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編輯]
| 于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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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晩笑堂竹莊畫傳》之于謙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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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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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貫 | 浙江承宣佈政使司杭州府錢塘縣 | |
| 族裔 | 漢族 | |
| 字號 | 字廷益，號節庵 | |
| 諡號 | 肅愍，後改忠肅 | |
| 出生 |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 浙江錢塘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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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世 | 天順元年（1457年） 京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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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屬 | 于夔（高祖父） 于九思（曾祖父） 于文（祖父） 于彥昭（父） 于冕（子）、朱驥（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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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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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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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1398年－1457年），字廷益，號節庵，諡忠肅，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明朝兵部尚書。
于謙由進士出身，因參與平定漢王朱高煦謀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擔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撫。明英宗時期，因得罪王振下獄，後釋放，起為兵部侍郎。土木堡之變後，于謙繼任兵部尚書，指揮明軍取得京師保衛戰的勝利。代宗朝，于謙官至少保、太子太傅，世稱于少保。英宗發動奪門之變並成功復辟後，于謙被誣陷下獄而冤死。成化年間獲得平反。現北京市、杭州西湖旁均有紀念于謙的祠堂、故居。
生平[編輯]
早年政途[編輯]
《明史》記載，于謙七歲時，有位僧人認為其奇特，稱他為「日後能夠挽救時局的宰相」。永樂十九年（1421年），于謙登辛丑科進士。宣德初年，授職監察御史。在與明宣宗上奏對答時，言談博雅流暢，宣宗為之傾聽。顧佐擔任都御史時，對屬僚往往非常嚴厲，卻惟獨尊讓于謙，認為他的才華勝過自己。朱高煦謀反時，于謙跟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樂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宣宗命于謙口頭列數朱高煦罪狀。于謙嚴詞正氣嚴切，厲聲威嚴激烈。朱高煦趴在地上發抖，稱罪該萬死。宣宗對此十分滿意。大軍班師後，于謙得賞與各位大臣相同[1][2]。
治理地方事務[編輯]
于謙隨後被重用巡按江西等地，獲得昭雪鳴冤的囚犯達數百人。于謙並上書奏報在陝西各處欺壓百姓的各級低級文武官吏，宣宗並命派御史逮捕。因此皇帝知道于謙能夠託付大任，正值當時增設各部右侍郎任各地巡撫，於是宣宗親自寫上于謙名字交予吏部，于謙因此越級升遷任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3]。于謙抵達官所後，就輕裝騎馬全面視察其管轄的各地，尋訪父老鄉親，巡查各需需要重建與革除之處，並據實上疏奏請。稍有水旱災害，他就上報請救，一年中多達數次[4]。
于謙蒞任後，體察民情，勤於建言。正統六年（1440年），他上疏稱：
英宗詔令施行其建議。當時，河南靠近黃河的地方，不時有決口出現。于謙命令加厚修築堤壩，按里程設立亭，每亭設立亭長，負責督促修築維護，並命令種樹鑿井，以方便旅人。當時大同孤零零地隔離於塞外，負責按察山西的官員無法按時抵達，于謙遂上疏另外設立御史管理，始為大同巡撫建制。此外，他還建議全部強取邊疆官員私自開墾的田地為官屯，用其資助邊防用度。他的威望惠德因此到處傳播，太行一帶的盜賊都紛紛避開藏匿。于謙任職九年後，正統十三年（1448年），升遷為兵部左侍郎，享受二品俸祿。[6][7]
英宗初期，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持朝政，很器重于謙。于謙所奏請的內容，上午呈報下午就獲批復許可，此均為三楊所主持。而于謙每次到京師議事，均是空著口袋，各權貴不能沒有怨恨。三楊陸續去世後，太監王振開始干政，恰逢有姓名與于謙相似的御史曾得罪過王振。于謙入朝時，舉薦參政王來、孫原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錫迎合王振意圖，於是彈劾于謙因長期不升遷而怨恨，擅自舉薦他人代替自己。奏摺下交到三司審查，于謙被判處死罪，關在獄中三月。不久，王振自知失誤，于謙因此得以釋放，貶官為大理寺少卿[8][9]。
于謙被貶期間，山東、河南的官員百姓數千人均上疏請求留用他，而身在兩省的明朝宗室周王朱有爝、晉王朱鍾鉉也附同此議，英宗於是又命于謙再任巡撫。當時，山東、陝西因受災，流亡至河南的飢民就有二十多萬，于謙請求調發河南府、懷慶府所積蓄的粟米賑災，並上奏請求命時任布政使的年富採取安民之策，給予土地供給耕牛、穀種，並派里長監督檢查。于謙在地方任職前後十九年，每逢父母喪事，都在回家治喪後隨即被起用再任[10]。
臨危受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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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吟》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
正統十三年（1448年），明朝邊防吃緊，于謙被召入京師，擔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蒙古也先率軍大舉進犯明朝，王振唆使英宗親征。明朝兵部尚書鄺埜與于謙均極力勸阻，英宗不聽。鄺埜只能跟隨英宗親征處理軍務，而留下于謙管理兵部事務。同年發生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百官身亡，明軍大敗並主力喪盡[11]。在得知英宗被俘後，京師大為震驚，百官不知該如何。負責監國的郕王朱祁鈺召集群臣商議攻防之策。翰林院侍講徐珵稱其觀星象有變，應當向南遷都避敵。于謙聽後，高聲厲喝道：「主張南遷的人。應該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旦遷移將大勢而去。難道沒看見宋朝南遷的歷史麼？」郕王聽後稱是，於是留守策略始定[12]。
