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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編輯]

 
漢語名稱
簡化字
正體字
越南語名稱
越南語 Thiền
朝鮮語名稱
諺文
朝鮮漢字
日語名稱
日本漢字
假名 ぜん
舊字體
梵語名稱
梵語 ध्यान / dhyāna

禪宗,又稱佛心宗[1]宗門[2]漢傳佛教宗派之一,始於菩提達摩,盛於六祖惠能[3]中晚唐之後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也是漢傳佛教最主要的象徵之一。漢傳佛教宗派多來自於印度,但唯獨天台宗華嚴宗與禪宗,是由中國獨立發展出的三個本土佛教宗派,其中又以禪宗最具獨特的性格。禪宗是個綜合性學派,在思想上,主要屬於大乘佛教如來藏學派,重視本性清淨,但也受到中觀學派的影響。但禪宗不重視本身宗義的系統性建立與闡述,強調個人的修為以及神秘經驗,以開悟見性為修行重點。

禪宗祖師會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引導學人,又稱作「機鋒」,為的是要讓弟子們悟入真如法性、自性清淨心,名為開悟[4]。其核心思想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5],意指透過自身修証,從日常生活中參究真理,直到最後悟道,也就是真正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6]。然「悟道」並非事畢,而是才剛剛踏入佛道的「無門之門」,真正懂得「空性」的真實義,由此「悟後起修」,一直到淨除二障: 煩惱障與所知障後,成就佛果。

淨土宗與禪宗是對中國漢傳佛教影響最大的兩個支派。在中國歷史上,禪宗發展可分成四個時期,由菩提達摩至中國開始,至惠能大宏禪宗為止,此為禪宗的開始,可稱為早期禪宗。由六祖惠能門下,洪州石頭二宗,發展為五宗七派,此為禪宗的發展期,時間約當晚唐至南宋初。自南宋初年臨濟宗大慧宗杲起而倡話頭禪,曹洞宗宏智正覺倡導默照禪,至於明朝中晚期,此為禪宗的成熟期,又可稱為中期禪宗。至於明朝中葉淨土宗興起,此時佛教的特色為禪淨合一,與儒、釋、道三教合一,禪淨合一的影響,使得當時的僧人唯以唸佛坐禪為主,禪宗逐漸失去創新的生命力,為禪宗的衰落期,又稱為晚期禪宗,始於晚明至清朝結束為止。清末民初之際,有鑑於佛教的衰微,虛雲大師起而中興禪宗,為近代禪宗中興之祖。

禪宗最盛行的流播地區主要為中國江南以南,集中於兩湖兩江廣東福建一帶。禪宗在中國佛教各宗派中流傳時間最長,影響甚廣,至今仍延綿不絕,在中國哲學思想及‎‎‎‎藝術思想上有著重要的影響。其影響深遠,自唐代創立後流傳於中國日本朝鮮半島越南漢字文化圈地區,至今不衰,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鈴木大拙美國弘法,禪宗在歐美頗受歡迎,因而將禪宗的影響力推至世界各地。

 

 

宗義概述[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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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詞典上的詞義解釋:
 
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像,上方文字為禪宗理念「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由日本書法家白隠慧鶴畫畫

禪宗的這個「禪」字由於梵文禪那」(ध्यान)音譯而來,意為「靜慮」、「思維修」、「定慧均等」[7]。它是指經由精神的集中(奢摩他,samādhi,又譯為止、定、禪定、心一境性),以進入有層次冥想(即毗婆舍那)過程。它是佛教很重要而且基本的修行方法,被稱為三無漏學之一,也是大乘六波羅密之一。但是禪宗所謂的「禪」非謂修證「四禪八定」的「禪定」,而是六度波羅蜜的第六度-「般若」,亦即指能夠引導學人參究,因而證悟到的本來自性清淨心。

印度源流[編輯]

禪宗最早起源於楞伽師,以修習《楞伽經》為主,與印度的如來藏學派有著很深的關係。但是進入中國之後,與中觀般若學及道家思潮相結合,最終形成了這個徹底中國化的大乘佛教宗派。

小乘禪觀[編輯]

佛教從釋迦牟尼開始,就追求著如何脫離輪迴,進入沒有苦惱的自由境界(涅槃)的方法。能夠達到這種境界,即稱為證悟,又稱菩提,或覺(bodhi)。證悟又分成聲聞弟子的初步證悟,與佛陀的最終證悟〈等正覺,samyak-saṃbodhi〉等不同的位階。

部派佛教將初步證悟到佛陀所說的教理,稱為現觀(abhisamaya),又稱見道(darśana-marga),得法眼淨。在見道之後,必須真正實踐與體驗到佛陀的教理,這個過程稱為修道(bhāvanā-marga)。在修道過程中,會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證悟,分成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等。到了最後,脫離一切煩惱、痛苦的最終證悟,稱為阿羅漢果或無學果,得此證悟的聖者即是阿羅漢,或稱漏盡者。

為了得到證悟,必須經由某些修行方法,例如修行五停心觀四念住等,經由這些修行進入第四禪(又稱禪那),因此這些修行方法也被稱為「禪修」。

中觀學派[編輯]

龍樹為開端的中觀派,由觀察緣起,而進入中觀,證悟空性,最終達到成佛。

唯識學派的禪觀[編輯]

正如同其名稱,唯識派認為一切都是精神性的存在〈心外無境〉,以瑜伽來作為禪修的方法。因此,只要通過轉變個人的精神層面(轉識成智),就可以達到外在世界的轉變〈隨其心淨則國土淨〉。

唯識學分成真心與妄心兩派。真心一派與如來藏學說結合,建立《楞伽經》的傳承。在中國最早出現的唯識派傳承,即地論宗,是與真心一派相近的,相信人有一個原始無污染的本質心(真如),因此,修道最重要的要務,即是找回這個本來的狀態。

如來藏學派的禪觀[編輯]

如來藏學派認為存在著一種不變的最終本體,稱為如來藏或真如。他們將禪視為對本體的領悟,或是指對自性的徹見。

禪宗的早期發展[編輯]

禪宗先驅[編輯]

在漢朝時期,安士高鳩摩羅什佛陀跋陀羅等佛教翻譯家已經開始將如何進行禪定修行的佛教經典引入中國。安士高為佛教初期傳入最有聲望之譯者,其關於禪學之譯籍,則有禪行法想經及禪定方便次第法經等,其所譯禪籍多為小乘禪,包括《人本欲生經》、《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道地經》、《阿毘曇五法四諦經》、《十二因緣經》、《八正道經》、《禪行法想經》等。而鳩摩羅什、佛陀跋陀羅所譯的禪籍,以若禪秘要法經及坐禪三昧經等為主,多為大乘禪

根據這些經典教授禪修方法的僧人,被稱為禪師。他們可以被視為中國禪宗的先驅,但是真正的禪宗建立者,則是菩提達摩

菩提達摩與楞伽宗[編輯]

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雲。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六祖壇經·決疑品第三》

禪宗早期的先驅者是南朝宋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羅及其門下所建立的楞伽宗,在宗義上,他們與南印度的如來藏學派有密切的關係,在修持上,他們重視頭陀行與禪定。菩提達摩於中國南朝劉宋時,乘商船到達廣州,從學於求那跋陀羅,後以四卷《楞伽經》(全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教授弟子,屬當時的楞伽師之一。

相傳當時南海的刺史肖昂,寫了一道表上報梁武帝。達摩亦聞說梁武帝信奉佛法,於是至建康(今江蘇南京)與其談法。當時梁武帝一心欽慕佛法,不論是建寺、造經、供僧,皆不遺餘力,因而自認很有功德,不知道離相妙修求證佛果菩提。達摩卻一語道破,告訴梁武帝毫無功德。因雙方會晤不契,達摩「一葦渡江」,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山洞中面壁九年,等待傳人。後傳二祖慧可(487年—593年)、三祖僧璨(?—606年)、四祖道信(580年—651年)、五祖弘忍(602年—675年)、六祖惠能(638年——713年)。他將楞伽宗傳播至中國北方,落地生根,成為一個獨特的門派。

戴進達摩惠能六代像》

《六祖法寶壇經》所傳承的正法眼藏源流: "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毗婆屍佛,屍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波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蜜多尊者,第八、佛馱難提尊者,第九、伏馱蜜多尊者,第十、脅尊者,第十一、富那夜奢尊者,第十二、馬鳴大士,第十三、迦毗摩羅尊者,第十四、龍樹大士,第十五、迦那提婆尊者,第十六、羅睺羅多尊者,第十七、僧伽難提尊者,第十八、伽耶舍多尊者,第十九、鳩摩羅多尊者,第二十、闍耶多尊者,第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第二十二、摩拏羅尊者,第二十三、鶴勒那尊者,第二十四、師子尊者,第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第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第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第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第二十九、慧可大師,第三十、僧璨大師,第三十一、道信大師,第三十二、弘忍大師,惠能是爲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衆人信受,個別而退。"

早期禪宗強調不立文字,意在「不立名相」[8]。其主要精神出於《楞伽經[9]。禪宗所追求的是「一路所問,千聖不傳」[來源請求]的第一義,這種義是離一切語言文字相、心緣相、分別相的。語言文字只是作為所顯義理的媒介,真正的義理是不可以語言文字來用表達的[10]。故佛教提倡「依義不依語」,破除對語言文字上的執著[11],所謂「不立文字」即依此理而成[5][12][13]。 禪宗另一個源流則是受到三論宗天台宗影響,在中國南方地區所發展出的般若南宗,其領導者為牛頭法融,因此又稱牛頭宗。禪宗四祖道信,結合了楞伽宗的清淨佛性說與牛頭宗的中觀看法,遂形成了中國獨特的禪宗宗派。


禪宗六祖

初祖
二祖
三祖
四祖
五祖
六祖

達磨慧可相以楞伽密傳法印,故二祖有《楞伽經》四卷,可以傳法印心,而三祖僧璨,則有《信心銘》一卷,四祖以下別開牛頭禪,五祖以下惠能神秀之壁書,尤為開中國千載以來未有之宗風,此為中國禪宗大轉變。從斯南頓北漸分河飲水,後北漸傳於日本,其旨趣為南禪相悖,一花五朶遍傳[14]

楞伽宗始於南朝宋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羅譯出《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當時以楞伽經為傳授經典的僧侶被稱為楞伽師。後菩提達摩以此四卷《楞伽》傳授門徒,為禪宗的開端。之後菩提達摩進入中原後,傳法至四祖道信,於黃梅雙峰山傳授禪法,道信法師受三論宗天台宗的影響,一改以楞伽印心的傳統,開始以《文殊說般若經》傳授門徒。門下五祖弘忍,住憑墓山傳法,因憑墓山在雙峰山之東,故號稱東山法門。弘忍大師開始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及《大乘起信論》傳授門人。後由惠能大師承繼其禪法,為六祖,又稱南宗,曹溪宗,為禪門正宗。別傳神秀大師,稱北宗。南宗始於惠能大師,大弘頓法,又稱曹溪禪。後神會大師將南宗傳至洛陽,北宗遂衰。

