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二位“三元”商輅官品人品不錯?

明朝第二位“三元”商輅商輅(1414~1486),字弘載,號素庵,浙江淳安人。商輅是明代近三百年科舉考試中第二個“三元及第”(同時獲得解元、會元、狀元)(第一個是黃觀,被朱棣除名。所以也稱商輅是明代唯一“三元及第”)。他不僅運氣比第一位“三元”黃觀好許多,還在仕三朝(英宗、代宗、憲宗),先後歷任官兵部尚書、戶部尚書、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是明朝第16位首輔。其實嚴格地說,商輅算不上“連 

 

明朝第二位“三元”商輅明朝第二位“三元”商輅

 

       商輅(1414~1486),字弘載,號素庵,浙江淳安人。

       商輅是明代近三百年科舉考試中第二個“三元及第”(同時獲得解元、會元、狀元)(第一個是黃觀,被朱棣除名。所以也稱商輅是明代唯一“三元及第”)。他不僅運氣比第一位“三元”黃觀好許多,還在仕三朝(英宗、代宗、憲宗),先後歷任官兵部尚書、戶部尚書、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是明朝第16位首輔。

       其實嚴格地說,商輅算不上“連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時間是宣德十年(1435),之後會試失利,等正統十年再次參加會試的時候,他已經不是“應屆生”了,留過級,中間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氣呵成的連中“三元”。

       商輅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轉折時期,一生經歷十分複雜,但他為官品人品俱佳。

       一是在“土木之變”中他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正統十四年八月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土木之變”,明廷上下動盪不安,有主張抗戰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謙;有建議南遷的,如侍講徐有貞;還有站在一旁觀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時的商輅剛剛進入內閣參與朝廷大事的決策,他是主戰的。他和于謙一齊力阻徐有貞等人的南遷之議,最終使監國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師、抵抗入侵的決心。

       二是在英宗復位的過程中他不媚權臣。天順元年(1457),在總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軟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謙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幹”遭到查辦。但對於商輅,英宗卻網開一面,把他召進宮裡,安慰了一番,並命他起草復位詔書。誰知就在起草詔書的時候,因為沒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寫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衊商輅與前朝餘黨有勾結。英宗信以為真,下令逮捕了商輅。太監興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輅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氣,而興安卻絲毫不懼,說:“當初有人建議南遷,如果不是商輅等人,陛下現在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呢?”於是皇帝把商輅放了,但是不再讓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復郕王的帝號。商輅被英宗削職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將他召至京城,恢復官職。之後,成化帝想恢復郕王的帝號(英宗復位,廢掉了景泰皇帝的稱號而重稱郕王),但朝中讚成與反對的聲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猶豫不決。商輅力排眾議,他說郕王在非常時期使朝廷轉危為安,功勞應該得到肯定,恢復名號屬情理之中。成化帝這才下定決心。恢復郕王的位號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謙等人在“土木之變”中的巨大貢獻。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專權的宦官。西廠是憲宗於成化十三年增設的特務組織,無論是規模還是權力都超過了永樂年間設立的東廠,西廠的“廠長”(提督)是太監汪直。商輅與其他大學士一齊上書揭露汪直的胡作非為,建議皇帝盡快查辦他,否則天下的安危就說不定了。皇帝很生氣,說用一個宦官就能影響天下的安危嗎?派太監懷恩嚴厲責問到底誰是主謀。

       商輅對懷恩說:“朝臣沒有大小,如果認為我們有罪,那就把我們全抓起來審問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屬邊城要害,守備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內就逮了很多人;還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據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說抓即抓,這樣下去,天下會太平嗎?”懷恩如實奏報,皇帝無奈,只好罷掉了西廠。

      汪直雖然“下崗”,但依然被皇帝寵幸,他向皇帝讒言商輅曾經受過別人的賄賂。商輅心裡很難受,而此時又有人在一旁為汪直歌功頌德,並叫囂恢復西廠。在這種情況下,商輅覺得自己只有辭職了。也許是憲宗對他已經久存不滿,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輅走後,再也沒有人敢出來和汪直對抗了。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輅去世,終年七十三歲。皇帝贈其為太傅,賜諡號文毅。《明史》本傳贊曰:“輅為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民間也有“我朝賢佐,商公第一”的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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