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袁之役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脅選正式大總統,解散國會,進而實行帝制,民國法統為之斷絕。    國父組織中華革命黨於日本東京,分遣同志返國,從事討袁工作。
 
  民國四年十二月五日,陳其美、先總統蔣公、吳忠信等,在上海進行討袁計畫,命革命同志一面占領駐泊上海之肇和艦,一面進攻警察局、電話局等機關。因袁軍大集,加以肇和艦被應瑞、通濟艦偷襲,機器損毀,因而失敗。
 
  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軍起義於雲南,分兵三路,由蔡鍔統第一軍攻四川,李烈鈞統第二軍攻廣西,唐繼堯統第三軍鎮雲南,遣徐進率先遺隊攻貴州。
 
  貴州護軍使劉顯世,本唐繼堯舊部,素不滿意於袁世凱,乃於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宣布獨立。廣西將軍陸榮廷繼之,於三月十五日宣布獨立。北洋掌握實力將領段祺瑞、馮國璋等亦不滿意袁世凱之所為,採取觀望態度。袁氏原定五年元旦登極之計畫,乃告延期。三月二十二日,正式宣布取消帝制。護國軍則以袁氏退位為條件,不達目的,決不終止。四月六日,廣東獨立。四月十一日,浙江獨立。五月十六日,陝西獨立。五月二十二日,四川獨立。五月二十七日,湖南獨立。居正所領導之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亦控制山東膠濟鐵路沿線。
 
  獨立各省為政令統一起見,於五月八日,組織軍務院於廣東肇慶,推選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呂公望、岑春煊、梁啟超、蔡鍔、李烈鈞、陳炳焜、戴勘、羅佩金等為撫軍,並互推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為撫軍副長,梁啟超為政務委員長。其組織分子,為革命黨人與舊日進步黨人之混合。
 
  各省討袁軍紛起後,江蘇將軍馮國璋欲效袁世凱辛亥革命期間之故技,乘機操縱南北,一面與護國軍默契,表示中立;一面發起南京會議,邀請獨立、未獨立各省代表與會,討論袁氏去留問題。因獨立各省拒絕參加,討論經旬,無結果而散。袁氏以眾叛親離,於六月六日晨三時斃命,而袁氏退位問題遂無形解決。六月七日,副總統黎元洪就職於北京,全國復歸於統一。(李守孔)
 

二次革命[編輯]

 
 

1913年二次革命,即「討袁之役」,又稱「癸丑之役」、「贛寧之役」。[1]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繼辛亥革命後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武裝鬥爭。[1]二次革命最早出現在北洋政府文獻中是1912年11月26日袁世凱發佈的《嚴懲倡言二次革命黨徒通令》,1913年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選舉前後,孫中山親信控制的江西、上海、廣東等地爆發武裝革命,企圖脫離中央政府獨立。中國國民黨稱二次革命的原因是善後大借款及宋教仁被刺案,這些說法亦遭人質疑。1913年6月,《大公報》轉述《大陸報》的文章《中央政府與國民黨之問題》稱,宋案與借款案只是引線,國民黨早就處心積慮欲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即便沒有兩案發生,國民黨的計謀也早晚會發作[2]。又《劍橋中華民國史》稱宋教仁曾在大選獲勝後的演說中攻擊袁政府及其政策,並認真考慮過趕袁世凱下台,但孫中山卻支持袁世凱[3]。劍橋中華民國史也認為袁世凱在面對國民黨大選勝利威脅他的地位後準備發動與國民黨的戰鬥[4]。二次革命最後以中央政府北洋軍擊潰孫文勢力告終。傳統意義上革命是對專制制度或文化的顛覆,而孫文挑起的這場戰爭是否屬於革命的範疇,學界亦有頗多非議。

  

背景[編輯]

1912年2月,隆裕太后詔袁世凱組建臨時共和政府,同盟會南北和談之際,早於隆裕太后的詔書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南方獨立各省最終選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舉行國會選舉。由同盟會為骨幹組成的國民黨獲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上海滬寧車站遇刺,兩天後去世。[5] 兇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獲,學者張耀傑在其著作中稱宋案的直接兇手武士英,在租界西捕房安然無恙,剛轉進陳其美老部隊改編的軍營中,還未仔細審訊,就離奇死亡。[6]史學界一般認為袁世凱是暗殺主謀的可能性較大[7][8]。還有觀點認為宋教仁案的真正兇手是陳其美[9][10],近代也有律師在專欄提及,孫文的嫌疑最重[11]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在收到租界會審公堂移交的證據後,把犯罪嫌疑人應桂馨和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之間來往的秘密電報和函件的要點以「通電」的形式向海內外公布,迫使趙秉鈞不得不發出公開電報為自己辯解。上海地方檢察廳也公開傳訊在位的國務總理趙秉鈞。趙氏拒絕到上海應訊,但迫於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袁世凱批准他辭去總理,由段祺瑞代理。