僧璨與《法華經》[編輯]

道信的黃梅禪[編輯]

在道信之前,禪宗祖師多修行頭陀行,門徒不多,但是道信改變了這個作風,開始以佛寺為中心來向大眾廣泛傳授禪法,禪宗大振。

道信受到天台宗三論宗的影響,將般若中觀學與念佛法門融入楞伽經的傳統中,開始以《文殊說般若經》結合《楞伽經》教授門徒。

開始將授菩薩戒加入禪宗,形成戒禪合一的新宗風[15]

牛頭禪[編輯]

牛頭宗三論宗的旁支,始於法融大師,為牛頭初祖。傳統上認為法融大師為禪宗四祖道信之徒,但是經後世考證,兩人的年代不相當,應是誤傳。因此牛頭宗是由三論宗旁出,在江南地區獨立發展的地區性宗派。但是因為與禪宗理念相近,所以逐漸融合在一起。

牛頭宗重視般若中觀之學,與傳統禪宗重視《楞伽經》不同。

弘忍的東山法門[編輯]

弘忍大師以《金剛經》取代《楞伽經》與《文殊說般若經》,作為傳法的核心。

南頓北漸[編輯]

五祖寺中曾經發生過著名的禪宗作偈之事。因五祖弘忍年事已高,急於傳付衣法,遂命弟子作偈以呈,以檢驗他們的禪修水平。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神秀[16]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惠能[17][18][19][20][21]

此後,弘忍招惠能登堂入室為其宣講《金剛經》,並傳衣缽,定為六祖,受命南歸[22]。此後禪宗分為南頓北漸。

北宗禪[編輯]

禪宗譜系[編輯]

 

 

 

 

東土初祖
達摩
 
二祖
慧可
 
三祖
僧璨
 
四祖
道信
   
 
 
 
                           
 
 
 
 
 
 
 
 
 
                        五祖
弘忍
  牛頭法融
牛頭宗
   
 
                       
 
 
 
 
 
 
 
 
 
 
 
 
 
                    六祖
慧能
  北宗
神秀
     
 
 
 
 
 
 
 
 
 
 
 
 
 
 
 
 
       
 
 
 
 
 
 
 
 
 
 
 
 
 
 
 
 
 
荷澤神會
 
圭峰宗密                      
 
 
 
 
 
                               
 
 
 
 
南嶽懷讓
 
馬祖道一
洪州宗
 
百丈懷海
 
黃檗希運
 
臨濟義玄
臨濟宗
           
 
 
 
 
 
 
 
 
           
 
 
   
 
 
             
 
 
 
 
 
 
          南泉普願   溈山靈祐           石霜楚圓      
 
 
 
           
 
 
   
 
 
       
 
 
 
 
 
 
 
 
 
 
 
 
 
 
          趙州從諗   仰山慧寂
溈仰宗
  黃龍派-榮西
開日本臨濟
  楊岐派
大慧宗杲
       
 
 
 
                               
 
 
 
 
青原行思
 
石頭希遷
石頭宗
 
洞山良價
曹洞宗
 
永平道元
開日本曹洞
               
 
 
 
 
 
 
 
                               
 
 
 
 
永嘉玄覺                            
 
 

禪宗的成熟期[編輯]

六祖惠能的曹溪禪[編輯]

 
韶關南華寺鐘樓
 
六祖砍竹圖

惠能歸嶺南後,於唐高宗儀鳳元年(676年)正月初八到廣州法性寺印宗法師在該寺內講《涅槃經》之際,「時有風吹幡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爭論不休,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亦非幡動,仁者心動」。印宗聞之竦然若驚。知惠能得黃梅弘忍真傳,遂拜為師,並為之剃度。[23]

次年,惠能到曹溪寶林寺(今廣東韶關南華寺),弘揚禪宗,主張「頓悟」,影響華南諸宗派,人稱「南宗」,在此傳法長達37年之久。當時,六祖惠能的同門師兄神秀,主張「漸悟」,在華北勢力頗盛,號稱「北宗」。神龍元年(705年),武則天唐中宗即遣內侍薛簡曹溪召其入京。惠能以久處山林,年邁風疾,辭卻不去。薛簡懇請說法,將記錄帶回報命。中宗因贈摩納袈裟一領及絹五百匹以為供養。並命改稱寶林寺中興寺,由韶州刺史重修,又給予法泉寺額,並以惠能新州故宅為國恩寺

惠能的禪法以定慧為本。[24] 他又認為覺性本有,煩惱本無。直接契證覺性,便是頓悟。他說自心既不攀緣善惡,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因此,他並不以靜坐斂心才算是禪,就是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動作中,也可體會禪的境界。[25] 惠能又曰「先立無念為宗」,「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26] 所謂無念,即雖有見聞覺知,而心常空寂之意。「自心歸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皈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皈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皈依。」[26]

禪宗從達摩始百餘年間皆以《楞伽經》相印證,故亦稱為楞伽宗。達摩的三傳弟子道信開始兼以《金剛經》等經為典據,到了惠能即以文句簡單的《金剛經》義代替了《楞伽經》,其目的在於擺脫名相煩瑣的思想束縛,而單刀直入求得開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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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主張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淨、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見性成,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惠能以後,禪宗廣為流傳,於唐末五代達於極盛。禪宗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禪宗特點在於其高度的理性化,幾乎完全沒有神學氣息。禪宗修持以定慧一體為特色。近代學者胡適在《荷澤大師神會傳》中曾有考證印度禪的這二十八祖的法脈是後人杜撰的。敦煌本《壇經》宣稱從原始七佛到惠能共四十世。在梵文中也沒有印度禪宗二十八祖法脈的記載。近年來,中國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六祖壇經》的基本內容代表了惠能的思想,同時其中可能也有後人增益的成分。

唐玄宗開元二年(730年),在洛陽明定南北總是非大會上,惠能弟子神會辯倒北宗,使得曹溪禪宗樹立了全國性的影響[28][29][30]

中期禪宗[編輯]

六祖惠能門下悟道者共四十三人,各化一方,所謂「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曹溪禪後分為曹溪北宗、曹溪南宗。曹溪北宗即為荷澤宗,曹溪南宗分化出石頭宗、洪州宗兩支,被認為是禪門正宗。

晚唐北宋初期,共分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溈仰宗五宗,再加上臨濟門下分出的黃龍、楊歧兩派,合稱五宗七派(或稱五家七派),為唐朝以後的佛教主流。但宋朝後,僅存臨濟曹洞二宗。

南禪家風[編輯]

禪淨之爭[編輯]

五代宋初法眼宗禪師永明延壽有《萬善同歸集》三卷傳世,認為修行得道,可以由不同的方式覺悟[31],因此不能執著某一法門,而否定排斥其他法門。他的說法被後世引申,認為禪門淨宗,二者有互相扶助的關係,自力結合他力相結合,即禪定結合念佛方為最好最圓滿的修行方法,即「禪淨一致」[32]。相傳為永明延壽大師所作的《念佛四料簡偈》更明確地表達了這一理念[33]。但這份文獻在歷史上首次出現於元朝天如惟則撰寫的《淨土或問》,因此其真實性是有疑問的,並且它已經開始轉向以淨土為主軸的修行方式,與禪淨雙修的模式有所偏離。

南宋之後,禪淨結合已成為禪宗內部的大趨勢:曹洞宗長蘆清了有《往生集》傳世;雲門宗契嵩「夜分誦觀音名號,滿十萬聲則就寢」[34]雲門文偃的四世法孫儀懷作《勸修淨土說》,其中更主張「淨土兼修不礙禪」[35]

明清禪宗[編輯]

南宋之後,禪宗衰微,明末憨山德清大師已有禪宗五家不振之嘆,稱臨濟宗風,獨有紫柏真可大師可承續,然後繼無人[36]

至於民間,則以因蓮池祩宏蕅益智旭大師的倡導,以三教合一、禪淨雙修為主流。雖然說禪淨雙修,但實是以淨土宗稱名彌陀,求往生西方淨土為主,已經不是原有禪宗宗風了。至於明朝中葉淨土宗興起,此時佛教的特色為禪淨合一,與三教合一,使得當時的僧人唯以唸佛坐禪為務,禪宗逐漸失去創新的生命力,為禪宗的衰落期,始於晚明至清朝結束為止。

明末臨濟宗密雲圓悟禪師,在浙江天童寺傳授臨濟禪法。其弟子漢月法藏,作《五宗原》介紹禪宗五家,以圓相為萬佛之祖,臨濟為正宗,但受到圓悟法師反對,作《辟妄七書》、《辟妄三錄》以反駁。法藏弟子潭吉弘忍作《五宗救》,為法藏申辨,並認為《辟妄》諸書為偽書,加以批判。

清初,漢月法藏一派在南方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清世祖順治愛好參禪,曾召海會寺憨璞性聰浙江玉林通琇木陳道忞茚溪行森旅庵本月山曉本晰等入宮禁說法。

雍正時,清世宗苦讀金剛經多年,雅愛禪法,跟隨曾將《藏文大藏經》譯成滿文章嘉國師習禪,向滿族貴冑推行佛法,甚至傳授其子弘曆(乾隆帝)。世宗本人對禪學頗有研究,自許為禪宗血脈,法號「圓明居士」,把古德參禪語要編輯成《雍正御選語錄》共十九卷。

對取締異端方面,世宗編寫了《揀魔辨異錄》,以上諭,要求各行省官吏對漢月法藏、潭吉弘忍一系的僧人強迫改宗。

漢字文化圈各地[編輯]

台灣禪宗[編輯]

禪宗在明朝末年,隨著漢族移民進入台灣。日治時期,日本禪宗由日本進入台灣。在戰後,隨著中華民國到達台灣的中國移民,再度將中國系統的禪宗帶入台灣,如十方禪林法鼓山佛光山中台禪寺等。

日本禪宗[編輯]

 
一位日本京都嵐山曹洞宗僧侶

日本禪宗,於鎌倉時代自中國傳入,由於獲得鎌倉幕府支持,形成日本特有的佛教禪宗系統。以武士身分取代平安時代的貴族執政,幕府將軍崇尚以「忠君、節義、廉恥、勇武、堅忍」為核心的思想,結合儒學佛教禪宗、神道教,形成日本武士階層的道德規範「武士道」。日本的茶道花道武術、傳統文學等,皆受到日本禪宗很大的影響。

1187年,日僧明庵榮西中國受傳臨濟宗黃龍派心印,歸國後大興臨濟宗禪法,1202年創建京都建仁寺。1246年,南宋禪師蘭溪道隆至日本,傳入臨濟宗楊岐派禪法,並於1253年創建鎌倉建長寺。1223年日本道元禪師入宋,從學於天童山曹洞宗如淨禪師門下,傳回日本,1246年建立永平寺,提倡「只管打坐」,為日本曹洞宗的開始。今人聖嚴法師,即為曹洞傳人。日本禪宗現主要有曹洞宗臨濟宗黃檗宗(1654年福建臨濟宗黃檗山萬福寺隠元隆琦應邀赴日所傳)。

