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拿著旗上寫著「欽命 義和團糧臺」字樣的義和團拳民。
義和團運動或稱庚子事變、庚子國變、庚子拳亂，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清末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針對在華西方人（也包括傳教士及華人基督徒在內）排外運動，「突顯中西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它也標誌著以仇外情緒為契機的反對基督教傳教活動已達到高水位」[1]
義和團原稱義和拳，其參與者被稱為「拳民」，貶稱則為「拳匪」。
義和拳本來是長期流行在山東、直隸（今河北省）一帶的白蓮教等傳統民間秘密團體有關[2]，最初反對滿族統治，以「反清復明」為口號[3]，而遭到鎮壓。
隨著鴉片戰爭後的國勢開始衰落，外國勢力滲入尋求最佳利益的衝突，華夷之辨取代了滿漢之爭，義和團有部分會眾轉向，開始支持清朝，演變成親清的民團組織。
他們利用設立神壇、畫符請神等方法秘密聚眾，稱為「義和拳」，其中摻雜有一些教授信眾「刀槍不入」的愚昧成分。
1898年由梅花拳拳師趙三多首次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4]。
遇害人數
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5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死亡（根據基督教會方面的統計）；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教民[5]，未有統計（單北京死於義和團手下的有十數萬人[6]）；死亡的義和團拳民、義和團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國人也不計其數，義和團和八國聯軍進據北京時都有姦淫據掠的劣跡[7][8]。義和團事件通常與八國聯軍攻打北京這兩件事合在一起。
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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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國境內牽涉基督教教會的社會事件（常引起爭訟、暴力甚或演變為外交事件）。義和拳活動主要集中在華北的直、魯地區，正是教案頻仍的地區，義和拳活動與教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中國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被迫在1895年簽署馬關條約，割讓了臺灣，賠款白銀二萬萬三千萬兩，顯示了之前的洋務運動失敗，再次引起歐洲列強對中國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國的歐洲強國，要求清政府准許修建鐵路和採礦。1897年11月，山東冠縣梨園屯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聖言會傳教士能方濟（Franz Nies）及理加略（Richard Henle）被衝入教堂的村民打死。
德國立即作出了反應，以此出兵佔據了膠澳及其周邊地區（今青島市膠州灣地區）。德皇更對其艦隊訓言，謂：「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接下來的一個月，俄軍進駐了遼陽南方的旅順，英國和法國之後分別派兵佔領威海和廣州灣（現在廣東湛江）。
外國的進佔，更激發起山東各地的排外情緒。1898年3月，拳民活動在山東加劇。1899年，捐官出身的漢裔旗人毓賢出任山東巡撫，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對義和拳採用安撫的辦法，將其招安納入民團。於是義和拳成了「義和團」，而其口號亦由「反清復明」改成「扶清滅洋」。義和團四處燒教會、殺害教士；抵制所有外國事物和之前失敗的「洋務運動」。在義和團的積極排外下，外國人被稱為「大毛子」，一律殺無赦。中國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通被稱為「二毛子」；其他通洋學、懂洋語、以至用洋貨者，被稱「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輕則被毆辱搶劫，重則可能有殺身之禍。時人記載：「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被匪繫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顧以為樂；一僕自言相從多年，主人並非二毛，亦為所殺，獨一馬夫倖免。其痛恨洋物如此。」[8][9]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10]
| 「 |
其一
神助拳 義和團 只因鬼子鬧中原
勸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無倫 女行姦 鬼孩俱是子母產
如不信 仔細觀 鬼子眼珠俱發藍
天無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發怒 仙發怨 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 非白蓮 念咒語 法真言
升黃表 敬香烟 請下各洞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著人體把拳傳
兵法藝 都學全 要平鬼子不費難
拆鐵道 拔線杆 緊急毀壞大輪船
大法國 心胆寒 英美德俄盡消然
洋鬼子 盡除完 大清一統靖江山
詩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體仙人藝 定滅洋人一掃平
右傳云山東聖府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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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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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傳單抄本，聲稱乾旱是因為教堂遮蔽天空，外國人俱是亂倫所生，並以藍眼睛為證；滅洋的方法除了練拳外，就是拆鐵路，拔電線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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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頻發的主要原因
