以褒揚。

近年來已有多部描寫霧社事件的漫畫、著作、電視劇、電影推出,2001年,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正式於20元硬幣鑄上莫那·魯道肖像以資紀念。

褒揚令[編輯]

內政部[7]

查南投縣民莫那魯道(即張老)於日據台灣時期(相當民國十九年)領導本鄉霧社山胞起義抗敵先後數戰斃敵百餘終以眾寡懸殊彈盡援絕全部殉難其志可嘉特予褒揚以慰英靈此令

部長 徐慶鐘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8]六月 日

子女[編輯]

莫那魯道娶巴崗·瓦力斯(Bakan Walis)為妻子,生有二男一女。

  • 達多·莫那(Tado Mona)
達多·莫那,是莫那魯道長子,精於狩獵,是勇敢善戰的賽德克勇士。在一次族人婚宴上,因獻酒給日警遭恥辱,引發「敬酒風波」,強力勸說父親莫那魯道對抗日人。「霧社事件」中率領族人固守馬赫坡岩窟,以游擊戰和日人展開長期戰爭,終至彈盡援絕。日人脅迫其妹馬紅莫那前來勸降,不被所動,完成「最後酒祭」後,壯烈自殺成仁。
  • 巴索·莫那(Baso Mona)
巴索·莫那,是莫那魯道次子,賽德克勇士。「霧社事件」發生時,與兄長達多莫那率領族人與日軍展開激戰,不幸下顎被日軍子彈貫穿,後傷口嚴重發炎生命垂危,要求兄長幫其砍首,壯烈成仁。
  • 馬紅·莫那(Mahon Mona,1907-1973)
馬紅·莫那,是莫那魯道長女。事件發生後,丈夫與子女全死在戰爭中。由於她的長兄達多莫那率領族人在馬赫坡岩窟堅持奮戰,日人計窮,逼馬紅莫那攜酒前往勸降,其兄不降但喝完所攜酒後,從容自殺。她也是莫那魯道家族事件後唯一生還者,因思念家人痛不欲生,在保護蕃收容所及移居川中島後,數度上吊自殺皆倖獲救。後領養張呈妹為女並招劉宗仁為女婿,子孫繁衍。後以65高齡辭世。戰後時期改漢名張秀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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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割讓台灣給日本後的台灣軍民抗日之戰和台灣抗日三猛  

 

 

   清政府割讓台灣給日本後的台灣軍民抗日之戰和台灣抗日三猛

 
清政府割讓台灣給日本後的台灣軍民抗日之戰和台灣抗日三猛- 張子涵- 張子涵的圖文世界
聞悉台灣被日本侵占,在京的台灣舉人和台籍官員,立即聯名上書,要求堅決抵抗,決不能將台灣輕易敵手。圖為台灣同胞抗議割讓台灣書

 

清政府割讓台灣給日本後的台灣軍民抗日之戰和台灣抗日三猛- 張子涵- 張子涵的圖文世界
1895年5月10日,代表清政府辦理台灣交接的專使李經方懾於台灣人民反割台的巨大聲勢,不敢登岸,改在基隆外的日本軍艦上辦理交割台灣的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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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逢甲,愛國士紳。1895年初,得知清廷準備割讓台灣,倡議成立“永隸清朝”的“台灣民主國”,誓與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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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抗日臨時政權任命曾在中法戰爭中大敗法軍的的黑旗軍將領劉永福為大將軍,劉永福領導的黑旗軍和台灣​​各地義軍成為抗擊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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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敵中犧牲的黑旗軍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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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6月日本正式公告吞併台灣及澎湖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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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6月7日,日軍佔領台北。17日,日本殖民當局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總督舉行“始政”儀式,正式宣佈在台灣建立殖民統治。圖為台北總督府及守衛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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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當局首任總督樺山資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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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抗日鬥爭略圖(1895年6月-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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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佔領台北後,水陸並進,向南侵犯。當地人民群眾在吳湯興、徐驤、姜紹祖等人的領導下,組織起抗日義軍,同日軍奮戰,多次取得勝利。圖為義軍首領吳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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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8月底,台灣義軍在彰化八卦山與日軍展開殊死決戰。圖為進攻八卦山的義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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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胞的抗日鬥爭得到了祖國大陸人民的堅決支持。圖為1895年7月25日上海《申報》有關台灣義軍抗擊日本侵略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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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侵略台灣的日軍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嘉義一帶被台灣抗日義軍擊傷,不久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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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佔領台灣後在今台北博愛路上舉行閱兵式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傳人持。 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 這是台灣近代愛國士紳丘逢甲《離台詩》中的一首,它充分抒發了作者對昏聵無能的清政府割讓台灣的強烈憤慨,和收復失地、矢志雪恥的悲壯情懷。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噩耗傳出,猶如晴天霹靂,全國上下群情激憤,痛斥賣國賊,反對割地求和。   

   噩迅傳到台灣,民眾上書台灣巡撫:“萬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寧先死於亂民之手,不願死於倭人手。” 愛國士紳丘逢甲聞訊,當即刺破手指,血書“抗倭守土”四個大字,以示抗敵保台的決心,隨後率領台灣紳民上書清政府:“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對祖宗、下對百姓。”

  台灣同胞決心用生命來捍衛祖國的領土。台灣同胞相呼應,祖國內地也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割台運動。正在北京會試的各省舉人1300餘人,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倡議下,連夜趕寫了長達18000字的呈文,上書光緒皇帝,即著名的“公車上書”,反對合約,反對割地,要求清政府遷都再戰,變法圖強。在京的台灣舉人和台籍官員尤為激憤,聯名上書都察院,痛陳:“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他們強烈要求清政府抗敵到底,只要不將台灣割棄,“台地軍民必​​能捨生忘死,為國家效命”。一場前所未有的反侵略、反賣國的愛國運動震盪著神州大地。     

  然而,腐敗的清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悲憤抗議和台灣人民的死活,幾次詔令台灣巡撫唐景崧率領文武官員內渡,撤離台灣。並派割台專使李經芳於5月19日前往台灣辦理交割。6月2日,李經芳懾於台灣人民反割台的巨大聲勢,不敢登岸,在基隆外一艘日本軍艦上正式與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日本任命他為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辦理了台灣交割手續。日本從清政府手中接收台灣雖毫無困難,但在中國人民面前要佔有台灣卻並不容易。“誓不臣倭”的台灣同胞決心以自己的力量武裝反抗日本佔領台灣。   