朝鮮禪宗[編輯]

曹溪宗為韓國信徒最多的佛教派系。

越南禪宗[編輯]

越南禪宗最早為滅喜禪派,為從三祖僧璨受禪法之天竺三藏毗尼多流支(Vinitaruci,又譯「滅喜」)所創。後又有中國無言通禪派(觀壁派)、雲門宗、曹洞宗禪派等傳至越南。

琉球禪宗[編輯]

藏傳佛教[編輯]

北宗神秀門下普寂傳人摩訶衍禪師,在8世紀後期來到西藏傳揚禪宗。初期取得巨大成功,但是遭到在西藏傳法的印度僧人的質疑。當時唐朝禪師摩訶衍(Mahayana),藏文稱其為「和尚」(Hva-san)或「大乘和尚」(Mahāyāna Hva-san)入藏宏揚禪宗,後與蓮花戒辯論,史稱「頓漸之爭」。大乘和尚所倡論點是,成佛之道應通過個人突發的頓悟,此頓悟來源於摒除包括善惡在內的一切思考。蓮花戒認為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摒除思考,要求自己不作任何思考的本身就是一種思考;他堅持只有經過逐漸的修持,才能取得成就,批評頓悟派不別善惡,不積善行,幻想立地成佛,實為束手待斃。雙方反覆爭辯,甚為激烈。大乘和尚曾一度佔上風,但最後敗北,被迫返回沙州(今甘肅敦煌[37][38]赤松德贊下令不得再修頓門法[39]。因為西藏王室刻意壓抑漢傳佛教的影響力,使得漢傳佛教無法進入西藏。但是在西藏固有的大圓滿大手印傳承中,仍然可以看出它受到漢傳佛教影響的痕跡[40]

現代禪宗[編輯]

清末民初之際,有鑑於佛教的衰微,虛雲大師極力復興佛教,力主禪宗源流。虛雲老和尚在修習臨濟,兼弘曹洞,又遙承了早已斷流的法眼、溈仰、雲門三宗,以一身修習禪宗五大支派,承前啟後,融會了五宗禪修法門,為近代禪宗偉大宗師之一。

世界禪與鈴木大拙[編輯]

20世紀初,鈴木大拙向西方傳播禪宗思想。但總的來說,鈴木大拙所傳播的禪宗思想更多是一種生活哲學,而非世界觀哲學,更適合大眾口味,因此也被一些禪宗人士認為是「皮毛禪」。

 

北美禪宗[編輯]

歐洲禪宗[編輯]

禪宗思想與修行[編輯]

 
菩提達摩(月岡芳年 1887年)

禪宗創始於南北朝來中國的印度僧人菩提達摩。他在佛教釋迦牟尼佛「人皆可以成佛」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人皆有佛性,透過各自修行,即可獲啟發而成佛」,後另一僧人道生再進一步提出「頓悟成佛」說。唐朝初年,僧人惠能承襲道生的「頓悟成佛說」,並將達摩的「修行」理念進一步整理,提出「心性本淨,只要明心見性,即可頓悟成佛」的主張。

禪宗主張修道不見得要讀經,也無須刻意出家,亦主張道在生活中,故世俗活動照樣可以正常進行。禪宗認為,禪並非思想,也非哲學,而是一種超越思想與哲學的靈性世界。禪宗思想認為語言文字會約束思想,故不立文字。禪宗認為要真正達到「悟道」,唯有隔絕語言文字,或透過與語言文字的衝突,避開任何抽象性的論證,憑個體自己親身感受去體會[41]

禪宗為加強「悟心」,創造許多新禪法,諸如雲遊等,這一切方法在於使人心有立即足以悟道的敏感性。禪宗的頓悟是指超越了一切時空、因果、過去、未來,而獲得了從一切世事和所有束縛中解脫出來的自由感,頓見本來面目、本地風光,從而「超凡入聖」,不再拘泥於世俗的事物,卻依然進行正常的日常生活[42]

禪宗不特別要求特別的修行環境,而隨著某種機緣,偶然得道,獲得身處塵世之中,而心在塵世之外的「無念」境界,而「無念」的境界要求的不是「從凡入聖」,而更是要「從聖入凡」。得道者日常生活與常人無異,而是精神生活不同。在與日常事物接觸時,心境能夠不受外界的影響,換言之,凡人與佛只在一念之差。

禪宗經典[編輯]

此宗並不注重經典權威,但仍依經中背後所含之真理修行。《六祖壇經》反映出惠能思想及早期禪宗面貌,故為禪宗所推崇,《金剛經》及《維摩經》亦為禪宗所力薦。

禪門三關[編輯]

  • 初關
  • 重關
  • 牢關

修行方法[編輯]

作為漢傳佛教中的重要宗派,禪宗僧侶除了必須遵守通行的持戒清規夏居等規定外,還有一套獨特的修行方式。

坐禪[編輯]

 
圓相,禪宗重要的象徵及符號,由日本書法家柴田勘十郎畫

禪宗注重實修與實證,其中坐禪為禪宗主要實踐方式。坐禪時,必須調節飲食、睡眠、身、息、心(調五事[43],並戒定慧三無漏學中實以定為中心。禪宗認為,佛典浩如湮海,其中境界為超越世出世間法。非言語可及、推理可得,只有通過禪定才可證知[44][45][46][47]。不過仍然有高僧反對坐禪,唐朝荷澤神會大師即極力反對坐禪。他認為坐禪沉空滯寂,不見自性

圭峰宗密將禪定分類為下列五種: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如來清淨禪)。而主要的修行法門為數息法門觀心法門圓覺法門數息法門即默數自己的呼吸。呼吸方法不須採用丹田,自然呼吸即可,只求細長松靜,也不須刻意調控。數呼吸時,單數呼氣或者吸氣之一。只從一數至十,周而復始,循環不已。專心數息,排除雜念,記數分明,心依於息,息依於心,別無他想。即「制心一處,無事不辦」[48]。倘若剎那念起,進入於六塵境界,即當將心攝來,回到數息中。觀心法門,則是先休心息處,讓所有的心緒煩惱一概放下,所過的善事惡事都不思量,過去未來一概不想。內心直觀當下念頭,往來起滅。勿隨順,亦不斷除。只靜靜看著。妄念起時,一看不知去向。旋又後起,仍是看著,妄念復滅,念若不起時仍如是看著。久久純熟,自然不會有念頭生由,即與般若相應。即使看著自己的妄心妄念,也能做到「知而勿隨」[49]。圓覺法門則是強調「凡所有相皆為虛妄」[50],身心、事、物與及諸佛世界,有若夢幻空花,亂起亂滅,如是知幻即離,心無所取,亦無住著,猶如虛空,妄念無從而生[51]。此時,心境湛寂,分明清晰,便是本來面目[52][53]

以上三種法門,大小乘禪乃最上乘禪皆備。法無優劣之分,選擇適合自己的修行方法即為良法[54]。亦不須拘泥,可同時修二法或三法。禪坐的目的是為了達到「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四念處觀)的境界[55],而且必須常修定慧,與佛法相應,方才為真正坐禪。而坐禪攝心至澄明境界時,即應忘卻坐禪,切不可自行得意或有分別心[56]

公案[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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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昔日寒山拾得曰:「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寒山拾得問對錄》[57]

公案為禪宗獨特的教學手段和方法,廣義上的公案為古代考試題目,後特指為佛教高僧考驗僧眾的題目。由於公案的故事情節多彩,且其含義深參,因此禪師喜歡講述公案情節,以考聽者的佛教修行水平。從而對聞者的思維進行引導和分析,並給學生有個參悟機會。通常情況為禪師用極混擾人的話引人說話,普通僧眾若心隨話轉,落到能所對立,或名相,或常斷見上去了,即露馬腳,或被高僧揪住,甚至繼續逼迫,使錯誤昭顯,從而使人知錯而改。著名的禪宗公案典籍為《碧岩錄》、《五燈會元》等。

參公案的風氣一直遠遠流傳,乃至當代,嵩山少林寺每年都舉行禪宗公案,引眾多僧侶及佛學愛好者討論學習[58]。比如2009年辨禪比賽的決賽題目即為「達摩面壁,背向何處?」[59]

默照禪與話頭禪[編輯]

 
「無」,意喻趙州禪師的無字話頭

至南北宋之際,曹洞宗門下宏智正覺禪師,鑑於臨濟宗叫人看話頭、看公案,流於空疏,故起而倡以靜坐為主的默照禪,但大慧宗杲認為曹洞宗只教人靜坐,不求妙悟,是「默照邪禪」,對此宗大加批評。宏智正覺門下也後繼無人,在南宋後,影響力就變得非常的小。

臨濟宗楊歧派門下的大慧宗杲對當時的禪宗,提出兩大弊病:一種是好打高空,在公案及言語機鋒上逞能,另一則是只知靜坐觀心的「默照邪禪」[60]。他進而提倡所謂的話頭禪〈又稱看話禪〉,要人以參趙州禪師的無字話頭。「只這一(無)字,便是斷生死路頭底刀子也。妄念起時,但舉個無字,舉來舉去,驀地絕消息,便是歸家穩坐處也。」「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廝崖。若棄了話頭,卻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

大慧宗杲的話頭禪後成禪宗主流,但是到了明清之後,淨土宗興起,禪宗逐漸與淨土宗合流,形成一股新的趨勢。 [來源請求]

禪宗文化[編輯]

民間禪宗信仰[編輯]

中國佛教發展到明代,社會則出現了大量的民間信仰教門。在此之前,民間教派中的彌勒教摩尼教白蓮教佔主要地位;但自明代中葉至民末則出現了許多教派。他們在教義、組織、儀式等方面已經區別於原來的民間教派。其中規模最大的、與禪宗最為密切的民間教派為明朝北直隸軍人羅思孚所創的羅教,也被稱為無為教和羅祖教。

羅教結合了佛教禪宗和道教中的許多教義和傳統[61]。從禪宗中,羅教吸收了「心造一切」的概念,認為人的苦難是由於心欲造成,因此羅教追求無為、棄欲,以達到最高的內心狀態。羅教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自稱為禪宗的一支。同時他還從道教吸收了道玄來解釋世界的形成。其認為世界是從真空家鄉中形成的,並演化為世界萬物。由此外部世界不是禪宗的教義中那樣從內心產生的,而是外部事實的。

佛教並未有審判人的權力,一切依照因果業報施行。羅教製造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偶像崇拜:無生父母,其神是所有生物的主宰,尤其在人死後有判決人的輪迴超度或入地獄的權力。之後被公家定為邪教,並遭明令禁止[62]

禪宗與文學[編輯]