教案頻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 治外法權凌駕中國法律
- 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被准許在中國傳教和成立教會。在治外法權之下，不單教會的西方神職人員不受清政府管轄，一般中國信徒也常獲教會庇護。地方上，基督教教會每每因為文化、風俗差異等等各種原因，與地方民眾發生衝突。部分不良教民利用特權優勢欺壓當地普通民眾[11]，而地方政府卻往往因為懼於教會的治外法權，不欲與洋人作對而未能持公處理，加劇社會矛盾和不公，造成教案。
- 基督教會財產爭議
- 雍正禁教之後，基督教堂大多被沒收充公。到咸同年間，這些房產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則是多次易手，查還已相當困難，但外國基督傳教士 仗著清廷上諭和法國公使的權威，往往不顧實際情況，任意索要紳民所尊崇的公所、會館、書院、廟宇等，迫令退還，到後來發展到強迫買賣田地、低價勒索甚至霸 佔田地，因而激起中國人反抗。[12]
- 基督徒與中國文化信仰的衝突
- 一些外國基督傳教士不尊重中國文化，歧視中國文化，貶低佛教與道教為主的中國民間信仰，有的破壞中國風俗，造成當地保守中國人的不滿。
- 仇外心態
- 清末華北地方經濟破產，傳統社會綱紀解體；在轉變的時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會社紛起。總之，教會、教眾和洋人、洋貨，成為了仇視的對象。
- 謠言
- 當時社會有許多詆譭西方人的謠言，如說洋人醫院挖小孩眼睛製迷藥、神父用特製器具吸男童陽精等等，而一般中國百姓一向迷信這類傳言，從而人人自危，對西方人及中國教友恨之入骨[13]。誣指被中國政府處死的基督傳教士馬賴，勾引姦淫婦女，而且姦汙別人的新娘。再如，1901年被梵蒂岡教會封為基督教聖徒的郭西德，被誣指姦汙民女，放縱一些無賴基督教徒在農民田地里搶劫收割莊稼，最後被中國民眾處死。[14]
- 守舊勢力的反撲
- 教會除了傳教之外也興醫辦學、提倡破除陋習（如纏足納妾）、傳播新思想（如憲政、民主），與維新運動一樣不可避免會引起守舊勢力的仇恨。
導火線
一則法國報紙報導中國拳民拆毀鐵路的消息，刊於1900年6月。
自義和拳興起，開始提出「仇教仇洋」的口號後，時任山東巡撫李秉衡以民族主義觀點，視之為義民，加入者日眾。
1899年12月30日（農曆十一月二十八日），山東肥城發生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卜克斯被殺案件，在西方各國連續抗議後，煽動和支持義和團[15]的毓賢被清廷免職。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覲見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義和團；之後獲得調任山西巡撫[16]。毓賢任山西巡撫後，更變本加厲縱容義和團殘害教民[15]，其衛隊數十人都是義和團團民[15]。而新任山東巡撫袁世凱帶領北洋新軍在山東大力鎮壓義和團，穩定山東局勢，迫使一部分義和團拳民逃入直隸境內。
1900年1月24日，溥儁受詔入宮，封為大阿哥，但外國公使均不承認。戊戌政變後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對西方反對她廢黜光緒感到十分不滿，中外關係趨於緊張。
1900年1月，慈禧不顧西方外交人員的抗議，發佈維護義和團的詔令。直隸總督裕祿於是由本來剿滅義和團，轉變成扶助義和團。除了向團民發放餉銀外，裕祿還邀請義和團的首領大師兄曹福田到天津開壇聚眾。於是山東的拳民湧入直隸。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壇請神、燒教堂、殺洋人、殺清軍、並到處毀壞鐵路及電線桿等洋物。
八國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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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各國收到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人員的求援後，他們在1900年5月31日組成一支432人，由八國海軍人員組成的聯合部隊（法國75人，俄羅斯79人，英國79人，美國53人，義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國水兵51人、奧匈士兵32人於6月3日出發），從大沽經鐵路通往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協助使館人員防守。
西摩爾遠征
不過隨著局勢不斷惡化，6月9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Colonel 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透過電報向西摩爾稱，北京城內局勢每小時正在惡化，要求西摩爾為進軍北京作好預先安排[17]。6月10日，北京使館區與外界的電訊聯絡中斷[7]。因此各國急商，增派一支由2066名各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人員（英軍916人、德軍540人、俄軍312人、法軍158人、美軍112人、日軍54人、義軍40人、奧匈軍25人）組成的援軍入京，決定由英國副海軍上將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Edward Hobart Seymour）任聯軍司令，美國海軍上校麥卡加拉（Bowman McCalla）為副司令、俄國上校沃嗄克任參謀長，從天津搭火車出發前往北京保衛使館。可是天津至北京的鐵路已被破壞，西摩爾的選擇唯有一路修復鐵路，一路沿著鐵路行軍。
由於清政府對列強的態度朝令夕改，故令聶士成無所適從，根據聶士成上司榮祿的命令，聶士成一度容許聯軍先遣隊火車通過天津[18]，旗下武衛軍士兵對聯軍的態度亦顯得友善，並沒有意圖攻擊聯軍的舉措[19]。
不過西摩爾向北京行軍的舉動惹怒清廷，因此支持義和團的端王載漪迅即取代慶王奕劻，成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命令武衛軍聶士成，董福祥甘軍攻擊八國聯軍先遣隊。另一方面，清廷又透過招募義和團成員入軍，以保衛首都，阻止西摩爾的行軍[20]。