時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裁的孫中山於事發後立即中斷在日本的訪問,返回中國,於上海開會,主張以武力討伐袁世凱。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

4月26日,袁世凱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約,本次借款總額為2500萬英鎊,借款年息5厘,借款總期限47年;而此次債券會以9折向外出售,並扣除6%作為傭金,預計淨收入2100萬英鎊。此次借款指定用途為扣除償還到期的庚子賠款和各種外債,另外也用於政府遣散各省多餘軍隊,以及抵充政府行政運轉費用外,剩下的760萬英鎊。到期後歸還本息應為6789萬英鎊。此次借款用中國鹽稅、海關稅及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稅項為擔保,鹽區的鹽納稅到帳後,要由中國人經理和外國人經歷一起協商後會同簽字後才可放行[12]。國民黨人稱袁意在擴張北洋軍隊,而借款未經現任國會批准屬非法。5月初,國民黨員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國民黨之爭。

5月初,李純第六師自保定南調武漢,另調精銳從海道向上海增援。[13]:1226月9日,袁以「大總統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鈞免職,由駐節武昌之副總統黎元洪暫代。[13]:122李烈鈞因專制殘毒、違法殃民、恣睢暴戾等罪名被袁世凱免職,令其到北京聽候酌用[來源請求],又有華南師範大學等的論文稱李列鈞在江西一帶實行政治和經濟改革,整頓財政、選派留學生出國、並捉捕了彭木香等匪徒[14][15]6月13日,廣東總督胡漢民被任命為西藏宣撫使,胡漢民廣東都督職位由陳炯明代替。[13]:1226月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相繼被免,同時黎元洪在武漢亦大捕地下黨。[13]:122在九江要塞司令陳廷訓的請求下,7月3號袁世凱派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入江西[16]

經過[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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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被免職的李烈鈞在孫中山指示下,從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舊部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正式宣佈江西獨立,並發表電告討袁。7月15日,黃興抵達南京,組織討袁,宣布江蘇獨立。推舉江蘇都督程德全為南軍司令,但程棄職,逃遁上海。

7月17日,安徽柏文蔚宣布安徽獨立。7月18日,上海陳其美宣佈獨立。7月18日,陳炯明響應孫中山號召宣布廣東獨立[17]。7月19日,福建孫道仁許崇智通電宣布福建獨立。7月20日,浙江都督朱瑞宣布中立。

7月22日,江蘇討袁軍在徐州地區與馮國璋北洋第二軍和張勳武衛前軍會戰失利,退回南京。7月22日至28日,上海討袁軍五次發動進江南製造局,有海軍協助的北洋軍成功擊退對手[18]。指揮部被上海租界當局解散[來源請求]。7月25日,湖南譚延闓宣布湖南獨立。

7月28日,黃興看到大局無望,遂離寧出走,討袁軍全局動搖。8月4日,四川熊克武在重慶宣布四川獨立。雲南都督蔡鍔遵從袁世凱命令,率軍入川,鎮壓重慶熊克武起義。8月9日, 孫道仁通電宣布取消福建獨立。

8月11日,何海鳴率南京第八師部分下級軍官及士兵重新舉旗討袁,宣布恢復獨立,2000多名士兵們與北洋軍展開血戰。8月13日,擁袁的濟軍龍濟光部攻佔廣州。8月13日,湖南譚延闓通電取消「獨立」。

8月18日,北洋軍李純部攻克南昌。8月28日,倪嗣沖率兵進駐安慶。9月1日,張勳武衛前軍攻克南京。各地宣佈取消獨立。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被通輯,相繼逃亡日本。9月11日,熊克武放棄重慶,解散部隊,化名逃亡。9月12日滇軍入重慶。二次革命宣告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再次亡命海外,重建秘密會黨中華革命黨

影響和評價[編輯]