抖擻辭貧里,歸依宿化城。
繞籬生野蕨,空館發山櫻。
香飯青菰米,佳蔬綠芋羹。
誓陪清梵末,端坐學無生。

——(王維《游感化寺》

隨著禪宗的弘揚,除眾多佛僧外,大量的文學家都有上佳的禪詩禪作,其中包括唐朝的王維孟浩然,宋朝的蘇東坡[63]

禪宗與繪畫[編輯]

禪宗中的經典繪畫汗牛充棟,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宋朝的廓庵師遠十牛圖。其為中國佛教禪宗修行的圖示,並有許多版本。牧牛圖頌通常由頌與圖組成,頌自身有時又包括一短序。自宋代以來,這類作品很多,其中有三種很為時人留意。其作者分別為清居、廓庵、自得。清居的是五圖,廓庵的是十圖,自得的則是六圖。在這幾種作品中,廓庵的顯然最為完備,它包括圖、頌與序三部[64]。亦有認為十牛圖為宋代廓庵師遠改作清居禪師八牛圖而成。現在流傳較廣的有宋朝廓庵師遠與普明禪師的版本各有十幅。其主要表達了禪宗的摒棄我執、心性妙圓的理念。

禪宗與飲食[編輯]

 
日本京都禪宗龍安寺的精緻料理

受禪宗影響,亞洲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地方都有素食齋房,並形成獨特的菜系風格[65]。比如在日本的許多廟裡如南禪寺大德寺天龍寺等都有提供[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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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編輯]

 
 
 
臺灣高雄美濃鎮雷音寺供奉的西方三聖像,阿彌陀佛居中,右為觀音菩薩,左為大勢至菩薩


淨土宗韓語정토종淨土宗越南語Tịnh Độ Tông浄土宗),簡稱淨宗蓮宗佛土宗等,漢傳佛教十宗之一。根源於大乘佛教淨土信仰,專修往生阿彌陀佛淨土之法門而得名的一個宗派。

淨土宗與禪宗是對中國漢傳佛教影響最大的兩個支派,其影響深遠,自唐代創立後流傳於等地,至今不衰,其「淨土崇拜」的觀念對民間宗教白蓮教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禪宗一樣,淨土宗的歷史淵源傳自古印度佛教,不過,在古印度淨土信仰和念佛法門並未成為一個專門宗派。在中國的佛經翻譯事業中,來自古印度的佛教經典中有近百種佛經專門或者兼帶談到淨土念佛法門。淨土法門在中國起步於漢晉時代的東林寺之慧遠大師,始於北魏曇鸞,經唐代善導法師(613年-681年)發揚光大。

 

目錄

  [隱藏

 

淨土宗義[編輯]

大乘佛教各宗各派普遍都接受如來淨土的信仰,阿彌陀佛西方淨土更是有名,但早期的漢傳佛教也並不認為淨土為一個獨立宗派,各個宗派大都各自修道,希望能往生佛國淨土。但到了晉、唐之後,淨土行者成為了一個獨立宗派。因為淨土宗的判教理論及組織發展的較晚,不像禪宗天台宗一樣,在一開始就有法脈、傳承和組織體系。在宋代之前,它屬於「寓宗」,即寄寓在禪宗天台宗等各種宗派內,以特定的理念和修習法門存在,而沒有組織和法嗣相傳的制度[1],一直要到宋代之後,才擁有獨立的地位,因此淨土宗吸收了不少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的觀念。

特色[編輯]

淨土宗透過唸誦佛號,得以往生西方淨土。因為個人的力量當生獲得解脫十分困難,但若通過日常念佛修行,獲得佛力的接引、救援,可以藉著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極樂世界雖沒有馬上解脫,但往生淨土以後,由於極樂世界沒有三惡道,所以就算往生的眾生本身的惡業未除,亦不會淪入地獄餓鬼畜生[2],且能親聽西方三聖,也就是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的說法,證得無生忍[3][4]。由於淨土宗能夠三根(即指上、中、下根性的人)普被,而且容易修習,所以弘揚淨土宗的大德都將之判別為「易行道」以跟其他依靠自力的修行方法(即「難行道」)作分別[5]

由於淨土持名念佛法門修行簡單,在民間得以廣泛流行,「南無阿彌陀佛」也成了漢傳佛教信徒經常誦念的佛號[6]

早期爭議[編輯]

淨土宗誕生之初,曾經遭受許多批判,因為漢傳佛教各宗派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大多都認為要通過艱苦的修煉才能獲得解脫,淨土宗則聲稱只要整日念「阿彌陀佛」就可以被接引到達極樂世界了,淨土宗的「捷徑」因此受到強烈的批判。但淨土宗其修煉方法「簡單易學、老少皆宜」,在大眾中流傳甚廣,影響仍日益擴大,在宋代之後,逐漸將其他宗派吸納其中,對漢傳佛教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明朝時,漢傳佛教已形成禪宗和淨土宗兩宗獨秀的局面,而禪宗已經受到強烈的淨土宗影響,出現「禪淨合一」的理論,慢慢成為淨土宗的支流。至清代之後,更形成淨土宗獨盛的局面。

世系傳承[編輯]

到南宋之後,淨土宗建立了自己的世系傳承,現今經後人所公認的有十三祖: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袾宏智旭行策實賢際醒印光[7]

淨宗一代大德淨空老和尚於2014年8月31日在澳洲講經說法時,正式推薦海賢老和尚為佛教淨土宗第十四代祖師。理由是「佛教導我們,真正肯放下,真正能放下,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成佛很快,一念之間,圓滿證得了。用什麼方法?淨宗的方法最為巧妙,一句佛號,海賢老和尚給我們作證。淨宗十四代的祖師,祖師的條件,在這個時代,對淨土宗做出最大的貢獻,度人無量,我推薦海賢老和尚是我們淨土宗第十四祖,你們贊不贊成?有沒有反對的?我學佛六十三年,歸心淨土大概有四十年,我這四十年的心得,迴向給海賢老和尚,依他做老師,我向他學習,我承認他是我們淨宗第十四代祖。在這個大時代裡面,為我們表演修學的方法,究竟圓滿成就,一句佛號念到底,不拐彎,這才叫真正的方便。」

而淨土宗傳入日本之後,尊奉阿彌陀佛的淨土宗淨土真宗融通念佛宗時宗則很快就擺脫了「寓宗」的地位,成為了獨立的宗派。由於日本淨土宗直接傳承了唐代北方的曇鸞、善導一系,因此他們對祖師的設定也與中國的淨土宗有異:日本淨土宗的五祖是曇鸞道綽善導懷感少康[8]。淨土真宗也開有「三國七祖說」,為龍樹世親曇鸞道綽善導源信源空[9]

判教理論[編輯]

以「根、道、果」理論來說,淨土宗的「根」在於對於阿彌陀佛大願的全然相信,「道」則是修行十善及持名唸佛,以求往生,其成就的「果」即是在臨終時,得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國土,不墮惡道,不受諸苦,但有眾樂。

本願他力說[編輯]

最早由曇鸞提出,後經善導整理,發展成完整理論。

曇鸞在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中,特別提出第十八大願,將它列為根本願[10],認為一切眾生都可以依阿彌陀佛此願,得生西方淨土。他又根據龍樹《十住毗婆沙論》,提出「二根二力說」,說明人有不同根器,利根人可依自力,行難行道而至解脫,但在現在的世界,沒有佛陀住世,依這種方法修行甚難;但一般根器的鈍根人,只要依靠阿彌陀佛的願力,與自身的發願往西方的願力結合,行易行道,就可以得生西方淨土,這才是此生得以達到解脫的方法。

此後,這成為淨土宗最根本的基調。親鸞認為,只有在拋棄我執之後,才有可能全然相信與依靠阿彌陀佛的願力,因此,信賴他力即是無我的表現。淨土宗以信願為主的取向,也形成它與其他佛教宗派最大的不同之處。

念佛往生說[編輯]

曇鸞將《無量壽經》中的「十念」,由原先的相續十個念頭,譬喻極為短暫的時間,理解為誦念十聲阿彌陀佛名號。因此,得生西方國土的唯一條件,就是誦念佛號,依信願就可往生。

善導將誦念佛號認定是正定業(正定聚、正行)[11],將禮拜、讀經、觀想、讚嘆等稱為助行。雖然經中也說要行十善,但這些世間的善行為雜行。要想往生,必須捨棄雜行,歸於正行,最終將修行收攝到一心誦念佛號之上。專修念佛,成為淨土宗最主要的修行法。

因為誦念佛號極為簡捷易行,但又效果宏大,不必如其他宗派要長期修行禪定。這種簡易法門,讓淨土宗吸收到許多信徒。重視誦念佛號,讓淨土宗不如其他的宗派那麼重視出家僧眾,出現以在家眾為主的結社,這是另一個影響。

末法唯依念佛[編輯]

佛教原始就有「正法像法末法」的說法,在其他的宗派裏,這只被理解為單純的歷史發展理論。但淨土宗將末法概念與修行法門結合,並且將其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判教思想。

道綽承續曇鸞的二根二力說,提出「聖教門、淨土門」的區別。道綽先將我們所處的時代,判定為末法時期。他認為,在末法時間,釋迦牟尼其他的教法(即「聖教門」),皆難以成就。唯一穩妥可行的,就是淨土法門,經由唸佛往生,得以解脫[12]。道綽的說法,被後世淨土宗門人所接受,並以加以宣揚[13]。但這也造成了爭議,其他宗派對曇鸞善導一系僧人時有批評[14],認為他們把念佛門聖道門分離得太開,使得佛教的基礎發生了動搖,戒、定、慧三學得不到重視,從而使修習出現了片面性[15]

三根普被與帶業往生[編輯]

佛教因果論主張世間六道眾生因為善或惡的動機,而做出的各種行為,都有它潛在的影響力。這個潛在的影響力量,被稱為「」。在條件適當(因緣成熟)時,潛藏的業就會成熟,影響你的生活,這稱為「」。因果報應不會自然消失。

因此,大多數的佛教宗派都主張,修行者必須要經過長久修行,將自己所造的各式惡業淨化,並且培植足夠的善業,才能夠往生淨土,這被稱為「消業往生」。因此,只有修行證果的聖人,才能夠往生淨土。

而淨土宗道綽提出「帶業往生」理論,成為淨土宗獨特的教義。淨土宗主張,即使曾經造下許多惡業,依據淨土經典,只要誦唸佛號,都可以依信願往生西方淨土。不管你是哪一種人,只要依靠阿彌陀佛,都可以往生,不分根器與修行深淺,此為「三根普被」。當到達西方淨土,因為不會再起惡念,也不會進入畜生餓鬼地獄三惡道,因此終得解脫,在解脫之後就不再蒙蔽於業報之中。

善導認為,雖然依據經典,能夠往生西方淨土的人,依照修行的程度,可分成三輩九品。但是,他們都是倚靠阿彌陀佛的願力才能夠往生的,在這個觀點上,他們都是帶業的凡人。即使不是聖人,也能夠得到阿彌陀佛的加持,同樣到達西方極樂世界,與大菩薩同行。之後,日本親鸞提出「惡人正機說」的說法,認為如果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行善、修行而至解脫,就不需要阿彌陀佛。因此,就是為了接引惡人,阿彌陀佛的願力具有了當然意義[16]