聯軍火車通過天津後隨即被包圍，聶士成率所部守衛天津楊村一帶，與義和團一起阻擊八國聯軍先遣隊。由於八國聯軍先遣隊不擅陸戰，武器並不佔優，多數武器得自天津的清軍軍火庫[21]，清軍與聯軍互有死傷。至於義和團則被聶士成派上前線，遭聯軍機槍掃射，撤回時又遭聶軍機槍掃射，死傷慘重。西摩爾本來打算停止前進，但在6月18日收到使館被襲的報告後，決定繼續沿著白河前往通州（距離北京城25公里）。
由於京津鐵路已被義和團破壞，加上聶軍裝備精良，配有德製重機槍、克虜伯大炮和最新式的毛瑟槍，聯軍無法前進。根據一位前線英國士兵描述，平均要發射4粒子彈才能射殺一名義和團拳民，聯軍彈藥不足，只能後撤，其間造成超過200人傷亡。事後聯軍副司令麥卡加拉報告，指單一的步槍射擊是不足夠消滅所有拳民，因此聯軍需要攜帶更多彈藥[22]。
清廷稱此役為廊坊大捷，可是裕祿將之歸功並大賞於義和團，而聶軍則分文無賞[23]。
聯軍撤退天津期間徵用4艘中國漁船，沿著河岸牽著繩索，載上所有傷員及剩餘的食物、彈藥及醫療用品前往天津。途中佔領清軍的西沽武庫[21]，發現除了有德國克虜伯野戰炮外，還有大量步槍與數以百萬計的子彈，連同數百萬斤大米和充足的醫療用品。
得到充足的軍事物資後，西摩爾決定堅守待援，透過一名中國僕人穿過義和團活動範圍，向各國公使告知聯軍的困境。聯軍在待援期間遭到清軍、民團日夜不 斷的攻搫，處於崩潰的邊緣。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組成的援軍（其中俄國900人，英國500人）解西摩爾之圍，在戰場使用了價值超過300萬英 鎊的彈藥數量後，終於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應西摩爾聯軍撤退，西摩爾行軍北京期間總計損失62人，有225人受傷[24]。
當時被困在北京使館區的外國人對西摩爾充滿信心，認為西摩爾軍隊離自己很近，他們很快就會安全，完全無視西摩爾的軍隊拯救失敗的事實[25] 。另一方面，直到西摩爾撤回天津為止，清政府都不知道自己有一支軍隊成功阻止西摩爾的行軍[26]。
慈禧西狩
8月14日凌晨，聯軍來到北京城外，發起總攻擊——俄軍攻東直門，日軍攻朝陽門，美軍攻東便門。俄軍與日軍面對的城牆較高，且遭遇的抵抗較強，各自 陣亡了約100人；而美軍進攻的東便門城牆較低，且離清軍火力較遠。當日上午11時，美軍使用雲梯，讓第九步兵隊帶著星條旗爬上城牆，成為最先攻入外城的 部隊；美軍雖入外城，但被清軍的炮火壓制，難以繼續前進。英軍中午始達北京，攻廣渠門，至下午2時許攻入。晚上9時，俄、日軍分由東直、朝陽二門突入。 15日，聯軍逐步攻佔北京各城門，與清軍在城內展開巷戰；至當晚，聯軍已基本佔領全城；慈禧太后、光緒帝和親貴大臣倉皇離京，珍妃遭投井溺斃。慈禧太后等人先逃至懷來縣，又輾轉逃亡至大同、太原，最後來到西安。
聯軍攻佔北京
聯軍佔領津京後，當地排洋、仇洋的風氣大變，街頭一改人人包紅布、穿紅衣義和團打扮，天津百姓家門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寫「某某國戶 人」，或「某某國順民、良民」。北京商鋪爭先貼出保護單，各國占管區居民，紛紛向洋兵送萬民傘，時人記載：「昔則挾刃尋仇、滅此朝食，今乃顏娟敵，載道口 碑，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舉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21]
日本人當時剛剛登上國際舞台，急於展示「文明國家」形象，除了掠去戶部近三百萬兩存銀外，對佔領區的百姓幾乎秋毫無犯，因此八國聯軍分區佔領北京的 時候，日佔區和美佔區是聯軍當中社會秩序最好的，軍紀最為嚴明，時人記載，「俄軍界內，存者唯狗而已，法意軍界內，觸目蕭條，幾無人跡，德軍界內，慘況倍 之，英軍界內，雖有人煙，亦甚寥寥，日軍界內，熙熙攘攘，往來如市，而美軍界內，安堵如故，市肆全開，靜謐。」[21]
日後抗戰期間，日軍將領岡村寧次感慨自己的士兵軍紀今不如昔，認為這是日本墮落的標誌[21]。
相比之下，德軍、俄軍、法軍在北京城內則做出濫殺、強姦[27]、搶劫、燒毀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國梁為首的教士們發出「布告」容許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圍後八天之內搶奪生活必需品，規定搶奪不滿50銀兩的，不用上繳；超過50銀兩的，應負責償還，或交教堂處理。[28]法 國媒體曾刊登回國士兵的陳述：「從北堂我們開向皇宮，修士們跟著我們去，...他們慫恿我們屠殺、搶劫，...我們行搶都是替教士幹的。我們奉命在城中為 所欲為三天，愛殺就殺，愛拿就拿，實際搶了八天。教士們做我們的嚮導。我們進一家就隨便拿東西，我們把店掌櫃抓了當僕役，教士們把搶來的東西，讓他們背著 運到北堂去了...」[29]。
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則於1900年11月23日，在紐約公共教育協會上發表《我是一名義和團》的演講：[30]
為什麼不讓中國人擺脫那些外國人？既然我們並不准許中國人到我們這兒來，我願鄭重聲明，讓中國人自己去決定，哪些人可以到他們那裡去，義和團是愛國者，我們祝願他們成功。義和團主張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義和團，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另一方面，根據馬克·吐溫撰文的揭露，僅在河北任丘縣一處，美國基督傳教士梅子明以『用人頭抵人頭』為口號就殺害了中國無辜農民680人[31]，
《日本郵報》編輯刊發的弗蘭克·布林克利在談話錄中說：「當得知在中國的40名女傳教士和25名兒童被義和拳民屠殺的消息時，西方人士無不悚然動容。但是八國聯軍在中國所犯下的暴行，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猶如天壤之別。僅在通州一地，在這座中國未設一兵一卒抵抗的城市中，就有573名中上層婦女因不堪忍受聯軍士兵污辱羞憤自盡，而同樣受辱的下層婦女們，則只能忍氣吞聲。當西方士兵本身的所作所為意味著野蠻和殘暴的時候，他們還有什麼資格去控訴中國義和拳的野蠻行徑？」[32]
俄國入侵東北
俄國除了與隨聯軍進攻北京外，更另外從南北兩路派二十餘萬人進佔中國東北。北路俄軍8月攻佔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佔領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佔據營口，10月1日佔領瀋陽，10月6日兩軍會師，佔據了東北全境。
各方歷史記載