  895年5月25日,在丘逢甲等人的推動下,台灣官紳組成了“永隸清朝”的“台灣民主國”,推舉唐景崧為總統,丘逢甲為義軍統領,著名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為大將軍。台灣民主國成立後立即立即向清政府表示:“台灣紳民,誓不臣倭,願為島國,永戴聖清”,同時宣示中外,“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乾戈從事,台民惟集萬眾御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台灣民主國是在台灣民林被日本佔領的危急關頭,台灣同胞自發保衛台灣,反抗侵略而成立的抗日救亡政權,“以獨立之名,行抗日之實”。台灣人民也紛紛組成“平倭團”,抗擊日本侵略者。在眾多義軍中,規模最大、最為著名的是由徐驤、吳湯興、姜紹祖所領導的三支隊伍。在台灣人民抗日激情的影響和推動下,以台灣軍務幫辦劉永福為首的部分清軍將士,也紛紛表示抗不奉詔,堅守台灣,與台灣人民一道抵抗日本侵略者。   

  5月29日,日本侵略軍分別由樺山資紀和陸軍中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指揮,向基隆進犯。雙方進行激烈的戰鬥,後因清軍兵力薄弱,且戰且退,最後被迫退往獅球嶺拒守。由於唐景崧缺乏真正與“台灣共存亡”的決心,當台灣民主國成立當天,便下令各官員在三天之內返回大陸,從而掀起了一場內渡逃跑風,當日本大舉進攻台灣的第七天,貪生怕死的唐景崧便躲進英船,逃回大陸,隨著唐景崧的逃走,“民主國”不久即告解體,日軍攻占了基隆。6月6日午夜,日軍進攻台北。城內一些愛國軍民奮勇抵抗,但因無人指揮,無法打退日軍的進攻。7日下午,日軍攻占了台北。   

  台北失陷和唐景崧等官僚士紳的潛避,激起了台灣廣大愛國軍民的悲痛和憤慨。守衛台南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得知這一消息後,十分氣憤,發出聯合抗日的號召,表示為保衛國土,“萬死不辭”。堅守台灣的軍民,共舉劉永福為首領,領導全台抗日武裝鬥爭。日軍侵入台北後,分軍兩路,一路侵占宜蘭,一路入侵新竹。為阻止日軍南下,新竹附近的各路義軍決定聯合起來在湖口一帶阻擊日軍。當進犯的日軍到達角板山盆地時,胡嘉猷率所部義軍對其進行了頑強阻擊。正當兩軍激戰時,徐驤也率領義軍衝殺過來,將日軍團團圍住。在兩支義軍的頑強阻擊下,進犯的日軍被擊斃60餘人,其餘的逃入山林。隨後,逃竄的日軍在援兵的救援下,逃出了義軍的包圍圈。與此同時,吳湯興率領另一支義軍阻擊西路進犯的日軍,遭到日軍的狂轟濫炸,被迫退至湖口。吳湯興決定憑藉湖口的土壘房舍再次阻擊日軍西進,瘋狂的日軍對湖口發動了幾次大規模進攻,把整個村鎮的房子都燒毀掉,義軍只好再次後退,付出慘痛代價的日軍佔領了新竹和宜蘭。徐驤、吳湯興等人率領義軍雖未阻止日軍南下與西進,但同日軍進行了浴血奮戰,使狂妄的侵略者膽戰心驚,大有身陷泥沼舉步維艱之感。日本人竹野與三郎在《台灣統治志》中心有餘悸地說:“不論何時,只要我軍(指日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十分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蔽在村舍裡,當一所房子被大砲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裡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不僅台北的情況是這樣,而且整個新竹的四郊也是這樣,新竹的村民是以頑強和勇敢著稱的。”    

  新竹、宜蘭失陷後,日軍繼續南犯,徐驤等各路義軍和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對日軍進行節節阻擊。8月28日,日軍分兩路進攻彰化城,東路日軍對駐守彰化城外要隘八卦山的徐驤、吳湯興義軍部進行偷襲。當日軍由僻靜小道偷偷地摸到守軍陣地背後時,義軍將士躍出戰壕,與日軍展開肉搏,在日軍的強大攻勢下,吳湯興等大批將士壯烈殉國,日軍佔領了陣地。正在抗擊西路日軍的劉永福部將吳彭年,在得知八卦山失守時,立即率七星隊——黑旗軍的敢死隊急速援救八卦山,與日軍展開激戰的爭奪戰,林鴻貴率領的黑旗軍小分隊全部犧牲,吳彭年率七星隊終於奪回了八卦山山頂陣地。日軍不甘心失敗,將七星隊團團圍住,瘋狂的向山頂沖去,吳彭年率七星隊與日軍進行了浴血奮戰,最後全部戰死在八卦山頭。    

  八卦山爭奪戰,是台灣軍民與日軍進行的一場最為激烈的反割台戰鬥,擊斃日軍精銳師團1000多人,義軍和黑旗軍死傷500餘人,最後,徐驤僅帶20餘人衝出重圍,進入阿里山區。徐驤在阿里山區很快又組建了一支700人的隊伍,投入嘉義保衛戰。徐驤與嘉義守將王德標在嘉義城外暗埋地雷,並將日軍誘入地雷陣中,炸死日軍700餘人。隨後日軍進行了瘋狂的報復,守軍被迫放棄嘉義城,退守曾文溪一線。位於台南北部的曾文溪是台南的最後一道防線。10月13日,日軍調集精良部隊28000人,對扼守曾文溪的數千義軍、黑旗軍發起總攻,一時間戰場上彈如雨下,硝煙瀰漫,徐驤等率軍寸土必爭,拼死抵抗,只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曾文溪兩岸,屍橫遍野,徐驤不幸中炮陣亡,臨死前,他仍然振臂高呼:“大丈夫為國捐軀,死而無憾!”曾文溪失陷,台南成為孤城,劉永福率黑旗軍被迫退回大陸,日寇控制了整個台灣省。從1895年4月,台北阻擊戰開始,至台南陷落,在近半年的浴血奮戰中,台灣軍民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部悲壯的愛國主義史詩。轟轟烈烈的武裝反割台鬥爭雖然失敗了,但它卻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據日本官方公佈的數字,在台灣被擊斃和病死的日本官兵,包括北白川能久親王和山根少將在內,共4800餘人,重傷者500餘人,另有21000餘人回國治病,5200餘人留台治療,總計損失32000餘人,佔侵台總人數的一半以上。為保衛祖國的神聖領土,台灣同胞不畏強暴,不怕犧牲,他們氣壯山河的英雄事蹟,永遠銘記在炎黃子孫的心中。