淨土宗在這個觀點上,對於其他教派採取較圓融的看法,認為所有的善行都是可取的萬善同歸,因此他們也較不會敵視其他宗派。他們願意有彈性的接受世俗的觀點,融合傳統信仰,發展出三教合一」的特殊走向。

修行法門[編輯]

淨土宗不強調艱苦的禪定修行,也沒有複雜的理論,以念佛法門為主。念佛法門主要是以為三要[17],以持唸阿彌陀佛佛號為特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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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對佛教的基本道理有一明確的信仰,如接受三皈依四諦八正道等原則。

  • 培養淨土法門的特殊信念:相信淨土實有,清淨莊嚴[18]
  • 相信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能夠接引發願眾生,使之一心不亂,往生淨土[19]
  • 相信念佛法門的殊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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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法門中的「願」,除願成佛道,願度眾生等佛法弟子的共願之外,主要是願生淨土[21]。更深一層說,就是願得阿彌陀佛本願的攝受。阿彌陀佛大慈大悲,無時不在攝受眾生;但只有眾生也主動發願要求攝受,才能得到佛的救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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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往生淨土的通行:修淨業三福中孝敬父母,布施、持戒、讀誦大乘等法[23]
  • 往生淨土的主行:在深信誠願的基礎上,與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相呼應,念佛、拜佛以求生淨土[24][25]
  • 往生淨土的助行:隨喜隨力修布施中財施,包括印經、造像、修齋、放生、賑災、撫恤等,也包括法布施和無畏布施。

四種念佛法門[編輯]

在唐代宗密的《華嚴經行願品別行疏鈔》中列舉了念佛有四種方法:

  • 持名念佛。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口念清清楚楚,耳聽得了了分明,一心只念著佛號[26]
  • 觀像念佛。先觀阿彌陀佛的聖像或畫像,把佛的相好莊嚴謹記在心,然後靜坐觀想佛相。
  • 觀想念佛。依《觀無量壽經》所記載的十六觀,觀想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觀想西方三聖的三十二相,觀想九品眾生如何獲西方三聖接引[27]
  • 實相念佛。念諸法實相,就是念實相佛[28]。這是以自力為主的修行法門。

這四種法門中,觀像念佛是觀想念佛的前行,而無論是觀想還是持名,到一定的境界之後都可以修習實相念佛,因此這四種法門中有真正獨立性的,是觀想持名兩類修法。

密咒念佛與參究念佛[編輯]

四種法門之外,還別有持咒往生淨土之法。《往生咒》有「滅四重、五逆、十惡、謗方等罪」的功效[29]蕭梁時代譯出的『鼓音聲王陀羅尼經』,除了開示十日十夜的念佛法門而外,又加以十日十夜的持誦「鼓音聲王大陀羅尼」[30]

隨著時代的發展,到了兩朝,淨土作為「天下共宗」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因此許多其他宗派的修行法要也進入了念佛法門中。有人從古代禪經獲得啟發,用攝心、數息等方法配合持名;有人則援引禪宗的看話頭,參究等修證模式,在念誦佛號時,不斷反問自己「念佛是誰?」以期在反思中獲取頓悟[31]

佛法修行無論那個宗派,都在修清淨心。

  • 金剛經》說:「信心清淨,則生實相。」
  • 楞嚴經》中的〈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大勢至菩薩的修行法門就是念佛,當執著妄想時,就念念佛號,可一心不亂。
  • 法華經》中的〈普門品〉:「若有眾生多於淫慾,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瞋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若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饒益,是故眾生常應心念。」,也說到常念佛號的好處,可以遠離災禍。

淨土經典[編輯]

雖然在中國最早譯出的淨土經典是《般舟三昧經》,但是它並不是淨土宗的核心經典。淨土宗最重視的經典,稱為淨土三經,是淨土宗的根本經,包括《佛說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與《無量壽經》。

佛說阿彌陀經》,為鳩摩羅什漢譯,因為內容精簡,又稱《小阿彌陀經》。該經用簡潔華麗的筆法描繪淨土世界的清淨莊嚴,傳統上以此經為持名唸佛的出處[32]。此經在漢傳佛教中相當受到歡迎,玄奘曾經重譯此經,名為《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但是並沒有得到相同的重視[33]

觀無量壽經》,為劉宋畺良耶舍譯。此經目的在於指導淨土修行者對極樂世界進行觀想,提出十六種觀門,但是這種觀想淨土的修行法門並不如持名唸佛之盛。此經中,提出了「九品往生」的狀況,認為下品的惡人,在臨終時只要持阿彌陀佛名號,也可以往生[34]曇鸞以此經為根據,提出了持名念佛的法門。這個觀點引起了後世淨土宗「消業往生」與「帶業往生」的爭議[35]。宋代王日休以此為依據,修改《無量壽經》的內容,移除了「唯除誹謗深法,五逆十惡」[36]的惡人不能往生的條文,認定一切眾生只要深信阿彌陀佛,皆可往生。

無量壽經》,亦稱《大阿彌陀經》,被認為是淨土宗的主經,介紹阿彌陀佛前生法藏比丘的功德和他立誓成佛所許的本願[37]。該經有眾多譯本,現存的有東漢孫吳曹魏譯出的五種不同版本,部份的條文有所出入[38]。其中唐代譯本被明代蕅益智旭大師認為是五個譯本中最佳的,而曹魏版則得到民國印光大師的支持,流傳較廣。

為了調合不同譯本間的出入,從宋代開始,就有淨土宗信眾編輯會集本,不過明代蕅益智旭認為之前的會集本破壞了原譯本的純正,有誤導之嫌。至民國為止,共有四個會集本,其中民國夏蓮居所會集的《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獲得淨空法師的極為推崇,為今日流通最廣泛的版本[38]之一。

至晚清之後,《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與《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被加入淨土宗經典之中,改稱淨土五經。但是在重要性上,仍不及淨土三經[39]

淨土宗五經一論
阿彌陀經 | 觀無量壽佛經 | 無量壽經 | 華嚴經 | 楞嚴經 | 往生論

 

印度源流[編輯]

印度在吠陀經時代,即有求生天界及他方淨土的傳說。他們深信可以經由行善、修行禪定,進入天界或是北俱蘆洲,享受無量快樂。佛教認為這種享樂,與涅盤寂淨相比,並不究竟,認為福氣享盡之後還是會墮入輪迴之中。[40],如彌勒菩薩所居的兜率陀天,長壽天或是北俱蘆洲,都是可以經由修行十善而到達的。只是到達這些地方的目的是為了修行而非享樂。在現代南傳佛教中仍然可以見到「十隨念」修行方法,憶念佛陀的功德但不念誦佛號[41]

菩薩成佛建立淨土(即「菩薩莊嚴佛土」)[42]。在《華嚴經》中描述了無量的他方佛土,並以普賢菩薩願攝取一切眾生至佛國淨土為總結[43]。《法華經》以化城喻來說明淨土的出現是為了教導及救護一切眾生[44]

十方世界皆有佛出世,但最為現代眾生流行的是東方阿閦佛土及西方阿彌陀佛信仰二者。淨土信仰根據眾多佛經記載為佛親口宣說。但現代一些學者則眾說紛紜,但都留於想像和臆測,而沒有定論。

般舟三昧經》中提出以憶念阿彌陀佛為入門,最終能夠成就憶念十方佛[45]。在《般舟三昧經》中又提出了念佛成就是由於心中的憶念所成,必須要反觀諸佛的影像皆是自身心念所造,見證空性,才能成就念佛三昧[46]。這成為後世「實相念佛」的根據之一[47]

龍樹念佛觀[編輯]

龍樹在其著作《十住毗婆沙論》中表示,憶念、稱名、禮敬十方諸佛,是達到阿惟越致地的易行道。但是他本人則反對這種以信願為核心的修法,認為「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48]龍樹強調需要精進修行菩薩行,得至佛地的難行道才是佛教的正道[49]

在龍樹此論中,認為憶念十方諸佛都是可以的,並沒有強調一定要憶念阿彌陀佛,顯示在龍樹的時代,阿彌陀佛信仰仍然未取得支配性的地位[50]

世親念佛觀[編輯]

瑜伽行唯識學派彌勒為始祖。但特別的是,世親為《無量壽經》作了經疏,顯示了在世親時,阿彌陀佛信仰是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

世親反對「唯依發願即得往生淨土」的說法[51],認為淨土乃聖者菩薩方能往生。因此作《無量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提出禮拜、讚歎、觀察、作願、迴向五者相結合的「五念門行」[52],凡夫經由發願、修行止觀,漸次修行,方可轉識成智,由凡夫地升至菩薩聖位,往生淨土,但最終還是要以大慈悲力迴向利益一切眾生[53]

密宗淨土觀[編輯]

淨土宗和密宗在佛理上有廣泛的共同基礎,概括地說,他們都信奉他力,強調信願的重要性,因此密宗發展之初,就與淨土信仰總有著緊密結合。密宗修持的特色,是透過咒語及觀想,可以使信徒與阿彌陀佛結合,得到佛力加被,最終往生淨土。

早在雜密時代,孫吳支謙譯的《佛說無量門微密持經》中就有見阿彌陀佛的記載。其後譯出的《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提出誦念咒語就能得以往生淨土的修行法。至唐代,《佛說陀羅尼集經[54]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55],也都有通過誦念密咒的方式來達到往生淨土的效果。在唐代,很多尊勝陀羅尼經幢的記文都註明「乘諸功德,坐西方淨土」,表名在現實世界的實踐上,密教對淨土觀念的吸納[56]

唐代時,密宗經典陸續被翻譯成漢文進入中國,創製曼荼羅儀軌時也不斷吸納淨土的內容。在《大日經》中,提出了胎藏界曼荼羅,中央為以大日如來為中心,形成『中台八葉院』,正如同蓮花的含苞,四周綻放八片花瓣,分別為東方寶幢佛、西方阿彌陀佛、南方開敷華王佛、北方天鼓雷音佛、西南文殊菩薩、東南普賢菩薩、西北觀世音菩薩、東北彌勒菩薩。而《金剛頂經》的金剛界曼荼羅,以九宮圖分成九個部分,中央則是以大日如來為中心的五方佛,阿彌陀佛位於西方,主管蓮花部,象徵妙觀察智。

不論是金剛界或是胎藏界,阿彌陀佛都不是核心,西方淨土也只是諸多佛國的其中之一。展現密教充份發展了十方佛的概念,不專以阿彌陀佛為依歸的特色。

漢傳佛教發展[編輯]

魏晉南北朝傳入[編輯]