然而，明朝京師的精銳部隊均在土木堡陣亡，所餘的疲憊不堪的殘軍不足十萬，人心恐慌，官員百姓都沒有堅守的信心。于謙請求郕王發佈檄文集合順天府、應天府、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直隸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應天府各地的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依次經營籌畫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隨後，于謙當即升任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13]。
在一邊籌畫備戰方略同時，明朝廷臣呼籲嚴懲土木之變禍首王振及其餘黨的行動也開展。一日，郕王朱祁鈺攝朝朝議時，右都御史陳鎰上奏請求誅殺王振全族，廷臣一時紛紛響應。朱祁鈺無法做決定，於是下令擇時改議，廷臣則抗議不依。此時，王振黨羽、錦衣衛都指揮使馬順站出叱斥百官。戶科給事中王竑突然帶頭在朝廷上猛擊馬順，眾臣紛紛跟隨，馬順當即斃命，一時血濺朝堂，而士卒亦聲洶欲誅。郕王朱祁鈺看後大懼，欲起身離去，于謙擠到郕王身前，扶臂勸導道：「馬順等人罪當死，請不要追罪於各位大臣。」眾人聽後方止，而此時于謙的袍袖已經裂開[14]。在他退出左掖門時，吏部尚書王直握著于謙的手嘆道：「國家正是倚仗您的時候。今天這樣的情況，即使是一百個王直也處理不了啊！」[15] 在那時，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謙，而于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16]。
北京保衛戰[編輯]
因為英宗被俘、明朝無主、太子又年幼、瓦剌大軍又逼近，明朝大臣紛紛請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鈺為國君。郕王聽後再三推辭，于謙大聲說：「臣等實在是憂慮國家，並非爲了私人打算。」郕王於是接受此議[17]。同年九月，朱祁鈺即位，為明景帝。于謙入朝對答陳述京師防衛策略，他激動地哭泣著說：
景帝聽後深表贊同，並於次月敕令于謙為提督，統領各路兵馬[20]。
此時，也先挾持英宗攻破紫荊關直驅而入，窺視京師。石亨建議收攏軍隊，實行堅壁清野之策，使得敵軍疲睏。于謙則稱不可，認為此舉使得蒙古更加輕視明軍。他於是命各將領將二十二萬部隊分兵在京師九門城外排開陣勢：都督陶瑾守安定門，廣寧伯劉安守東直門，武進伯朱瑛守朝陽門，都督劉聚守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守阜成門，都指揮李端守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守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守宣武門，而于謙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興列陣於德勝門外，直對正北而來的也先大軍[21]。此外，他還將兵部事宜交給兵部侍郎吳寧，悉數關閉全部城門，並親自督戰[22]。為了保持戰鬥士氣，于謙下達了著名的軍戰連坐法：
於是，將士知道撤逃必定會死，於是均受命效力。隨後，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在彰儀門北面擊退敵軍，生擒蒙古首領一名。景帝十分高興，命令于謙挑選精兵在教場屯兵以便調用，並命令內臣興安、李永昌和于謙一同管理軍務[24]。
起初，也先深入內地，自視拿下京城只是旦夕之事。但是當看到官兵布陣井井有條後稍微沮喪。已叛明的太監喜寧唆使也先，要求明朝派大使迎接成為人質的朱祁鎮，並索要金帛無數，並邀請于謙、王直、胡濙等人談判。景帝不許，也先聽後十分失望，於是放棄談判[25]。