國民黨聲稱袁世凱不顧普遍的民意和國會反對,與五國銀行團簽訂喪權辱國的善後大借款,擴充軍備為自己消滅南方同盟會力量做準備,是嚴重的違憲行為。[19]當時很多地方的官員,商會以及團體都發出了反對動武的電文,有輿論指出這是革命黨人與袁世凱之間的爭權奪利。[20]

另外,有文章提出孫中山曾在1912年8月公開聲明贊成借款。當年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抵京共商國是。在京期間,孫袁兩人切磋借債問題,孫中山談借款問題時稱:「目下財政極端困難,勢不能不借外債,以濟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啟政府侈肆之心。」[21]善後大借款被國民黨稱為喪權辱國。又有文章提出,武昌起義之後,孫中山在回國前,就曾經找過美、英、日等列強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強並不看好孫中山的政治資本而加以婉拒[22]

學者袁偉時等人稱孫文不顧廣泛民意和國民黨內黃興等人遵循法律解決的意見,發動所謂「二次革命」,使剛剛具有公開、合法性的政黨政治隨著暴力革命的發生而毀於一旦。於是,學者將國民黨冠以惡諡「暴民專制」。當時一批學者指出,這是國民黨的「自殺之政策」造成的。[23][24]

騰訊歷史頻道主編諶旭彬發文認為,百年之後的今天,否定「二次革命」這股思潮,已經成了思想界、媒體界乃至一般歷史思索者們的一種潮流,這是相當可悲的事情。諶旭彬認為袁世凱本人不是民主主義者,不相信政黨政治,而是投機政客。不是大奸大惡也不是什麼值得肯定、值得紀念的人物。袁世凱本人所在北洋派系沒有派人參與議會選舉,而是送錢和政治承諾拉攏孫中山、黃興等政治人物公開發表宣言擁護自己。又在宋教仁帶領國民黨贏得國會大選並準備組閣後,袁世凱對吳景濂稱:「你說宋教仁擁護中央,何反覆乃爾!」。並且袁世凱不同意先立憲法候選總統,並聯合18省都督壓制國會先選總統後立憲法。當選總統後既不到國會就職,也不發表演講。 而後在1913年10月16日袁世凱發言要求強化總統權力擺脫約法束縛,這段發言諶旭彬認為袁世凱是一個不願意權力受到憲法制約的大總統,這和專制皇帝沒什麼區別。而後在二次革命戰爭結束後,袁世凱發出命令要求解散國民黨,並解除該黨在議會中全部議員議席,對於這一點諶旭彬也認為這是袁世凱集權之舉,不合程序也不符合情理,理由是大多數在北京的國民黨議員並沒有隨激進領袖們南下進行武裝暴動,並且國會經此一舉立即癱瘓。而後在1914年5月1日正式廢止臨時約法,改為袁世凱制定增強總統權力的《中華民國約法》。又諶旭彬認為孫中山是一個開明專制支持者,在1906年出版的《革命方略》中提到「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階段構想,所以辛亥革命後支持袁世凱,又因為這點在宋教仁案後孫中山不相信議會和法院,而選擇暴力[25]

《劍橋中國民國史》認為有多項證據顯示宋教仁是袁世凱派人暗殺[26],而宋教仁被殺一事導致孫中山認為必須武力打倒袁世凱。《劍橋華民國史》並且認為二次革命原因根本原因是,國會是否有權力改組政府(這個問題因為國民黨1913年初選舉獲勝而浮現),以及國民黨認為北京應該對各省究竟應該擁有多大的權力。

經濟學人》2012年12月12日發表文章《宋教仁之歌》(The song of Song)評論稱,宋教仁在生命最後歲月里到處演講評擊獨裁併且承諾會限制總統的權力,他的政治對手之一的梁啟超認為宋教仁使用了欺騙手段在政治選舉競爭中。該文章又稱有證據表明袁世凱暗殺了他的主要政治對手。《經濟學人》又反問如果宋教仁沒有被殺,還有二次革命嗎?[27]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孫中山是個現代政治家,但卻是如此輕視法治。袁世凱是個老官僚不動聲色的調兵遣將也就什麼奇怪了[28]

曾經歷北洋政府時期的記者和歷史學者陶菊隱認為,袁世凱和國民黨早就不能跟共存,而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凱派遣第一軍和第二軍南下以剷除對手,國民黨人在諸省首長被免職以及北洋軍南下後發起暴動對抗袁世凱行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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