漢傳佛教中,對彌陀淨土的嚮往早在西晉時期就開始了。在晉人王琰的《冥祥記》中,就有闕公則與其弟子衛士度信仰彌陀淨土的記載。東晉高僧支遁是第一個繪製阿彌陀佛聖像的僧人,並且寫有《阿彌陀佛像贊並序》一文[57],表達了他受到魏晉玄風的影響,對逍遙無待的西方淨土世界的嚮往。但是因為相關經典尚未漢譯至中國,此時阿彌陀佛的信仰並未開始流行。

東晉慧遠[編輯]

 
廬山東林寺

後世淨土宗尊東晉慧遠為淨土初祖,認為他是淨土宗最早的提倡者[58]。但考證史料,他並不是專修淨土的僧人,也沒有立宗的意圖。他在廬山隱居三十餘年,前期專研阿毗達磨,後期則專研禪定之術,並主持翻譯了《修行道地禪經》等指導觀修的小乘禪經;而作為大乘佛教的信仰者,他對般若經也有深刻的體驗。慧遠實際所修習的禪法,主要依靠強調諸三昧中,以「念佛」為要的《般舟三昧經[59]

 
宋朝《虎溪三笑圖》,畫中陶淵明慧遠陸修靜相聚廬山,象徵三家和睦相處

慧遠在廬山東林寺劉遺民雷次宗等共一百二十三人在阿彌陀佛像前發願,共期西方[60],希望由禪定修行,得到念佛三昧,而得解脫[61]

慧遠在《念佛三昧詩集序》中認為「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62],而且通過這種修法,最終能達到「冥懷至極,智落宇宙」的境界[63]。但慧遠這種依念佛三昧而見佛的觀想修法,是一種禪修的方法,出於自力,重視在現世的禪定成就而達解脫,不以往生淨土為重心。這與後世淨土宗依靠阿彌陀佛願力以求往生的持名念佛有所不同[64]

無論在判教理論及修行法門兩方面,慧遠與後世淨土宗的關係都不大。但慧遠在初唐之後,逐漸被認為是淨土的弘揚者,許多歸宗持名念佛的大家也都願意視慧遠為他們的先驅者[65]。在宋代之後遂被視為是淨土宗初祖。這與唐代之後,整個社會經濟的重心逐漸南移有很大的關係。

北魏曇鸞[編輯]

阿彌陀佛信仰在中國真正開始被宣揚,始自北魏時期的曇鸞[58]。他得到菩提流支所譯的《觀無量壽經》,此後在山西玄中寺致力於淨土理念的弘揚[66]。根據《觀無量壽經》,他首次強調了持名念佛的重要性,認為惡人也可藉由持念阿彌陀佛名號而得到往生。在曇鸞之後,持念阿彌陀佛成為淨土宗最重要的修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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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世親《無量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並為它作註解,名為《往生論註》,建立了他的基本理論。在《往生論註》卷初,曇鸞即援引龍樹十住毗婆沙論》,把習佛諸多法門概括為「二道二力說」[67]:二道為難行道易行道。二力指難行道對應的自力易行道對應的他力。修習佛法者,在無佛出世的年代,難以依自力得救,唯有依靠阿彌陀佛的願力(他力),把它和自力相結合,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才是解脫的易行道。由這兩本論著,曇鸞認為,以信、願、行為本,深信阿彌陀佛的力量,一心願生淨土,以及持誦佛號為修行,最終必能往生極樂世界。

在曇鸞之後,淨土宗信仰的基幹被確立了。因此,曇鸞對淨土法門的貢獻,實高于慧遠,日本淨土宗稱他為淨土的「初祖」。但在中國,在南宋之後,其重視度減弱,淨土宗也不以其為祖師,反而推尊慧遠,這與與南宋之後,中國佛教中心南移的歷史因素,是有強烈相關的。此外,因為曇鸞的影響,後世淨土宗尊龍樹為印度初祖,世親為二祖。

唐朝立宗[編輯]

淨土宗[編輯]

 
龍門石窟中的阿彌陀佛石刻

道綽是活動於南北朝末年到唐朝初年間的僧人。他安居在汶水石壁玄中寺時,從寺中的曇鸞和尚碑上了解到曇鸞的一生事迹,決心要繼承曇鸞開創的念佛法門。因此他專修持名念佛,每日要念七萬遍佛號;並時時不忘勸人念阿彌陀佛聖名,用麻、豆等物統計數量,「積豆至百萬斛」[58]道綽先後為信眾開講《觀無量壽經》二百餘遍,主張無論是出家人還是俗人,都要殷勤念佛。道綽弟子善導大師,也從《觀無量壽經》開悟,讚歎道「此,真入佛之津要。修余行業迂僻難成,惟此法門速超生死。」後入長安,寫十餘萬卷《阿彌陀經》,畫三百壁極樂淨土圖,在光明寺慈恩寺等弘傳淨土,激發信眾念佛求生西方,三十年如一日,又著《觀無量壽佛經疏》[68]、《淨土法事贊》、《依觀經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贊》等著作,流傳後世[69]

道綽善導是後世淨土宗的真正創始人[58]。從他們開始,淨土法門的主要修持方式從觀想念佛過渡到持名念佛,此後一千多年來,弘揚淨土的高僧大德,都沒有違背這一宗旨。善導認為「末法眾生,神識飛揚,心粗境細,觀難成就」,因此持名念佛修行,比觀想念佛容易成就[70]。在他們的推動下,淨土修行以更簡易、更貼近底層的面貌深入民間,中唐時期,淨土宗已經在民間流傳十分廣泛[58]

善導之後,淨土宗就分為三個流派[71]。人們把繼承慧遠大師遺風,注重解悟的修行者們,稱作「慧遠流」,其專長在於義解;把一心專念佛名以求往生的修行者們,稱作「少康流」,其專長在於信願,被稱為「後善導」的少康大師本人就是繼承善導持名念佛之法,親自以身弘法,以實信打動信眾的著名例子;而介於「慧遠流」和「少康流」之間,既重視念佛,又不廢禪法,教門的修行者們,則被稱作「慈憨流」。一般來說,慧遠流吸引的是上根人;慈憨流則吸引中根;少康流所吸引的,乃是下根的廣大人群,所以淨土宗的主流一直是屬於少康流的[72]

在這一時期,淨土法門內也出現了很多著名的僧人。承遠大師求法於慧日慈愍,一生苦行,粗衣敝食,念念不忘弘傳淨法,被尊為淨土第三祖;法照大師創造五會念佛的法門,利用念佛音聲的緩急、高低的變化,來表達念佛的輕安與急切之情,他被後世尊為淨土第四祖。

天台與淨土[編輯]

在陳隋之際誕生的天台宗也受到了淨土思想的深刻影響。它的實際創始人智顗有《觀無量壽經疏》、《五方便念佛門》、《阿彌陀經義記》等淨土作品,雖然這些作品經後世學者考證可能並不是智者大師所作[73],但即便這些作品是託名之作,也可以代表那個時代天台宗的淨土信仰風貌。,特別在《五方便念佛門》中,作者把念佛所得的成就和天台由假入空、由空入假,最終實現中道圓融的教義結合起來,為後世台淨合一的理論基礎。

天台宗人認為,淨土二字,是一個統稱,可以次序區分為四種[74]

  • 常寂光淨土:法身佛所居處,是常住(法身)、寂滅(解脫)、光明(般若)之佛土。
  • 實報莊嚴土:斷除一分無明的菩薩所在的淨土,無有凡夫、二乘,而為別教初地以上,圓教初住以上菩薩所居,
  • 方便有餘土:阿羅漢辟支佛、地前菩薩所居之淨土。他們修習方便道,斷除見思二惑,故稱方便;但尚余障覆中道實相無明的根本惑
  • 凡聖同居土:天人二道凡夫、聲聞緣覺聖者所居的國土。有淨、穢二種,如婆娑世界是同居穢土,而西方極樂世界是同居之淨土。

這四種國土,後三種是眾生自業所感,前面第一種唯佛所得。但佛能入眾生之土,施以教化。實報莊嚴土是報身佛所化處,方便有餘土和凡聖同居土是化身佛所化。這四者中,又細分為九品,高下不同;皆由修行人念佛功夫深淺的不同,而各往生淨土。所得之品位,亦有高下階級之殊,但若能不斷功用,自然日有勝進[75]

三論宗吉藏大師的淨土觀也與天台宗四土之說相同,只是名稱有所變更而已。

華嚴與淨土[編輯]

華嚴宗信奉的《華嚴經》中有關於法身毗盧舍那佛淨土蓮華藏世界的描述。對蓮華藏世界,歷代高僧有不同的看法:

  • 娑婆世界即是蓮華藏世界,因為按華嚴經里華藏世界品的法義,一一世界互入互攝,娑婆世界也在華藏世界海之內,穢土無非淨土[77]。這一淨土,也是作為「唯心淨土」存在的。心淨,則國土淨[78]
  • 蓮華藏世界高於極樂世界。因為極樂世界,凡聖同居,而蓮華藏世界則僅為一乘菩薩所居,不能輕易得至,要靠其他淨土,尤其是西方極樂世界作為橋樑。華嚴宗第二祖智儼大師的遺言就體現了這種觀點:「吾此幻軀從緣無性,今當暫往淨方,後游蓮華藏世界,汝等隨我,亦同此志。」[79]

唐朝李通玄長者會集會集諸經所說淨土,略說其中的十種以定權實[80]。他認為《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梵網經》描述的凈土、摩醯首羅天淨土、《涅槃經》之他方淨土、《法華經》之三變淨土六種為權;《維摩經》中如來足指按地,所顯現的淨土以及靈山凈土雖是實報,前者「是實未廣」,後者「信而未見」;唯第九唯心淨土、第十毗盧遮那所居則為實報土[81]

漢傳密教與淨土[編輯]

淨土教和密教在佛理上有廣泛的共同基礎,概括地說,他們都信奉他力易行道,因此魏晉南北朝之後,密教傳入中土,和淨土相互融合,也是符合它們內在特性的。早在雜密時代,孫吳支謙譯的《佛說無量門微密持經》中就有見阿彌陀佛的記載。此後,一些密教僧人在翻譯密經,創製曼荼羅儀軌時也不斷吸納淨土的內容。如《佛說陀羅尼集經》:「若欲生諸佛淨土者。晝夜各三時誦二十一遍。滿三七日。如其所欲。即於夢中。或見佛金色形像及菩薩形像。此是先相。即知當生淨土。」這是通過密咒的方式來實現觀想、持名念佛的效果[55]。在中晚唐時期以河西為中心一帶的淨土信仰里,《觀無量壽經》的位置被《無量壽宗要經》取代,念誦阿彌陀的陀羅尼幾乎要代替持名念佛。

西夏僧人智廣等人,編撰了《密咒圓因往生集》一卷,列舉了阿彌陀佛根本咒、同心咒、一字咒、無量壽王如來一百八名陀羅尼等,並引證無量壽念誦儀軌,理趣般若經釋,說明誦持的功德和滅除五逆往生淨土的利益。這種把淨土和密教兩家教義揉合在一起的法門很富有創造性,在中國並未多見。