抗日三猛 


    日本侵略者雖然佔領了台灣,但是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並沒有停止,從1895年到1902年連續進行了長達7年的武裝鬥爭。日軍原本以為劉永福離開後台灣可以全面收復,其實抗日游擊戰才真正開始。台灣地勢險阻,義軍常常出奇不意地打擊日軍,游擊戰遍布全台,此起彼落,給日軍帶來極大的困擾。詹振、陳秋菊、林李成、簡義等都是當時著名的抗日義軍領袖,特別是被稱為“抗日三猛” 的簡大獅、柯鐵虎和林少貓更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清政府割讓台灣給日本後的台灣軍民抗日之戰和台灣抗日三猛- 張子涵- 張子涵的圖文世界

簡大獅 

 “抗日三猛”之一——台灣北部義軍首領簡大獅
      簡大獅是台北農民武裝起義的領袖。1895年12月31日,簡大獅率義軍襲擊台北日軍,城內台胞奮起響應,雙方在八甲町展開激戰,日軍死傷300多人。後因日軍得到增援,簡大獅等戰至彈絕而退。1897年5月8日,是日本當局強行規定台胞選定國籍的最後一天。當日簡大獅等率5000多人再攻台北,一度佔領台北奎府街,戰鬥打了一天,義軍首領之一詹振力戰身亡。1898年2月,簡大獅率部與日軍在竹仔山一帶激戰,大戰6日後退入深山。1899年初簡大獅內渡大陸,以圖再起。清政府迫於日本壓力,竟逮捕簡大獅並於當年引渡至台灣。簡大獅被押廈門廳時,曾憤怒陳詞道:“我簡大獅,系台灣清國之民……日人無禮,屢次至某家尋釁,且姦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與母死之,一家十餘口,僅存子侄數人,又被殺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眾萬餘人以與日人為難……故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則應目我為義民……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大獅一吼,驚天地,泣鬼神!1902年6月簡大獅在台灣受盡酷刑後,被日本人殺害。簡大獅遇害後,舉國震驚,萬民憤怒。清末一位姓錢的武進士悲憤賦詩:“痛絕英雄瀝血時,海潮山擁泣蛟螭,他年國史傳忠義,莫忘台灣簡大獅。”上海《申報》評論:“台灣義民簡大獅為中國爭氣,為全台爭氣,此中國最有志氣之人。”


  “抗日三猛”之一——柯鐵虎
      柯鐵虎本名柯鐵,因臂力過人,善鬥,又被人們稱為柯鐵虎。他在雲林大坪建立了抗日基地——鐵國山。鐵國山抗日軍民出擊各地,勇猛無比,日軍為之膽怯。日軍對雲對雲林地區的抗日軍民恨之入骨,於是實行慘無人道的屠村政策,製造了駭人聽聞的雲林大屠殺,3萬台灣同胞慘遭日軍殺害。樺山資紀於1896年12月12日派數千日軍進攻鐵國山,柯鐵虎為避免重大犧牲,實行轉移,隱藏深山。1897年柯鐵虎率領義軍五六百人,再次進攻日軍,日軍調來大批人馬,柯鐵虎等終因力量懸殊,再度轉移。在此次戰鬥中,柯鐵虎也身負重傷。1895年5月,日軍改用招安政策,不惜以優厚條件誘降柯鐵虎。柯鐵虎提出了十項條件,日軍錶面上應允,但暗中嚴密監視,同時派兵力包圍了柯鐵虎等的住處。1899年10月,柯鐵虎移往打貓東頂堡的一個岩洞中。由於身患重病,於1900年2月9日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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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少貓

“抗日三猛”之一——台南義軍首領林少貓 

      林少貓是南部最有實力的抗日義軍首領。當日本準備要接管台灣時,林少貓便立即招募義民,響應抗日。1897年,林少貓親率義軍主動攻擊鳳山、潮州間的日軍。1898年底,他率領上千人佔領了虎頭山。林少貓也因此成為日本人的心腹大患。等到新總督兒玉源太郎就位之後,改採“招撫政策”,費盡心思請了各地的仕紳作說客,勸少貓投降,但他始終不為所動。這種僵局一直持續到他的幼子被日軍逮捕,在不得以的情況之下,林少貓只好與日本人談和,但提出了設立自治區和“治民局”,日本官員不得進入,居民可以自帶武器,日本當局賠償損失等條件。日方基本接受了他的條件。然而,1902年,日方秘密派遣隊伍進攻林少貓,林少貓組織的義軍浴血奮戰了一整天,最後相繼殉難。這位始終堅持到最後的抗日鬥士雖然慷慨犧牲了,但他保衛鄉土的精神卻留給後人無盡的哀思。如今,他的神位已被安奉在高雄市壽山的忠烈祠,供後人憑弔。

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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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鐵[編輯]

 
 

柯鐵(1876年-1900年),鐵虎[1],是臺灣日治時期早期的抗日領袖。出生於臺灣雲林縣古坑鄉,以號聞名,人稱柯鐵虎。1899年歸順日方,隔年病逝。與簡大獅林少貓被並稱為「獅虎貓抗日三猛」。

生平[編輯]

父親務農,母親早逝,家中共有兄弟四人,排行第三。1895年,清朝日本締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予日本,臺灣人在各地紛起抗拒。柯鐵虎年僅20歲,招募義士數百人,持械據雲林大坪頂為天險,揭竿起義,並改稱「鐵國山」[1][2]

雲林縣梅坑(今嘉義縣梅山鄉)人簡義原為劉永福部屬,率義軍與日軍戰於斗六,兵敗後投奔鐵虎,起義諸人齊推簡義為首領。

1896年6月14日,簡義於鐵國山大會群雄,昭告天地,改年號天運元年,各地義軍紛起響應。日軍發起圍剿行動,鐵虎率部突擊中村中尉所部之20餘名偵察員,大獲全勝。18日,日軍派松居大隊與佐藤大隊分攻溪邊厝(今古坑東和庄)與鐵國山,附近居民遭波及,死傷慘重,村屋盡焚,鐵虎率義軍奮勇抗襲日軍,大勝。