十月十一日，京師保衛戰開始。也先首先派少量部隊窺視明軍在德勝門的部署，于謙與石亨預料此計，於是設法誘敵。隨後，瓦剌一萬大軍開始主攻，副總兵范廣在途中設伏、以火器突發反攻，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砲而亡[26]。瓦剌軍不得已改攻西直門，都督孫鏜守衛，石亨亦分兵援助，瓦剌軍只能引退。副總兵武興在彰義門外擊敗瓦剌，並與都督王敬挫敗其先鋒。瓦剌準備撤退時，明軍欲爭功，軍陣混亂，武興中流矢陣亡。瓦剌撤至土城，王竑及福壽援兵趕到，蒙古大軍撤退。此後兩軍相持五日，也先感到大勢已去，又聽聞各地勤王部隊趕到，唯恐歸路被斷，於是擁著英宗由良鄉向西而去，于謙調遣部隊追至關外方才還師。至此，蒙古撤出關外，明軍獲得京城保衛戰的勝利[27]。
之後明廷論功行賞，于謙加封為少保，總管軍務。于謙則稱：「四面邊境的戰事很多，這是卿大夫的恥辱，哪裡敢邀功請賞呢！」並堅持辭去加賞，景帝不予批准。之後，于謙請求增加守衛真州、保定、涿州、易州的部署，並派遣大臣鎮守山西，防備蒙古部隊再次南侵[28]。
瓦剌求和與英宗南返[編輯]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總兵朱謙上奏稱瓦剌兩萬部隊圍攻萬全，景帝敕命范廣擔任總兵官進行抵禦。不久蒙古撤軍，于謙請求在居庸關駐兵，蒙古來則出關剿殺，敵退則從京師補給糧草。大同參將許貴奏報，北方有三個人到鎮上，要求朝廷派遣使者講和[29]。于謙則反對道：
景帝遂發公文嚴厲指責。至此邊關將領人人都主張作戰防禦，沒有再敢建議議和的[31]。
除了堅持防禦外，于謙還設計離間蒙古內部勢力。最初也先常以英宗朱祁鎮作為要挾，這類計謀主要是自叛明的太監喜寧。于謙遂密令鎮守大同的武將趁對方遣使之機，擒拿喜寧並誅殺；此外，他還設計叫王偉引誘並殺死間諜小田兒[32]。他還使用離間計，請求特赦忠勇伯把台家，許願給他分封爵位，命其暗中策劃。至此，也先開始有送還英宗的想法，並派遣使者講和，京城漸漸放鬆了嚴防[33]。于謙此時上奏請求告誡各地仍然加強城防，以防患未然[34]。
到了八月，朱祁鎮被俘快近一年了。也先頻繁派遣使者，請求明朝迎接太上皇，大臣王直等建議派遣使者迎接。然而，已為天子的朱祁鈺卻很不願奉迎哥哥，並稱：「朕本來就不想登天子之位，當時被推舉，實在是出於你們的意思。」于謙聽後委婉地稱：「天位已經確定，難道還會有其他事情發生？只是從道義上應當馬上迎接罷了。萬一對方果真心懷欺騙，我們就有口實了。」景帝聽後隨即改變臉色，稱：「聽你的，聽你的。」於是先後派遣李實、楊善前去，終於迎接英宗返回[35]，此舉是有于謙的功勞[36]。
改革軍制與平定民變[編輯]
英宗返回後，瓦剌又請求入朝進貢。在此之前，進貢使者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這個數字卻達到三千多人，每當賞賜不滿足他們要求後，蒙古就入境侵犯。此時，蒙古又派三千使者來朝，于謙遂請在居庸關和京城都增加部署後再宴請他們。他還稱，這種議和難以依靠，於是分條呈上安定邊疆的三策。其中包括，請景帝敕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關、遼東各路的總兵官增修防禦設備。此外建立團營制度，即將原京城部隊分屬的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統一管理，並選拔精銳部隊十五萬，分成十營組織訓練。瓦剌入朝進貢，每次都要帶一千俘獲的人口到來。于謙每次均上奏酬報使者，前後得以贖還的累積達幾百人[37]。
早在永樂年間，投降的士兵都主要被安置在靠近京畿的地方。也先入寇時候，這些人反成為內應。于謙於是請遣散這些人。趁西南有戰事，每次一有征伐，就挑選他們的精銳騎兵，給他們豐厚錢糧去西南，不久又遣散他們妻兒，使得內患逐漸解除。當時，楊洪從獨石入關守衛，關外八座城池都棄給敵軍。于謙遂派都督孫安以輕騎兵出龍門關而佔領，並招募百姓屯田，一邊作戰一邊防守，至此八座城池收復。貴州苗民叛變還未平定，何文淵建議廢除兩個土司，專設都司，並派大將鎮守。于謙反對稱，廢除土司即等同放棄此地，爭論方止。雖然戰事漸漸休止，英宗返回，但于謙仍認為國恥未報，恰逢也先與脫脫不花相爭，他請求趁機調兵，親自征討報仇，以解除邊疆禍患。但沒有得到景帝批准[38]。