後世大師,把念陀羅尼咒視作念佛淨土法門的一種,因此蕅益大師把《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也列為淨土要典之一。明末居士謝於教,著有《準提淨業》一部。文中引用最多的,是准提法門的基本典籍《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但謝氏在准提儀軌中加上淨土系的經咒和迴向文,宣揚「修準提法得往生」的教理。除了阿彌陀佛的淨土以外,彌勒淨土、藥師琉璃淨土與密教的關係也很親切[82]

禪宗與淨土[編輯]

禪宗與淨土教發生聯繫,是從四祖道信開始的。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里闡述了「安心」禪法,其來源為梁朝曼陀羅仙所譯《文殊說般若經》中「一行三昧」法門。「一行」即「法界一相」,般若實相。「一行三昧」即是通過「繫心一佛,專稱名字」的念佛,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入三昧,證佛智。這一修行方法也是屬於自力法門,與東晉慧遠相似。在中唐以前,凡是以達摩法裔自稱的禪師,念佛的目的都是為了離念,作為即心即佛之方便。

北宗禪繼承道信弘忍東山法門,念佛以求開悟。而南宗的惠能則只贊成「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83]。在惠能觀點的影響下,後世不廢念佛的禪宗學人,採納了「唯心淨土」的觀點[84]。所謂唯心淨土,是指心為一切的根源,淨土是心的顯現,是唯心所變,通過淨心以達到淨土的境界[85]。同時,禪宗六祖還認為淨土宗求生淨土而不求自性清淨的趨向是錯誤的[86]

唐代慧日(慈憨三藏)求法天竺,得淨土法門回國,著《往生淨土集》弘揚淨土信仰。然與前賢不同,他認為佛的一切法教,都能引人往生淨土,因此沒有簡擇佛法,而採取一種綜合的態度,融通各宗,會歸淨土;他更激烈反對當時禪宗認為淨土是引導愚人的「方便虛妄說」的見解,而提倡禪淨雙修,念佛往生。

宋代發展[編輯]

居士佛教[編輯]

宋朝開始,淨土思想通過結社思潮迅速在民間展開。這些結社名目繁多,但都以稱名念佛為基本的活動內容,參加者有僧人,也有居士,在居士中有官僚士大夫,也有平民百姓。典型的例子,有省常大師仿效廬山蓮社故事而創建於西湖昭慶寺淨行社。通過這樣的結社活動,居士佛教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發展。

宋高宗年間,王日休居士身份大力提倡淨土法教,著有《龍舒淨土文》通過強調世間的痛苦,以及高抬信仰主義的理念,勸人實修淨業,往生西方。「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丐僮奴皂隸優妓之屬,咸以淨土法門勸引皈依。」[87]王日休還參考漢、魏、吳、趙宋各版本的《無量壽經》,會集出《大阿彌陀經》,風行一時[88]

天台與淨土[編輯]

到宋朝時,天台宗的後學高僧,如四明知禮慈雲遵式等人宣揚淨土,不遺餘力,確立了台淨合流的傳統,天台宗逐漸被淨土宗吸納[89]

四明知禮提出約心觀佛之說,並提出淨土誦佛的重要性[58]。他認為「萬法原本具備於心,離心無別物,因此觀想佛,不過是假託觀想而觀自己的心,主要在於明心的本性」。知禮所提倡的是在心上(約心)觀佛。心與佛都兼顧到,不能只偏向一邊。四明知禮弟子神照本如還慕淨土行儀,效法慧遠,結白蓮社共修念佛之道。而知禮大師的法曾孫、天台重鎮延慶寺住持明智中立大師「行業淳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土觀」,並於元符年間協助門人介然法師於延慶寺西隅建「十六觀堂」,外列三聖之像,內為禪觀之所,修習觀想之道。此觀堂後來演化為今日的寧波觀宗講寺[90]

慈雲遵式有《晨暮十念法》傳世,要求「晨暮必須專心念佛,盡一氣為一念,如是十氣,名為十念。隨氣長短,不限佛數,唯長唯久,氣極為度……盡此一生,不得一日暫廢。」[91][92]在這些高僧的帶領下,天台宗人陸續投身到淨土法門中來,逐漸形成了「教歸天台,行歸淨土」的信仰格局[93]

華嚴與淨土[編輯]

兩宋時期,淨土信仰更為盛行,省常義和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華嚴經》中的淨土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開掘。省常鑒於當時學人對信願行三門中忽視行門的現實,用《華嚴經·淨行品》為號召[94],刺血和墨寫經[95],並立下發願文[96],結社念佛[90],弘揚淨土信仰,後被追認為淨土第七祖;義和則注重從華嚴經本身的經文出發,揭示蘊含在經文中的淨土信仰。義和撰述了《華嚴念佛三昧無盡燈》,目的就是為了在浩瀚如海的華嚴經論當中搜集一切能搜集到的圓融念佛法門。

禪宗與淨土[編輯]

五代宋初法眼宗禪師永明延壽有《萬善同歸集》三卷傳世,認為修行得道,可以由不同的方式覺悟[97],因此不能執著某一法門,而否定排斥其他法門。他的說法被後世引申,認為禪與淨土,二者有互相扶助的關係,自力結合他力相結合,即禪定結合念佛方為最好最圓滿的修行方法,即「禪淨一致」[98]。相傳為永明延壽大師所作的《念佛四料簡偈》更明確地表達了這一理念[99]。但這份文獻在歷史上首次出現於元朝天如惟則撰寫的《淨土或問》,因此其真實性是有疑問的,並且它已經開始轉向以淨土為主軸的修行方式,與禪淨雙修的模式有所偏離[58]

南宋之後,禪淨結合已成為禪宗內部的大趨勢:曹洞宗長蘆清了有《往生集》傳世;雲門宗契嵩「夜分誦觀音名號,滿十萬聲則就寢」[100]雲門文偃的四世法孫儀懷作《勸修淨土說》,其中更主張「淨土兼修不礙禪」[101]

白蓮宗[編輯]

 
廬山東林寺白蓮池

至宋朝時,開始出現慧遠在廬山結社念佛,建立白蓮社的傳說[58][102]。而南宋時期出現的白蓮宗則是淨土信仰擺脫「寓宗」模式,形成一獨立教派的嘗試,[103]也是佛教向世俗化發展,深入民間的一大步。白蓮宗的創始人茅子元原是天台僧侶,後於平江澱山湖(今上海市青浦縣西)建白蓮懺堂,自稱白蓮導師,聚集信眾,共修淨業。白蓮宗允許在家弟子從事吸納門徒、宣傳教法、化緣建佛堂等按佛教傳統只能由僧人進行的活動,這樣便形成了僧、俗兩個傳法系統[90]。這一組織架構是白蓮宗最大的特色,但也與佛教的傳統相對立,在實踐中產生了種種弊端,因此被教界所非議。

廬山東林寺普度,自承慧遠,致力於復教運動,撰寫《廬山蓮宗寶鑒》,闡明了子元所倡白蓮宗的真義,上奏朝廷。於是白蓮宗於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年)得以復教,普度受命為教主,世稱優曇宗主。但是,宗門的情弊仍未改善,復有社會不平分子潛入,故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後又遭禁斷。此後該教的僧人漸漸遠離「白蓮宗」的名號,回歸到正統佛教當中,而民間仍在繼續流傳,並與彌勒信仰明教等相混合,稱為白蓮教,成為民間秘密宗教之一[90]

明清高僧的淨土思想[編輯]


淨土宗十三祖

初祖
二祖
三祖
四祖
五祖
六祖
七祖
八祖
九祖
十祖
十一祖
十二祖
十三祖

淨土法門,從宋元以來,逐步成為佛教諸宗共同的信仰,並廣傳民間,形成了「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的民眾信仰格局[104]。明初梵琦大佑道衍慧日普智妙葉等高僧等人都有弘揚淨土的著作。當時的佛教界對淨土念佛法門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建立在禪宗心性論上的「參究念佛」思想,它效仿禪宗「看話頭」的參究工夫,意圖領悟「念佛者是誰」這一問題中蘊含的旨趣,為一種會通了唯心淨土思想的禪法;另一種,則是不假手參究,通過誦持佛號,直接尋求西方淨土往生的修行[105]

明朝中期,自宣宗穆宗百餘年間,佛教中衰[106]。但到神宗萬曆時期,名僧輩出,復興氣象應運而生,其中的翹楚,為紫柏真可雲棲祩宏憨山德清靈峰智旭四人。這四位大師都有宣揚淨土法門的事迹,而且他們的淨土觀和具體修行方式,都各有特色。紫柏真可紫柏真可都行禪淨雙修法門,前者偏於禪悟,後者偏於淨業;雲棲祩宏攝禪歸淨,靈峰智旭消禪歸淨,雖有不同,但都以淨土修行聞名,被尊為淨土宗的八祖和九祖。

紫柏真可為禪宗僧人,在禪門凋敝之時,他立志復興禪宗,大力倡導文字般若,融通儒釋道各宗學說。他認為參禪得悟固難,但是修成淨土亦屬不易,故反對那種「以為念佛求生淨土易而不難,比這參禪看教,唯此著子最為穩妥」的看法[107]。他主張,如果不明法性、不除身心執障,則修淨土也很難成就;而破除身心之執,就必須專心念佛,而不是單憑散心[108]。因此他推介威猛的念佛法:不僅醒時念,夢中亦不能斷;不僅夢中不斷,即便是在大昏睡中,也不可稍有間斷[109]。紫柏大師的念佛可以視為是禪修的一個法門。事實上,他的「如眾生能善用其心,孰非無量壽覺?娑婆孰非蓮花淨土?」也透露著唯心淨土的精神[110]

憨山德清亦是禪僧。但他的佛教修持是始於參禪,終於念佛的。他所持的也是唯心淨土的觀點。但為了避免狂禪的「執理迷事」,走向虛無,德清也不排斥將西方淨土作為修行的歸向。然他始終罕言西方淨土的實有,且引入般若空觀理論,認為佛體如空,自心空淨,心與佛本體一如,故能冥一,從而把念佛願力歸於自身,不失禪門弟子本色。德清不滿於明末禪門的墮落風氣,著重指出,對於參禪者,心地不淨是最大的障礙,而「非念佛無以淨自心」,念佛能使人心淨,一心不亂則自然能悟[111]。他要求參禪之人乾脆把「阿彌陀佛」四個字當成話頭:「念佛審實公案者,單提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就於提處即下疑情,審問者念佛的是誰。再提再審,審之又審,見者念佛的畢竟是誰。」[112]即所謂的「參究念佛」。德清晚年閉關念佛,晝夜念佛六萬聲,為禪僧中所少見。然究其本意,不過想讓禪淨兩者相資為用,互補為善。他與紫柏真可的區別在於,真可認為參禪淨心之後,方可念佛;而德清則以念佛淨心作為參禪的先導。