1896年舊曆六月,簡義率壯士六百人,以迅雷之勢破雲林,進而激起各地抗日,嘉義主城亦破。臺灣總督府令即奪雲林,待日軍主力第四旅團一至,義軍潰逃四散,殘部返鐵國山困守。日軍改採懷柔手段,在辜顯榮陳紹年的勸誘下,簡義下山投降[3],義軍改舉鐵虎為鐵國山總統。12月12日,日軍主力猛攻鐵國山,鐵虎等人奔向山中,繼續以游擊戰抵抗。

日軍無策對付,覓得高阿盾陳國瑞等人,先後引軍入鐵國山腹背攻擊,然皆為義軍所敗,傷亡甚眾。臺灣總督府改以懷柔政策數度招降但皆無效,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遂派白井新太郎至斗六招降。鐵虎自知糧草和軍火不繼,終於在1899年放棄抵抗,歸順日本官方,於1900年病逝,而柯鐵虎義軍旋即遭總督府派兵全數殲滅。

 

 

【臺灣抗日史回顧】柯鐵虎與鐵國山

 

黃立夫 期數:712

 

 柯鐵(西元1876年-1900年),出生於雲林縣古坑鄉,以號「鐵虎」聞名,人稱柯鐵虎,與簡大獅、林少貓等2人並稱為「抗日三猛」。

 

 柯鐵虎的父親務農,母親早逝,家中共有兄弟4人,排行第三。1895年臺灣割讓予日本後,柯鐵虎以20歲之齡招募義士數百人,持械據雲林大坪頂為天險,揭竿起義,並改稱「鐵國山」,共推原劉永福部屬簡義為首領。柯鐵虎於鐵國山分官設職,向百姓徵收糧食賦稅並約定維護治安,儼然成為一方霸主。

 

 雲林大屠殺 日軍慘無人道

 

 西元1896年6月14日,簡義於鐵國山大會群雄,豐備牲禮,祭告天地,稱「天運」元年,樹起「禱捷上帝」、「奉清征倭」的旗幟,日軍雲林守備中村道明中佐率兵20餘人進窺大坪頂遇伏,陣亡過半。6月18日,日軍大隊長佐藤常政少佐率軍攻入大坪頂,與鐵國山義軍展開激戰;同一時間,臺中一團則進攻雲林,當時的雲林支廳長松村雄之進稱:「雲林轄下無良民」,遂把村莊皆稱做匪窖,全數加以焚燬。

 

 日軍以七天的時間,在雲林進行泯滅人性的報復屠殺,連婦女幼兒也難逃毒手,縱火民房達4925戶,估計被殘殺人數近3萬人。其中受害最慘重的斗六街等地,不論男女老幼,全被殺盡,史稱「雲林大屠殺」。

 

 日本殖民政府鑒於「雲林大屠殺」造成人心激變,導致雲林被抗日義軍攻克,因而改用懷柔政策,由臺灣總督府派遣古庄內務部長到雲林招撫、賑窮、調查戶口,設臨時保良救恤所於廣福廟,並讓辜顯榮、陳紹年參與協助招撫工作。鐵國山首領簡義在辜、陳2人的勸降下,10月5日獨自下山歸順。

 

 簡義叛離後,劉得杓、黃才、張呂赤、賴福來等首領,共舉柯鐵虎為鐵國山「總統」。柯鐵虎抗日堅決,勇敢果斷,眾人心悅誠服,誓同生死,絕不降日,並以「奉天征倭鎮守臺灣鐵國山總統各路交勇軍柯」的名義,向斗六街及各地頒送抗日檄文,廣召民眾加入義軍。

 

 鐵國山義軍 寫下不朽抗日史頁

 

 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見鐵國山聲勢浩大,下令組織大規模討伐軍,於1896年12月12日以軍、警、憲數千人直攻鐵國山。柯鐵虎見日軍來勢太凶,難以防守,為避免無謂犧牲,便化整為零,分散退入深山,待機再起,次年往嘉義溫水溪(今嘉義中埔)依附黃國鎮。鐵國山失陷後,避入深山的抗日軍潛入各地,召集抗日隊伍,時時向憲兵屯所和警察派出所游擊。

 

 1897年11月間,柯鐵虎又聚集抗日義民500多人,占觸口山為基地,在雲林地區進行長年抗爭,甚至一度攻克雲林。1898年5月兒玉源太郎就任總督後,決改採招撫政策,以優厚條件勸誘柯鐵出降。1899年臺灣總督府開出3大條件招降柯鐵虎,柯鐵虎也提出10項要求,內容包含「雲林斗六六門及其附近,另設一治民局,由臺灣人治理,聘一日人當副手,遇有人民刑案,由臺灣人審訊」、「大坪頂山退還給柯鐵虎作為屯兵之所」、「柯鐵虎照舊向人民徵收稅金,作為兵餉及行政費用」、「柯鐵虎沾大清皇帝之鴻恩,能保護雲林縣人民安居樂業」等,日方最後委曲求全答應,還為柯鐵虎舉行「歸順式」,實際上等同承認鐵國山的自治權,其勢力以雲林地方為中心,南至嘉義東堡49庄,北至臺中葫蘆墩(豐原)。

 

 柯鐵虎「歸順」後,日方持續監視柯鐵等人的行動,毫無履行和議的誠意,迫害柯鐵虎等人的陰謀,也日趨明顯。1899年日軍藉口柯鐵虎有擁兵造反的意圖,派兵包圍柯鐵虎等人的住處,柯鐵虎被迫率軍再起抗日,無奈人員分散,部署疏少,日臻險境。1900年2月9日,柯鐵虎病重不治身亡,鐵國山的統領由簡水壽繼任。日軍在1900年5月編成軍憲警混合部隊,突襲張呂赤、賴福來、黃才、劉榮、陳提和簡水壽等原屬鐵國山的抗日首領,義軍陸續遭剿滅,中部地區最強大的抗日勢力鐵國山終告結束。

 

 柯鐵虎雖然終其一生未能完成抗日大業,但是他5年來的奮鬥與貢獻不僅讓日本殖民政府為之震驚,也為臺灣抗日寫下不朽的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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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貓[編輯]