在美國的歷史記載裡，稱這次軍事解除公使館危機行動為「中國解救遠征」，中國則稱之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堅持下，瓦德西於8月7日被任為聯軍總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軍在聯軍攻進北京後兩個月才到達中國。他們因為熱切執行威廉二世7月2日發佈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記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33]四處擄掠，而備受批評。威廉二世的這段講話是對5世紀匈人入侵歐洲的回憶。後來這段話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英國人借用來貶損他們的德國敵人。
時間軸
5月27日，三萬拳民佔領涿州。
5月28日，英國全權公使竇納樂有感使館區有危險，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國戰船增援。337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於5月31日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防衛使館區。另外89名德國及奧國陸戰隊員於6月3日抵京。[34]
董福祥轄下的回族軍隊，自甘肅前往北京支援義和團的行動。
6月6日，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義和團首領李來中向剛毅等表示義和團只反洋人，不反朝廷。結果剛毅回京後，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
6月9日，慈禧從頤和園回宮，並調董福祥的武衛後軍進城，駐紮在永定門內。董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董福祥還與義和團首領李來中結拜兄弟。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義和團拳民於同時開始大舉入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對外通訊斷絕。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在永定門內被剛調入京的董福祥甘軍所殺，被開腹剖心。[34]駐天津的各國領使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爾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被拳民破壞，西摩爾受阻於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與清兵及義和團展開戰鬥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該戰事被清政府及義和團認為是一次抗擊外敵的重大勝利，並被命名為「廊坊大捷」。
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內城，當天燒燬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護）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
6月15日，軍機處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6月16日，義和團燒燬前門老德記西藥房，而附近約千家（一說四千家[8][6]）商舖受波及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教民，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5]；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於七月初被全部殺害。[6]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別也互相武鬥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和甘軍也肆意姦殺婦女，不計其數[7]。除了屠殺姦淫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倖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8]，徐桐（時年八十）[35]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鬥[7]。是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後，一度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諭。
6月17日聯軍攻佔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時，得到虛假情報，以為外國的要求她歸政於光緒[7]。慈禧態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轉變，轉為支持義和團及向洋人開戰。命剛毅、載漪、載勛、載濂、載瀾統領義和團，任載勛為步軍統領九門提督。
6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 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 7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 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餘人及僕役二十餘 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 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縳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15]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由於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眾，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復）；釀成戰爭的導火線。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彼等」（並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等十一國」）同時「宣戰」。實際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達一份譴責洋人和表達決心的詔書，而該詔書未曾按現代外交慣例，交予外國使節。