于謙擔任兵部尚書時，正值北方蒙古勢力大增；南方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自聚眾立國號謀反，湖廣、貴州、廣西、苗族、瑤族、僮族等地均蜂擁而起。前後的部隊調動部署，都是于謙獨自策劃。軍馬倥傯，戰事變化無常，而于謙總能口述奏章，並完全符合當時情況。其屬僚官吏接受成命後，互相對視，均被其才能感到欽佩驚訝。此外，于謙號令明確細緻，即使勳爵宿將有細微過失不符合法令，也會馬上請求下旨嚴厲斥責。于謙的一紙法令傳至萬里之外，無不令人戒懼肅然。他的才識膽量敏捷細緻，當時無人可比。而他仍為臣忠誠、憂慮國家而忘我。英宗雖返，于謙卻不稱自己功勞。東宮改換後，景帝命兼屬兩宮的官員支取兩份俸祿。各位大臣雖都推辭，但只有于謙一再拒絕。他為人奉行節儉，所居房屋只能遮蔽風雨。景帝於是在西華門賜大宅給他，他推辭道：「國家危難，身為臣子怎敢使自己安樂？」並堅決推辭，但景帝沒有批准。於是，他取出此前所賜予的璽書、衣袍、銀錠之類，全部加蓋封存，只是每年定時查看一下而已[39]。
奪門之變及獲罪[編輯]
于謙的勤勉付出，使得他的大量主張得到了景帝的全力支持和信任，即使到人事任用，景帝必定會悄悄詢問他的意見。于謙亦根據實情回答，無所隱瞞，不避嫌疑和怨恨。因此，那些不被重用的人均怨恨于謙，即使被任用卻比不上于謙的，也往往嫉妒他。瓦剌剛撤軍後，都御史羅通就彈劾于謙所呈的功勞簿不符合事實。有御史稱于謙太過專權，請求六部大事須與內閣一同奏報施行。雖然事後于謙援引祖制說服，戶部尚書金濂亦上疏爭辯，但進言的人仍不停地羅列罪名打擊于謙。每次御史上奏彈劾，均賴景帝排除眾議堅持任用，使得他能夠全力安排布置兵事[40]。
但是，于謙性格本就剛直，每次遇到不如意事，就撫胸歎息道：「這一腔熱血，到底灑在什麼地方！」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皇親貴族，他內心頗生鄙夷之情，於是怨恨他的人就更多。他始終不主張議和，雖然此舉最後使得英宗返回，但他仍稱不悅。此外，徐珵因建議南遷而被于謙斥責。從此改名為徐有貞，逐漸陞官任用，對于謙之恨咬牙切齒。石亨本是因違法削職，于謙請求寬恕並重用他，任十營總兵，但因畏懼于謙不敢放縱，也不喜歡他。德勝門之勝，石亨功勞不及于謙，卻因此封侯，心中感到羞愧，於是上疏推薦于謙之子于冕。于冕推辭，景帝不許，此時于謙稱：「國家多事，臣子從道義上講不該顧及私人恩情。況且石亨身為大將，沒聽說他提拔隱居人才、軍中低級將領、或有助於軍隊國家的人，卻偏偏舉薦臣的兒子，能得到公眾議論的認同麼？臣對於軍功，極力推託卻仍僥倖得官，卻決不敢讓兒子濫冒功勞。」石亨聽後，大為憤怒。此外，都督張軏因為征討苗民違法，被于謙彈劾，其和內侍曹吉祥等人都一直怨恨于謙[41]。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趁景帝病重，聯合發兵擁立英宗復位，史稱「奪門之變」。英宗復位後，石亨和曹吉祥等誣陷于謙製造不軌言論，要另立太子，唆使科道官上奏，于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都御史蕭維禎審理案件，判定于謙犯謀逆罪，判處死刑[42]。王文不能承受誣陷，極力爭辯，于謙笑著說：「這是石亨等人授意罷了，辯解又有什麼用呢？」奏章呈上後，英宗還猶豫地說：「于謙確實是有功勞的。」徐有貞進言道：「不殺死于謙，那麼我們此舉就師出無名了。」英宗遂下定決心，同年改元為天順，以謀逆罪，殺于謙於集市[43]。判其子于冕充軍，發戍山西龍門，其妻張氏發戍山海關[44]。當時遂溪教諭吾豫稱于謙罪當誅族，于謙所薦舉的各個武大臣並應連坐被誅。此外，千戶白琦又請榜其罪，鏤板示天下。一時滿朝官員欲求得寵者，都以于謙之事為口實[45]。
身後[編輯]
錦衣衛登記沒收他的財產時，家裡沒有多餘財物，只有正室的大鎖很堅固。打開一看，只是皇上賜給的蟒衣、劍器。他去世後，指揮朵兒，本是曹吉祥部下，用酒祭祀于謙行刑之地，悲痛哭泣。曹吉祥發怒而揍打他，次日後他仍然祭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為于謙的忠義所感，收斂其屍體埋葬。第二年，歸葬在杭州[46]。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謙死事，當聽聞後哀傷歎氣數日，英宗之後亦感到後悔[47]。