 
 

林少貓(1866年-1902年),本名苗辰德成,小名少貓[1],生於臺灣鳳山縣赤山莊(今高雄市鳥松區),以小名稱世。乃是台灣早期的抗日領袖,與簡大獅柯鐵虎被並稱為「獅虎貓抗日三猛」[2]。在台灣日治時期初期,受台灣總督府招降,1902年遭日軍處決。

對林少貓的評價不一:台灣總督府認為他劫掠平民,稱其為盜匪中華民國政府則認為他是抗日義士。

  

生平[編輯]

林少貓出生於高雄鳥松,後於打狗(高雄市)[3]經營《「金華美鋸木廠」》,也在打狗市區中販家具木材,逐漸致富。市場客販多暱稱其小名「少貓」,不喜稱「苗辰」、「德成」。因讀「少」與台灣話「瘋」,兩字其音相近,又被稱為蕭貓瘋貓

林少貓之父曾在阿猴廳北勢頭(今屏東)做殺豬生意,林少貓協助其父的生意,結交許多社會人士,在阿猴一帶的商場很有勢力,支配了魚市與豬肉市場。在阿猴廳分縣長推薦下,台南府知府將他請至台南擔任營官。

清朝甲午戰爭戰敗,故於1895年,清政府依照馬關條約,將臺灣本島、澎湖群島割讓給日本。同年,林少貓接獲此消息後,即散家資,以銀元召募閩南人客家人一萬餘人,與數千名卑南族勇士合成抗日部隊,並獲得劉永福傭兵援助,共計三萬餘人。

1896年,林少貓攻佔阿猴日本憲兵屯所。1897年,攻佔鳳山潮州一帶。1898年,攻佔恆春

根據《警察沿革志》紀載:「(林少貓)絲毫不害良民,概以屠戮日本文武官員為旨。」林少貓劫掠日本人或親日者的財物後,「且常賑恤附近諸莊,巧售私恩」,以致「人民暗自以少貓為德者甚多,競相掩護其蹤跡」。日本總督府甚至稱:「(林少貓)為南台灣最慓悍、最令官憲棘手人物。」

但林少貓有私兵護衛,不易拘捕,於是日本總督府決議招撫之,保証林少貓可率領原部兵馬屯田居於屏東麟洛,但林少貓不從。

1899年,日本總督府,命阿猴辦務署參事蘇雲梯蘇雲英、打狗城富商陳中和鳳山街街長陳少山、富商林璣璋、台南參事許廷光等紳士進入加禮山勸林少貓投降。林少貓與其部屬下山投降,居住在鳳山後壁林。其舊有部屬前往歸附,林少貓專心於開墾荒地,及經營漁業、農業及造酒。地方上的商人要在鳳山與阿猴間運送貨物,經常都會插上林少貓的旗幟。

1902年(明治35年)5月26日,日本總督府藉口後壁村發生傳染病,日軍進入後壁村,對林少貓進行圍剿行動。1902年5月30日,林少貓中五彈死於後壁林城廓門外的水田中,享年37歲。[4]

 

亦匪
亦盜
抗日豪傑林少貓

文/李明進

  林少貓原名林義成,生於萬丹竹篙濫,一生亦盜亦匪,日本據台伊始,因看不慣日軍到處殘殺同胞,一變成為南部地區的抗日義士;直至西元一九○二年日本據台八年,光緒廿八年五月卅日,被日軍誘殺而亡,一代英雄豪傑,享年只有卅七歲而已。

  林少貓一生充滿傳奇性,萬丹一些七、八十歲的老前輩在幼小時,多少都有聽過林少貓抗日的故事。像住在萬丹街民國十四年次的李國耀先生回憶說:「他的母親告訴他,林少貓在阿猴開米店,林少貓反抗日本軍,跑給日本人追,因思念母親,常利用晚上返回竹篙濫探視母親。」據台灣憲兵隊史記史記載,林少貓在阿猴的米店叫金長美碾米廠。

  李國耀先生並表示,他十幾年前多次上壽山公園,在忠烈祠看過記載烈士的義舉,介紹林少貓出生於竹篙濫的生平事蹟。竹篙濫位於現今萬全村保全宮對面一片濫田,種了很多竹欉。

  現年八十七歲住在萬丹街頭五十一之一號的張世章先生說:「他母親早年告訴他,林少貓的老家位於現今成功街離東外環線五十公尺的位置,當時只有兩三戶住家。而他小時候也常到林宅撿瓦片玩,當時林宅空無一人,已成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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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1年12月28日,林少貓抗日軍殺死潮州辦務署署長及巡查。(圖:李明進提供)

  此外住在磚寮民國十三年次的洪老來先生也告訴我說:「他在十三歲時,常聽一位比他年長四十多歲的黃福港伯,說到他參與林少貓抗日義勇軍的故事和林少貓的生平事跡。」

  據洪老來的福港伯說:林少貓的父親曾經到阿猴廳北勢頭,殺豬賣豬肉,據台灣總督府陸軍幕僚報告:林少貓在阿猴一帶商場上有相當的社會勢力,不僅是碾米廠廠東,並支配了魚類和豬肉市場。林少貓也協助父親做生意,平素慷慨隨和,結交不少同業,光緒中葉,地方官吏素行不良,治安失序,一群亂民發起要搶劫阿猴廳的鹽館,亂民猖狂的聲勢,幾乎要把鹽館拆了,林少貓大喊一聲說:「你們很傻,鹽海水晒乾就有,為什麼要去搶?」那群亂民聽了覺得有道理,就散掉了,因此阿猴廳分縣長就把林少貓的義行,保護鹽館有功,秉報台南府城,知府大人就把林少貓請到台南做一名營官。

  此時地方治安更加惡化,一些宵小之徒,做了壞事就假冒林少貓之徒幹的,以為林少貓在台南當個營官,報他的名字給官差,應該可以罩得住,結果累案過多,林少貓被迫辭官,回到阿猴地區,地方上的羅漢腳及游民之徒,就擁立他當領導人。