清廷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7]。 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使館區內被圍人數約3,000人，當中約2,000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0人為外國男性平民，147名婦女及 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陸戰隊共409人，武裝有3挺機鎗及四門小口徑火炮。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 樂負責指揮抵抗。[34]
6月25日，在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的率領率下，義和團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弒光緒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衝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36]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中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義大利及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反抗拳亂的中國軍隊與義和團拳民對戰。7月至8月進軍北京的聯軍指揮官是俄國人General Linevitch[34]。
6月27日，許景澄及袁昶聯銜上奏，請殺主戰派，而再後殺兩人以謝主戰派。
7月14日，聯軍佔領了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後自殺。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許景澄及袁昶被清廷處死。
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並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8月11日，清廷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及徐用儀。
8月14日凌晨，聯軍佔領北京城外，經兩天的激戰，到8月15日逐步攻佔了北京各城門，隨即與清軍在京城各處展開巷戰。
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已基本佔領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後立即倉皇離開，逃到西安。
東南互保與辛丑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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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作總統支撐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9月7日，清廷發佈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中外勢力的聯合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同時，清政府派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全權特使，與各國和談。
1900年10月，李鴻章抵達北京，向八個佔領國展開談判。當中俄國志在另約取得中國的東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國領土的想法；但英、美則以商業為重，希望保持在華的貿易利益，對俄國的擴張存有戒心，故此反對各國的領土要求。李鴻章從國際法上，提出義和團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戰詔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事件是外國派兵來華助剿叛亂所引起。故此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只有賠償軍費的義務。最後達成的《辛丑條約》 的正式名稱，亦只是一個中國與十一國之間的賠償協定，而並非交戰國之間的正式和約。至今，西方國家仍然以「拳民暴亂」（Boxer Rebellion），來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件。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詔，停止外僑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個城鎮文武考試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縣、大同府、汾州府、孝義縣、曲沃縣、大寧縣、河津縣、岳陽縣、朔平府、文水縣、壽陽縣、平陽府、長子縣、高平縣、澤州府、隰州、蒲縣、絳州、歸化城、綏遠城；河南省南陽府、河內縣、鄭州、光州、陳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隸省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天津府、順德府、望都縣、獲鹿縣、新安縣、通州、武邑縣、景州、濼平縣；東三省盛京、甲子廠、連山、於慶街、北林子、呼蘭城；陝西省寧羌州；江西省鄱陽縣；湖南省衡州府。
另一方面，慈禧太后一直被視為義和團事件的罪魁禍首，因此李鴻章在「懲辦禍首」的問題上與列強多番據理力爭，最後得到保證，列強在「懲辦禍首」的條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變相不再追究慈禧在義和團事件中的主要責任。