于謙死後，石亨黨羽陳汝言代替擔任兵部尚書一職。不到一年後就被舉發身敗，積藏的贓物達數萬白銀。英宗召集大臣進去察看，悲哀嚴肅地稱：「于謙在景泰年間得寵信，死去時卻無餘產，陳汝言爲什麼卻又這麼多？」石亨低下頭不能回答。不久，明朝邊關警報再起，英宗憂形於色。恭順侯吳謹侍候英宗，語出譏諷的進言道：「假使于謙還在，應當不會讓盜賊成此氣候。」英宗對此無言以對[48]。這一年中，徐有貞被石亨中傷，被戍金齒。又過了幾年，曹石之變事發，石亨也被關入監獄得死，曹吉祥因謀反被處罰族誅，于謙的冤屈最終得以昭雪[49]。
成化年間，其子于冕獲赦，上疏為父鳴冤，憲宗親自審理，並下詔予以平反[50]：
弘治二年，經給事中孫需進言，孝宗追贈于謙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號「肅愍」，欽賜「在墓建祠」，題為「旌功」，設春秋兩祭。葬于謙於杭州西湖三台山麓。萬曆年間，明神宗改授諡號為「忠肅」。在此後的數百年中，杭州、河南、山西等地祭祀他的事情仍不絕[52][53]。
紀念[編輯]
祠堂故居[編輯]
因為于謙為拯救明朝社稷的「救時宰相」，在歷史上，中國北京、杭州、河南、山西等地均有紀念他的祠堂與故居[54]。現存的主要祠堂包括北京于忠肅公祠，杭州西湖旁的于謙祠、于謙墓、于謙故居花園，以及浙江吳山的于謙讀書處等，均為國家級、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北京于謙故居[編輯]
于謙在原順天府的故宅，後成為于忠肅公祠。在今東城區西裱褙胡同23號。成化二年，明憲宗下詔追認于謙官職，將其故居改為忠節祠。清順治年間，祠堂被毀，直至光緒年間方始重建，院為兩層小樓，上為魁星閣。義和團運動時候，此地被設神壇。1976年，魁星閣在唐山大地震餘震央被毀，現僅存祠堂，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杭州于謙祠堂等[編輯]
杭州于謙祠、墓位於中國浙江杭州西湖烏龜潭旁的三台山山麓，為明朝弘治二年修建，此後歷代多有毀建。清朝嘉慶年間，時任浙江杭嘉湖道的林則徐倡議集資修葺，並撰殿門兩側楹聯：「公論久而後定，何處更得此人」。隨後因戰事等原因再毀，1998年，當地政府重新徹底修繕並對外開放，保持原清朝祠堂佈局，為東西三進，分為前殿、正殿和後殿。南北兩側有廂房，為典型的中國祠堂佈局。正殿有于謙雕塑，匾額為清乾隆皇帝御題「丹心抗節」、雕塑後壁面為徐向前書《石灰吟》。殿後有楊昌題刻《明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諡忠肅於公像》碑、袁枚題《重修於忠肅廟碑》等九塊殘碑[55]。
于謙墓位於于謙祠旁。明孝宗時期，在墓旁建旌功祠，設春秋二祭，此建築群為祠墓合一格局。文化大革命期間，墓建被毀，1982年重建。該建築群為浙江省級文物保護單位[56]。2006年，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杭州于謙故居，位於浙江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號，為于謙祖居。明朝成化二年修葺，為憐忠祠，巷名亦改為祠堂巷。其故居形成為忠肅堂、思賢庭、古井等布局。其為杭州市文物保護單位[57]。
文學與戲劇[編輯]
因為于謙對明朝歷史有重要作用，民間多有對其生平有所演繹。
文學方面，袁枚《子不語》一書中有提到于謙顯靈滅除石頭精的故事[58]；釋海山、釋大恩、釋昌臻所著《太上感應篇》一書亦有于謙顯靈的事蹟[59]。
戲劇方面。1962年，戲劇家雙戈、魏峨，根據于謙生平，編寫成為越劇，著重描寫其在土木之變後的事蹟。1964年，此劇由浙江越劇一團排成，並於同年六月在杭州上演，由錢鑫培飾于謙，陳靜、任賢璋、胡敏任導演。文化大革命期間，該劇與《海瑞罷官》等一同被遭到批判[60]。
在電視劇方面，2003年在中國大陸播出的電視劇《大明王朝1449》（又名《大明王朝驚變錄》）即以于謙為主人公，演繹了他的生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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