  洪老來先生說:林少貓率領了一群黨徒,盤踞在下淡水溪「大崙」的地區,剛好位在磚寮與社皮村西邊溪埔「粿葉樹崙」的地方,大崙地勢高,土地肥沃,長滿粿葉樹,面積大約三十八甲,林少貓之夥除了農耕,養牛養豬,時常結群到附近村落,磚寮、社皮、廣安、玉成、大洲、溪洲,偷豬、偷牛到大崙來宰殺,魚肉鄉民,造成鄉民怒罵不絕,林少貓也在玉成村、和烏杉橋旁的顏厝,強押二民女當細姨,那住在玉成村的民女,還幫林少貓生個小孩,林少貓後來被日軍誘騙槍殺時,那小孩已經五歲了,因玉成村的「甲長」怕受牽連,就叫「甲民」把小孩活埋掉,聽說那小孩陰魂不散,時常出現在玉成村,不出二年玉成村「甲長」就眼瞎而亡了。

  光緒廿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日軍佔領台灣一年,台灣各地掀起抗日風潮,日軍用高壓手段,欺凌台胞,南下的日軍奪鳳山取阿猴再攻火燒庄,所到之處,強索民宅,百般刁難,施暴婦女,殺人放火,台灣百姓稱呼日本人「四肢」,禽獸才有四隻腳,可見日本人的不講理。林少貓看到日軍的惡行,深感痛心,參與了水底寮庄鄭吉生在光緒廿三年西元一八一七年一月十日,自東港轉攻鳳山的抗日活動。不幸計劃洩露而敗戰,鄭吉生向萬丹的下蚶庄撤退,更不幸的是因槍械走火自傷腳部,鄭吉生失血過多而亡;林少貓收拾鄭吉生舊部而繼續抗日,因他堅強與敵作戰,使日軍一聞林少貓率隊來攻,莫不心驚膽顫。台灣憲兵隊史就形容林少貓膽大無比,富機略,有神出鬼沒之妙術的雄才大略。

  從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及台灣通志稿,可知林少貓與日軍發生戰役的事件有下列幾次:

一、西元一八九七年日據三年四月廿五日早晨,林少貓率義民四百餘人圍攻東港日軍營房,當天黃昏再率三百餘人攻擊潮州憲兵屯所,九月十三日再率義民四百餘人攻阿緱城憲兵駐屯所,十二月襲擊內埔辦務署,有多名警察被擊斃而亡。這正如東方兵事紀略所言的:林少貓雖用土槍,能臥擊無虛發,且稔於地勢,攀山越澗,尤其長技,聚散前後,飆忽猱騰,每繞倭兵後路,倭人畏之,怪不得林少貓能屢次痛創日軍。而瀛海偕亡記形容林少貓與台北簡大獅、雲林柯鐵虎為抗日「三猛」。林少貓為南台抗日軍的盟主。

二、西元一八九八年(明治卅一年),四月廿三日林少貓率二百餘抗日義民偷擊東港辦務署。到了十二月廿七日,又率二百餘義勇軍,再度攻阿猴城,從天剛拂曉露出曙光,爭戰到天暮已黑,因未能成功而轉退,到竹田鄉六份庄與東港溪畔的基地。據新庄李一甲先生說:這個林少貓抗日義勇軍的基地,後來被日軍征服,改為種植治療瘧疾的金雞納酸的「葯仔寮」,就是現今鳳山厝大同農場的現址。

  到了廿八日,林少貓攻打潮州辦務署,因台灣總督府開徵地方稅,引起百姓更為不滿,林少貓得到抗日基地鳳山厝庄,溝仔墘庄的響應,加上萬巒庄、五溝水庄、新北勢庄、九塊厝庄、打鐵庄、竹圍庄、小勢尾庄等村民都加入攻打潮州的義勇軍,當時客家義勇軍是由林天福任總指揮,與林少貓同心協力作戰,聲勢浩大的抗日義勇軍有一千多人,參與攻打潮州辦務署,署長瀨戶晉被抗日軍砍下頭顱,肋骨也被拔去,可見人民對日軍有多怨恨。來自萬丹大營的憲兵部隊,也在中途被抗日軍截殺,到了卅日夜裡,從鳳山來的救援日軍火力強大,抗日軍才撤走。當時廿九日,林少貓也另率一支一千多人的抗日軍攻打恒春,使日軍疲於奔命,直至台南日軍從車城登陸才解圍,抗日軍就撤離到山區。

  西元一八九九年,總督府改變政策以招降方式勸降,命打狗城的富商陳仲和、鳳山街長陳少山、富商林璣璋、台南參事許廷光、阿猴辦務署參事蘇雲梯等紳士,進入加禮山勸林少貓降服,以利誘和前無援兵後無糧餉的困境,林少貓提出十條要求,後被日本當局接受而發給十大要求准許書,林少貓遂在西元一八九九年(明治卅二年)五月廿日,率卅餘部屬下山降敵,林少貓所得十大要求,除了徵收民稅外,其餘皆被日本接納。據台灣憲兵隊史及警察沿革誌記載,其主要條件內容如下:

1.割鳳山近郊一地給林少貓定居。

2.林少貓等所開墾荒地,日本不得徵稅。

3.林少貓等所開闢道路,日本方面不得使用。

4.林的部屬犯罪,由林處斷,日本不得干涉。

5.該地方如有犯罪者,由林少貓逮捕交官。

6.同意林少貓等攜帶武器,如有誤被日方逮捕者,由林少貓交保釋放。

7.保護林少貓以前所有的債權,並補償被剝奪的財產。

8.不追究林少貓等前罪,先前被捕者也應即時釋放。

9.林等願改前非,日本應以誠待之。

10. 日本應支給林少貓補助授產金二千圓。

  林少貓歸順後定居於鳳山後壁林的一個沿海漁村,以前的部屬紛來投靠他,林少貓專心於開荒土地,及經營漁業、農業及造酒等,不久林少貓變成年收入一萬餘圓的大富翁了。

  林少貓降敵後,據萬丹社口村民國五年次的簡清良,回憶小時候在店仔頭聽長輩講林少貓的抗日故事時說:「其在粿葉樹崙的基地還存在,很多人為了攀援林少貓都跟林少貓打交道,有些商人要把東西搬運到鳳山也要插上林少貓的旗幟,以便通暢無阻,有一年林少貓為母親舉行祝壽會時,萬丹加禮濫庄協內林家有三戶富商,也送禮到『大崙』作為賀禮,並在禮簿上簽了名,後來日軍誘殺林少貓後,這林家三戶也遭受禍延」。