此外，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作為戰敗國的中國，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鐵路沿線駐兵，袁世凱就從他武衛右軍挑了3000人，換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務，變相收回了京津沿線主權，這支三千人的部隊就是中國最早的警察隊伍。僅用了半年時間，天津就被外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擁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37]。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簽署《辛丑條約》。中國雖然免於領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國給予總計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分39年償還，史稱「庚子賠款」，由關稅及鹽稅中扣付。這個數目的意味著要向每個中國人懲罰一兩白銀。對此申報發表社論說「中國不能保護使臣致慘遭斃……曲誠在我……不得謂外人過於要挾也。」[38]賠款的總值按當時銀價，約為3億330萬美元。這筆賠款金額過於龐大，後來在中國駐美公使梁誠的交涉下，美國退還了部分賠款；應付賠款2444萬，美國將當時尚未付足的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幫助中國建立海外留學教育系統。最初稱為「清華學堂」，為留美預備學校，即後來清華大學的基礎，成為後來中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洋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宣戰，並停止向這兩國賠付庚子賠款。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為用和平方式維護其在中國的利益，故陸續放棄或者退回了庚子賠款餘額。
義和團等方面的暴行
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內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甚至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天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教職人員及中外信徒皆有死傷。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中國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證實：
據統計，共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5]、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39]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5]，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7月9日，在太原巡撫衙門前，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義大利籍艾士傑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40]，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41][42]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詳見：太原教案）
在內蒙古，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43]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44]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在直隸（今河北），由於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頑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兩神甫，不分男女老幼，盡戮，[45]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隸東南代牧區，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變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幾乎全部被毀，只有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得以倖存。[46]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在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44]。7月3日，義和團聯合清軍摧毀奉天小南門外的耶穌聖心主教座堂，紀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餘名信徒全部燒死在堂內[47]。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發生了集體屠殺事件。湖南衡州和陝西，也發生主教神甫被殺事件。在山東、河南，教堂被毀者佔十之七八。
義和團進據北京時與駐京甘軍大肆燒殺、姦淫、據掠。[7][8]。
影響
守舊頑固派被清除
義和拳運動的結果之一是朝廷體制內的守舊頑固派被清除，改革阻力減少，因而在1901年清政府延續戊戌變法的思潮，啟動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滅亡。
統治威信下降
在中國仕紳階級看來，清政府在事件中對聯軍勢力無能為力，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擅自違令行動，事後反而得到褒獎。各地督撫開始出現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統一集權的態勢開始解體。十年後，南方革命黨反政府的活動激進化，團結各省新軍於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違抗清政府自行宣佈獨立或觀望。最終袁世凱進逼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導致民國軍閥混戰的政局。
