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

耆英(qí yīng)(1790—1858)，滿族，愛新覺羅氏，字介春，滿洲正藍旗人，以蔭生授宗人府主事。1838年，他任盛京將軍。1842年3月奕經在浙江戰敗，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將軍。4月，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軍求和。8月，英軍闖入南京下關長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趕奔南京，跟英國代表璞鼎查談判，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的條約——中英《南京條約》 。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挾下，誣陷在台灣抗英的台灣道姚瑩、總兵達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達二人被革職逮問。1843年，耆英再任欽差大臣，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1844年，他任兩廣總督兼辦通商事務，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了《黃埔條約》。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被派赴天津與英法聯軍交涉，由於英軍在佔領廣州期間查獲大量檔案文件，發現耆英在上報朝廷的時候並沒有如實禀報英方的要求，因此拒絕與其談判。耆英因懼罪擅自回京，咸豐帝令其自盡。

耆英為穆爾哈齊後裔,祖父炳文 ,父親林祿康(-1815),耆英有兩子：慶錫、慶賢.

1842年3月奕經在浙江戰敗，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將軍。4月，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軍求和。8月，英軍闖入南京下關長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趕奔南京，跟英國代表璞鼎查談判，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的條約——中英《南京條約》 。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挾下，誣陷在台灣抗英的台灣道台姚瑩、總兵達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達二人被革職逮問。1843年，耆英再任欽差大臣，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1844年，他任兩廣總督兼辦通商事務，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了《黃埔條約》，與瑞典籤署了《中瑞廣州條約》。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被派赴天津協助桂良與英法聯軍交涉，由於英軍在佔領廣州期間查獲兩廣總督衙門大量檔案文件，發現耆英在上報朝廷時對英國言辭不恭，因此拒絕與其交談。桂良請耆英回京，咸豐帝大怒，下獄議罪，擬絞監候，肅順上疏立即正法，咸豐帝賜其自盡。^[1]

耆英像

耆英賜死是與宮 ​​廷鬥爭、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和其藐視皇權分不開的。清末戶部文選司郎中崇彝在其《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記載：“道、咸之際，初辦外洋交涉，多不得當，喪失權利，在在皆是。耆相國英在粵東，與英人所訂之條約，皆非當面折衝，派家人張禧偕首府某公出而協定。當時請旨賞張五品頂戴，以壯觀瞻。此事太近兒戲，餘初未之信。後有戚某公為廣州知府，曾調取當年原卷閱看，果有此事。至咸豐七、八年換約期間，因耆相定約僨事，賜令自盡。固由文宗之怒，實怡、鄭二王等乘君之怒以成之。耆平日實有自取之咎，因宣宗朝曾獎耆'有守有為'之語，於是耆相大書一聯懸之客廳，雲'先皇獎勵有為有守；今上申斥無才無能。'此罷官時考語。故意令人見之。此聯軒輊兩朝，含有陽秋，有人言之當權者，此自造殺身之禍也。”

耆英當過藩院、禮部、工部、吏部、戶部尚書，八旗都統，步軍統領（又稱九門提督）。曾外任熱河都統，盛京、廣州、杭州將軍，兩江、兩廣總督等封疆大吏，最後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其父祿康為嘉慶朝之東閣大學士，父子兩代相承，入閣拜相。父子拜相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也是罕見的。^[2]

耆英號是以耆英命名的一艘中國帆船，曾創下中國帆船航海最遠的紀錄

耆英號是中國清朝時期的一艘中國帆船，原為一艘往來於廣州與南洋之間販運茶葉的商船。後於1846年至1848年期間，曾經從香港出發，經好望角及美國東岸到達英國，創下中國帆船航海最遠的紀錄。耆英號以柚木製成，有三面帆，負重能力達800噸。耆英號以時任兩廣總督耆英命名。它引起了西方很大注意，因為它向工業化剛剛起步的西方展示了中國當時的航海及造船能力。耆英號在1846年由一位英國商人秘密購買，這打破了當時中國有關不得出售中國船隻予外國人的法律。該船船員包括30名中國人及12名英國水手，並由英國船長查爾斯·阿爾佛雷德·奧克蘭·凱勒特指揮。船上還有一位自稱四品官員的中國人希生，估計充其當翻譯。

 1844年任兩廣總督，對戰後廣東人民反對英人進入廣州城的鬥爭，進行壓制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