  西元一九○二年(明治三十五年)日據八年五月,台灣總督府為了達到全台抗日歸順後,「一旦獲得歸順之果,歸順條件自成空文」,自然無法容忍林少貓的壯大,五月廿六日,總督府命令南部日軍,展開圍剿行動,日軍藉口後壁村發生傳染病而入侵包圍,五月三十日,雙方展開激戰,後壁村頓成火海,抗日軍奮戰終日,不幸於下午五時失陷,林少貓中五彈也死於後壁林城廓門外的水田中,一代抗日豪傑享年三十七歲而已,抗日中,義軍共有男四十一人、女廿五人、兒童十人都死於戰火中,緊接著日本採取行動,一網要打盡殘餘抗日份子,被斬殺者就有四百多人,林少貓的弟弟林必兒子林雄也傷重而亡。自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四日,假藉抗日義民的嫌疑犯和搜索跟林少貓親近的人士,網羅罪名,被殺者就有三二○。

  據簡清良轉述說:日本警察搜到來賓為林少貓母親祝壽時的禮簿簽名冊,就展開逮捕,認為他們跟林少貓都有關連,像萬丹加禮濫庄林家三戶,三個士紳就被捉到上蚶墓埔的茄苳樹下砍頭,林姓三戶的「無頭忌」,就是林少貓事件所牽累。

  根據洪老來轉述黃福港伯的話說:「當年農曆五月十六日,洪老來的父親只有十六歲,中午自『大崙』牽牛要回家時,看到日本紅步兵騎著馬,向大崙林少貓墾耕基地而去,不久槍聲大作,雙方互為開火,經過一、二鐘頭,天上忽然傾盆大雨,大崙的人民才有機會逃出,當時被捕獲的人士有磚寮人盈利、蕭行、洪膨鼠、洪豬哥等十二人被槍殺,羅狗因怕被搜獲而吞食鴉片而亡,黃福港被捉到頭前溪的衙門囚起來,大州庄的士紳大部份都被殺害,溪州的富豪楊寔,壯丁團長林漏太及村民林占魁、吳萬興、林雄、林生等均被殺害,而黃福港的父親因和阿猴辦務署參事蘇雲梯有交往,所以被釋放。「簡清良也說:林少貓被屠殺多年後,大崙的溪埔,在農民的耕拓下,被人挖出乙尊抗日義勇軍留下鑄有「佐世保」三字的大砲,大砲扛回社皮派出所,社中人林進興就在派出所造一砲台,置放在上面供人觀看,二次大戰末期,佐世保大砲就被當破銅爛鐵送去熔解了。林少貓抗日軍遺留下的大砲,也隨日本的瓦解而熔化不見。而亦匪亦盜也是抗日豪傑的林少貓傳奇故事,也殘存在萬丹老一輩鄉民的腦海中。

參考文獻: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台灣省文獻會台灣通志

 台灣憲兵隊史

東方兵事紀略

 瀛海皆亡記

口述資料:

李國耀:萬丹鄉,民十四年次。

 簡清良:萬丹鄉社口村二十二號,民五年次。

 洪老來:萬丹鄉磚寮五鄰七號,民十三年次。

 張世章:萬丹街頭五一之一號,民二年次。

李一甲:新庄村五十八號,民四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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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運動[編輯]

 
 

皇民化運動
中文名稱
正體 皇民化運動  日本化運動
簡體 皇民化运动  日本化运动
注音符號 ㄏㄨㄤˊㄇㄧㄣˊㄏㄨㄚˋ ㄩㄣˋㄉㄨㄥˋ  ㄖˋㄅㄣˇㄏㄨㄚˋ ㄩㄣˋㄉㄨㄥˋ
漢語拼音 huángmínhuà yùndòng  rìběnhuà yùndòng
日文名稱
日文漢字 皇民化教育  皇民化政策
假名 こうみんかきょういく  こうみんかせいさく
羅馬字 kōmin kakyōiku  kōmin kaseisaku
韓文名稱
諺文 황민화정책  황민화운동
韓文漢字 皇民化政策  皇民化運動
文觀部式 hwangminhwa jeongchaek hwangminhwa undong
馬賴式 hwangminhwa chŏngch'aek hwangminhwa untong

皇民化運動,即日本化運動,指自甲午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本國少數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施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主要影響地包括朝鮮琉球台灣滿洲等地。發起人主要有日軍軍部、右翼內閣大臣等。

  

背景[編輯]

日本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後,調整對台政策,並且在台灣推行了一系列殖民和強制同化的政策,皇民化運動便是這種環境下的產物。日本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開始於1936年9月,新任總督小林躋造上任後,發表統治台灣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但當時的南進政策尚未確定,工業化也是空談,只有皇民化得到全力推行;到1941年4月9日,日本當局成立皇民奉公會,皇民化運動轉入第二階段,即皇民奉公運動,意圖將更多台灣的人力物力納入日本軍事體制,並打消台灣人可能的投敵反抗。而朝鮮也在不久後開始推動創氏改名與要求市民朗讀皇國臣民之誓詞的運動。

措施[編輯]

  • 推行日本語言的政策,限制對原本語言的使用,推動所謂「國語家庭」(國語の家)。
  • 更改姓氏運動:要求改用日本姓氏,皇民化時代改日本姓的公務員,較有升遷機會。比如李登輝改名為「岩里政男」。在NHK製作的「JAPANデビュー」第一回 「アジアの「一等國」」裡面,受訪且當時曾改名的台灣人說,當時改名有一定規範,比如他姓林,雖然日本也有「林」的姓氏,但是一定要改為大林、小林等,不能維持原本漢姓。台灣人為了留下過去漢姓的痕跡,就開始玩起打謎語的遊戲[可疑 – 。要求一般人民對日之丸日の丸國旗的敬愛,並要求齊唱君之代君が代國歌
    • 拆字法:「」改為「廣內」;「」改為「田口」;「」改為「佳山」;「」改為「竹間」;「」改為「共川」或「三井」;「」改為「岩下」;「」改為「宮下」等。
    • 同音法(日文同音):「」改為「佐井」;「」改為「士矢」;「」改為「田井」等。
    • 明示法:「」改為「本庄」;「」改為「高家」;「」改為「武田」等。
    • 暗示法:「」改為「東城」;「」改為「小柳」;「」改為「伊佐」等。
  • 建立神道教的象徵物神社
  • 基於教育敕語的國家教育。