俄日在中國的擴張
俄國乘機佔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的日本衝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係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
日本駐屯軍
根據辛丑條約，日本可以在中國一部分地區駐軍，保護僑民和交通路線，這為日後的中日衝突埋下了禍患。
列強對華政策的改變
義和團事件亦改變了列強的對華政策，減緩了當時列強殖化中國的步伐，正如當時諺語所講：「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強意識到利用虛弱不堪的清政府統治中國百姓，顯然比列強直接派總督統治百姓有利。
其他
八國聯軍中德俄兩軍被普遍認為在鎮壓義和團暴亂中最為野蠻兇悍，而且軍紀較差，而美日軍隊被認為「嚴守紀律，不擾居民」。[8][6]當時北京滿大街都是居民自製的太陽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標語」。[48]德軍因其兇悍被冠以綽號為「匈奴」。
評價
孫中山的評價
（義和團）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籍，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
民族意識覺醒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觀點認為，義和團運動標誌著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濫觴。
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發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 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 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佔據上海，蹂躪台灣，強迫開放膠州，而現在又想來瓜分中國。』由這段布告看 來，義和團的興起雖然最初發生於幻想，但很明顯的還是民族精神的覺醒。」
美國駐華特使柔克義致海約翰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為，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所顯示出的熱情和能量使八國聯軍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將軍感慨萬端：「中國群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49]不過這句話之後的1903年又發生了瓜分危機，「由於俄國佔了奉天，各國要實行瓜分的政策」。[50]英國哲學家羅素也在《中國問題》中說，一旦怯弱溫和的中國人的熱情被激發，也可能變成世上最輕率的賭徒。
而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上的評價帶有了主義色彩：義和團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失敗證明，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就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
中國學界一般認為，清末的義和團運動以及民國的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三大群衆性民族主義運動，其中五四運動主要為反帝國主義政治主權侵略，而義和團運動和五卅運動則是反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侵略的運動，持續時間更長，影響更深遠。
殘暴行為
義和團的行為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也直接造成許多無辜的中國人（數量遠超過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針對對象從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劻（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8]）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謂十毛），無法無天，除屠殺外，也姦淫據掠[7][8]， 其不人道處比八國聯軍更甚，不論以中外的傳統道德觀點來看，義和團的行為實屬野蠻殘暴。如據當時記載：「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 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 人理」，「京師盛時，居民殆三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所過一空，無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6]「義 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剉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 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8]
海外華人對義和團的評價極差，義和團已經成為迷信及暴力的象徵，更成為罵人用語。義和團幾乎是找無辜者洩憤，不但受害的外國人多屬無辜，更有許多中國人直接受害，唐德剛和王怡將義和團與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武鬥相提並論。[51][52]
義和團拆鐵路、拔電線杆除了愚昧和仇外的原因，有時也是出於抵抗八國聯軍的作戰需要，目的在於阻斷敵方的交通和通訊[53]。清政府也曾命令清軍拆毀鐵路以阻擋敵軍 [54] 。
1899年至1901年義和團之亂時期的中方武力： 左兩位站立者為新軍步兵；前站立者為傳統正規軍。右站立者為義和團。
宗教戰爭