歷史[編輯]

琉球[編輯]

琉球遭受薩摩藩的入侵,並長時期受到干預,變相成為薩摩藩附屬地。經二次琉球處分,日本廢除琉球藩,改為沖繩縣,令琉球最終滅國。

臺灣[編輯]

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帝國依據與日本當局簽訂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其他附屬島嶼予日本。在日本接收過程中,遭到台灣當地民眾的強烈抗拒。包括地主武裝、佃農武裝及原住民武裝紛紛發起暴動,要求日本當局放棄佔領台灣。如台灣官紳丘逢甲等人抵抗日本,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末代台灣巡撫唐景崧總統,到後來在日軍的圍剿下,丘、唐等人不得不放棄原先想法,遷回中國大陸

此後,臺灣總督府當局將台灣島上的住民依據族群關係大致分為三級:在台日本人、台灣漢人及蕃民,社會地位及享受的權利依次降低和減少。

自1936年日本確定南進政策開始,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邁向了另一個階段。[1] 該時期因戰爭的需要,日本內地經濟泥足深陷,全國逐漸進入戰時體制,繼而孤注一擲,發動大東亞戰爭,國力消耗甚鉅,人力物力羅掘俱窮,需要台灣的協助。然而要台灣人「真誠」、「同心協力」,須由同化政策更進一步,除了取消原來允許的社會運動外,也積極從精神上消除臺人的民族意識,生活上脫離漢民族及臺灣原住民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大倡臺人全面日本化,並全面動員台人參加其戰時工作,一直持續到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投降為止。本時期可以稱為「皇民化時期」,是「內地化」的極端形式。

皇民化運動係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通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致力於消彌台灣人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日本人為強化組織功能,成立各種奉公會團體,台灣人民被迫參加,將運動推向社會的最基層。[2]

台灣總督府為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強烈要求台灣人說國語(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棄台灣民間信仰、改信日本神道教並參拜神社、同時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此外,總督府也在1940年公佈更改姓名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國語家庭」享受特惠,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連子女在升學競爭上也佔優勢。日本人的配給量比台灣人多,而改成日本姓氏的台灣人,也比一般台灣人得到更多的配給。

最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當局也在1942年開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1945年全面實施徵兵制。上戰場替軍隊勞動的人,他的家宅可貼上「榮譽之家」字樣。榮譽之家的子弟,升學也會受到特別眷顧。[3]

影響[編輯]

琉球[編輯]

相較於台灣,日本對琉球文化的摧殘則更加嚴重,例如亡國後的琉球人被迫改名易姓,原本王族或士族通用漢名(唐名)及琉球式姓名(漢姓+琉球名),只在對日本的文書中使用日本姓名(和名),皇民化後漢名及琉球式姓名失去正式地位,日本姓名成為正式姓名。從明治昭和中期,日本政府強力推行標準語普及運動,影響所及至今僅剩少數琉球人通曉琉球語之使用。

基於一連串同化政策之成功,因此目前琉球人大多認同日本,儘管有獨立運動的存在,但尚未受到主流社會的支持。在被日本吞併134年後,如今談及琉球獨立,實際上已非易事。甚至,中國對琉球獨立運動的評論和支持,有可能引來琉球民眾的反感。[4]依據日本產經新聞則有民調顯示89%的沖繩人「對中國沒有好印象」。[5]

臺灣[編輯]

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如同其它被侵略的亞洲國家基於日本侵略之歷史因素,對皇民化運動持嚴厲的批判態度。然而解嚴後,隨著社會的多元化和台灣本土意識的興起,關於皇民化運動,台灣史學者提出與國民黨政府不同評價觀點。至今史學界對此時期帶給台灣的正負面影響之爭論仍持續著。

根據資料顯示,1941年底,全台人口中改姓名的約有1%左右,到1943年底,全台共有17,526戶改姓名,人數為126,211人,約佔當時人口的2%。[6]雖說改姓名無強制性,但對於一些社會精英或與公務有關的人員來說,還是造成環境氣氛上的壓力,所以有許多社會精英紛紛改了姓名。[7]當時全台「皇民家庭」比例實際上僅佔1%-2%,因此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說,縱使無法選擇被日本統治,但要不要當「皇民」來換取殖民統治下得較高身分地位,則可以選擇。此段皇民言論 郝柏村說完之後才被寫在維基百科的 不是他從維基百科看到的。[8]

負面[編輯]

使台語使用範圍大幅縮減,文讀系統衰弱,許多台灣人於戰後不知如何以閩南語朗讀文言文[9]

正面[編輯]

學者林呈蓉認為「部份皇奉運動下的社會價值觀,即使在戰後仍以不同的語言、型態繼續被傳承下去,並逐漸內化成台灣精神內涵之一環。例如滅私奉公的社會『道義』、守望相助的『鄰保』精神、台灣社會『賢妻良母』之婦女的形象改造、公益優先的『義勇報國隊』之組成、拉近國民與國家距離之『徵兵制』的施行等,一些近代社會中所具有普世價值之言動,的確也給台灣社會民度的提升,帶來了正面效益。」[10]

影響[編輯]

部分台灣史研究學者指出由於該運動以期將台灣本島人同化於日本,又因相較於同時期在大陸的中華民國已具有相當程度的現代化。加上戰後的國民黨政府於戒嚴時期對台灣進行高壓統治與整肅異議份子、及台籍本省人來台大陸人之間觀念和價值觀的落差,導致部分台籍本省人在二次大戰後對日治時期產生某些程度的懷念。此心態不僅保留於部分老一輩台人心中,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戰後台灣對國家民族認同臺灣主體性族群意識觀念乃至臺灣獨立運動的興起。[11]然而亦有認為皇民化之影響、與基於殖民需求下的部分現代化建設不可混為一談!若論及所謂台灣意識,事實上是自反清復明的鄭氏舊部乃至日本殖民時期的反抗運動或台灣民族自決運動漸漸演化而來的。[12][與來源不符] 根據日本昭和史記載(台灣的書局有賣),1940年2月日本修改台灣戶口規則,進行改姓名的政策,至1941年底,已有一成的台灣人改了日本姓名。以此推論,到了1945年光復前,改姓日本姓名的台灣人恐怕已超過二成以上,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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