義和團運動運動中，中國漢教（以奉玉皇大帝為天地最高神、奉儒釋道三教尊神為基本特徵並雜奉各種民間俗神的中國民間信仰）和外來的基督教（被稱為「洋教」）的矛盾是衝突的重要方面，「保漢教、反洋教」是義和團運動的重要目的之一[55]。哲學家唐君毅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民間道教與西方基督教之間的宗教戰爭。他說：「與近代中國文化問題，及西方經濟、政治、宗教之力量之傳入，密切相關之大事件，一為太平天國之 亂，一為義和團之變。如果要在中國史上找宗教戰爭，則此二者在一義上，亦可說是宗教戰爭。太平天國，可說是變相的基督教與儒教之戰爭。而義和團則是民間的 道教與基督教之戰爭。當然太平天國與義和團之事件，其產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國是要排滿，義和團是要滅洋。但在口號標語上說，太平天國明是打著上 帝的旗幟，而義和團之口號，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著中國道教諸神的旗幟。此中不能說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衝突的問題在內。因而亦可說為一宗教戰爭。如西方之 宗教戰爭，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經濟的原因，而不失其為宗教戰爭。此二次宗教戰爭，第一次中國之儒教勝了，第二次中國之道教敗了，連整個中國亦敗在西方國家 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傳教事業，更日益在下層社會，進行無阻。」[56]2007年中俄東正教徒在北京進行了追思被殺的教徒的儀式。[57]
權力鬥爭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義和團運動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權力鬥爭。唐德剛將義和團比喻為紅衛兵，而將剛毅比作林彪，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勳四兄弟比作四人幫。載字輩四兄弟、剛毅及其一幫扶助義和團的大臣，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后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態，排斥光緒帝等帝黨。
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本擬廢光緒立載漪之子大阿哥溥儁為帝，但遭到西方列強反對，因此，載漪等人對西方列強及光緒帝極為仇恨。[15]在多次御前會議上，他們當眾羞辱光緒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緒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慾弒光緒帝，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雖保住了光緒的命，卻也忌他們幾分，無法控制他們。董福祥的甘軍殺了日本使館三等書記員杉山彬後，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載漪面斥，欲下旨懲辦，但董福祥以甘軍嘩變來要脅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罷[7]。
而其時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將義和團當成陞官發財的好機會，「士大夫諂諛干進者，又以義和拳為奇貨」。如御史徐道焜上書：「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陳嘉稱自己「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夷當自滅」，「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6]，當時的報紙評論說：「推本言之，有守舊，而後有訓政，有訓政，而後有廢立，有廢立，而後有排外。」「義和拳者，非國事之戰爭，乃黨禍之戰爭也。」[58]
文藝作品
義和團運動於1963年的電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59]中被提及。《北京55日》於西班牙拍 攝，由於拍攝需要數千名中國演員，電影公司從西班牙全國各地幾乎把找到的中國人都拉來排戲了。這樣的結果導致在電影拍攝期間西班牙全國的中國餐館幾乎都關 閉，因為餐館員工（通常是業主）都被電影公司所僱用。電影公司僱用了如此多的中國人以致在幾個月的時間內，西班牙全國幾乎找不到中國餐館吃飯。這套電影因 為題材敏感，後來一直被禁止在香港上映，在台灣雖曾打算以「慈禧太后失政記」片名上映但亦被禁映，本片在兩地都直至1980年代中後期才解禁上映。
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攝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電影，名為《八國聯軍》（Pa kuo lien chun）[60]，導演張徹使用高預算拍攝了一個關於覺醒與復仇的大場景故事。 《八國聯軍》描述了拳民的追隨者因受欺騙而相信他們刀槍不入水火不傷。電影的武術導演是劉家良，由傅聲主演。
1986年，中國大陸作家馮驥才關於義和團運動的小說《神鞭》被改編成電影，著名演員陳寶國參演。電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辮子神 力無比，可作為傷人利器，被稱為「神鞭」。傻二亦憑借這項才能加入了義和團。在一次和「洋人」的戰鬥中，傻二的戰友大都陣亡，傻二的辮子也被洋槍打斷，此 後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結尾，傻二剪掉了辮子，變成了一位神槍手，繼續和外國勢力作鬥爭。傻二有一句總結全劇主旨的名言：「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 的時候還得割」。
1992年香港導演徐克所拍攝電影《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也以這段史事作為故事背景。
1995年尼爾·史蒂芬遜（Neal Stephenson）寫了一部後數字朋客小說《鑽石時代》（The Diamond Age），義和團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佈置中被含糊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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