雲棲祩宏,又稱蓮池大師。其對華嚴圓教和禪都有很深的認識,力主以華嚴為綱領,融合佛教內部的各個流派,最後將它們導歸淨土。他仿效華嚴宗清涼澄觀大師將禪宗攝歸頓教的做法,同樣把淨宗的阿彌陀經無量壽經判入頓教。他闡揚的念佛法門有四類,分別為:持名念佛觀像念佛觀想念佛實相念佛[113]。蓮池最推崇的還是「持名念佛」法門,因為其淺近而貼近眾生,從持名開始,最後也能深達實相。只要求念佛者能做到「一心不亂」——在實踐上,口與心同念佛號不斷,行住坐臥唯此一念,因而將貪嗔痴等的煩惱雜念,排於心境之外;在佛理的體悟上,要在念佛之時,反觀審察此一念的根源,能念所念,都是非有非無,言思路絕,莫可名狀。最終與清淨本然的理體契合。因此,蓮池大師認為「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114],「禪宗淨土,殊途同歸」[115]

蕅益智旭(靈峰智旭)則倡三學一源論,認為禪、教、律三學應該相互為用,不當分河飲水;又提出「儒釋同歸」,且註解四書周易[116];但是他最終的歸趣則在淨土法門。智旭的佛學深受天台宗學說影響,以一念統攝教禪各家,而最終則歸於念佛的當下之念。他不但要把諸宗歸入淨土[117],還試圖論證諸宗本來就出自淨土[118]。念佛三昧論是蕅益大師的中心思想,他基於「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理念,主張一切佛法,無不歸於念佛三昧[119]:廬山慧遠念阿彌陀佛的果報莊嚴,念的是他佛;西天二十八祖,天台智者觀心修禪,念的是自性佛;永明延壽及楚石梵琦等所倡導的念佛法門,用觀諸佛果位的依正莊嚴,以顯人心內的理體智慧,悟到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叫做雙念自他佛。其要點在於通過觀已成就的諸佛,來促使自己內心之佛的顯現。智旭還極力主張持名一法[120],讚揚阿彌陀佛信仰,並認為要修淨土,或追求現世幸福,都必須至心供養持頌地藏名號,方能切實滅除罪報。

進入清代後,弘揚淨土法門者猶有人在,如淨土宗的十祖截留行策,十一祖省庵法師,十二祖徹悟法師,都以淨業聞名。截流大師注重在事修上著力,指導信眾誠篤懇切,在修行上認為持名念佛,貴在一心不亂[121];省庵法師的《勸發菩提心文》全篇事理圓融,知見透徹,且誠摯懇切,感情發自肺腑,感人至深,因而長久以來一直在淨宗學人中流傳[122]

居士佛教中的淨土思想[編輯]

 
觀無量壽經壁畫,位於敦煌莫高窟第217窟

元明以來,佛教式微。而隨著明末佛教復興和世俗化的推進,高僧大德的湧現,使得很多士大夫文人親近緇門,乃至投身僧門,傳承往生淨土的理念。如祩宏弟子數千人,大部分是在俗弟子。在俗弟子中,又以士大夫為主體,包括了陶望齡陸光祖等著名文人;而董其昌湯顯祖等人,則受到紫柏真可大師的影響;憨山德清門下的弟子則包括湯顯祖錢謙益屠隆等人。於是,這些大師的思想及其修持觀念,最終成了明末居士群的主要標榜,此一影響,直到清末民初仍未衰落。

李贄作有《淨土訣》一卷,但是作為禪宗居士,他認為念佛是為了見性,而不是為了升上西方世界:「阿彌陀佛淨土,即自心淨土,念佛參禪,即所以自淨其心」,只要做到見性,那麼念佛和參禪作為手段,並無高下之分。但是李贄的淨土思想和以往的唯心淨土觀相比,又有自己的特色[123]。李贄又把念佛之修持分為兩類,即念真佛與假佛。他認為真誠信仰者以至情之心所念,念的即是真佛,真佛則自然會為至情感動,若不以至情則無佛可成[124]

袁宏道是晚明文壇中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代表。他早年與李贄交往,親近禪門,著《金屑編》一部,深受其讚賞;但隨後他感到當時禪風疏空不實,自己修證也遇到了瓶頸,於是漸漸走向淨土法門,日後他的佛學成就也主要體現在淨土上。袁宏道效法的是永明延壽的禪淨兼修之風[125],吸納的是華嚴宗含攝五教,通貫六階的圓融精神;而其代表作《西方合論》的主體結構繼承了李通玄的《新華嚴經論》的框架:一書分十章,一章則儘可能列出十目,顯示出華嚴「十十無盡」的圓融周遍的內容,極具氣魄[126][127],他從華嚴宗的判教原則出發,結合凈土宗人自己的立場,判定《阿彌陀經》代表了圓融一切的「圓極教」,彌陀世界也是一個能「攝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議」的凈土。這種分法受到了雲棲祩宏判教的影響,但祩宏認為「阿彌陀經」相對於華嚴一大宗圓教來說,僅僅是「得圓少分」,只能說是「屬圓」而不達極致。將《阿彌陀經》列為最高的圓極教,則是自袁宏道始[128](不過,袁宏道在寫完《西方合論》後,又有回歸禪宗的表現[129]。)

入清後,隨著寺院佛教的日漸衰微,作為居士的士大夫熱衷、信仰、弘揚佛教,為佛法的傳播貢獻日增,其中彭際清就是傑出的代表,他著有《居士傳》、《善女人》、《淨土聖賢錄》等著作[130]。彭氏以禪的立場、華嚴的思想、淨土的實踐弘傳佛教,主張用華嚴的思想來溝通儒釋,「以《易》系無方,《中庸》無依之旨,遊於華嚴藏海」,則能世出世間圓融無礙。他試圖融合華嚴學說和淨土信仰的著作則是《華嚴念佛三昧論》,在這部著作中,他將一大部《華嚴經》的教義以「五種念佛」來概括[131],即念法身佛,報化身佛,念佛名號,專念毗盧遮那佛、專念阿彌陀佛。彭氏為了將阿彌陀佛毗盧遮那佛聯繫起來, 一方面在《普賢行願品》的「普賢發十願,眾生受持讀誦便能往生極樂世界」中尋覓二者結合的依據,另一方面指出,阿彌陀,梵語「無量光」;毗盧遮那,梵語「光明遍照」,故二佛名稱雖別,而含義類似。

晚清啟蒙思想家魏源也是淨宗學人。他在佛學上的主要貢獻是會集《無量壽經》和將《普賢行願品》編入《淨土四經》,現為佛教界普遍接受[132]。對於這四部經典,他認為:由《無量壽經》,可以「知法藏因地願海之宏深,與果地之圓滿」;由《觀無量壽佛經》,可以「知極樂世界之莊嚴,與九品往生之品級」;由《阿彌陀經》,可以知持名念佛之妙法;由《普賢行願品》,可以知信願往生須發無上菩提之心,發此大心之後廣行布施,供養三寶,最終還是要以持名為主,持名至一心不亂,即可往生[133]

近代淨土信仰[編輯]

晚清時代,內憂外患,國家動蕩。佛教自嘉慶以後,逐漸廢弛。淨土宗隨之一蹶不振,暮氣沉沉[134]太平天國滅佛之後,中國東南佛教破壞無遺。但國家的衰微也使得原先佔統治地位的理學受到衝擊,人們想以佛教來填補思想的空白,因此許多著名的居士卓然興起,在近代佛教的復興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楊文會(字仁山)在其中貢獻良巨,他也被稱為「中國佛教復興之父」[135]

楊文會早年曾崇禪而輕淨土,但隨其用心既久,始改前修,進而確定了「教宗賢首,行在彌陀」的信仰體系,強調一切法門皆趨淨土一法門[136]。在《十宗略說》中,他首標律宗,因為他主張三學以持戒為本,而以淨土宗作結,因淨土一宗,普攝群機,適用於任何根性的眾生。此一觀點繼承自智旭的諸宗歸淨土,又從淨土流出的看法。[137]

當時的淨土法門越趨簡易,行法偏重於持名,講述多陳陳相因,無所發揮。久而久之,淨土修行不免流於形式,因而很多人認為單憑念佛,即可藉彌陀願力,往生淨土,故對讀經一門,甚為輕視;而把念佛與弘法利生相結合的行止,則更為罕見。楊文會指出,修習淨土必須以菩提心為因,修行的目的是成佛,而菩提心為成佛之因,斷沒有無因而得果的道理。至於發心,則分兩種:凡夫以四宏願為發心,信滿之後則發真實菩提心。若無發心,即便能「十念往生」,在《無量壽經》與《觀經》中都只能判做下品。只攝下品的淨土法門自然不能被稱作「三根普被」的妙法。所以,他的淨土法門以菩提心來融攝六度萬行為特點。從所有菩薩行出發,都可以入手念佛法門,歸向淨土,而不一定要專修一法門,急求現證。若不如是,單念佛號日久,則易於疲懈、誤入歧途,甚至退轉。他認為,淨土法門不能輕讀經,而應以淨土經論為津梁[138];而淨土諸法門中,持名、觀想亦應並重。他尤其重視《觀無量壽經》,並為觀經寫略論發揮其中的大義。[139]他留世《楊仁山先生禮拜入觀法》一卷,是通過陳汝浞口述,徐文蔚筆受流傳下來的[140]

中國歷史上由於三武一宗滅法,很多經典包括淨土經論失傳,楊仁山通過日本友人請回大量經典,包括曇鸞的《往生論注》、善導的《觀經四帖疏》等重要著作,後來印光大師弘揚淨土時,秉承善導專修之旨,判釋佛力、自力大小難易,都從這些作品中得到印證,所以楊文會東洋請經之舉,對近代淨土宗有很大的影響。楊文會與日本淨土真宗僧人過往甚密,但並不認同真宗的純他力救度的法門,認為真宗的教義中違經之語甚多。他始終堅持中國佛教的傳統觀點,認為修習淨土應自他二力並重,淨土門和聖道門也不應該截然分開。只強調彌陀本願中的第十八願-念佛本願,認為眾生只要「一念淨信」即可往生成佛。而完全否定自力修行的功德,甚至否定傳統的倫理和戒律,這是斷然不能接受的。[141]

淨土法門,普被三根,實如來成始成終之妙道
彌陀誓願,全收九界,示眾生心作心是之洪猷[142]

——靈岩山寺山門對聯 (民國)·印光法師

在僧人方面,清末民初宣揚淨土法門最力的是印光大師。他認為當時處於末法時代,唯有執持念阿彌陀佛才能解脫。他的主要貢獻體現在對社會傳播教理上。他通過通過來往書札及撰文,指導眾多俗家弟子念佛求淨土,又先後在上海、蘇州設立弘化社,刊印淨土經書百數十種,達數十萬冊。蕅益大師編著的《淨土十要》、徹悟大師的語錄都被弘化社刊印流通。印光認為《楞嚴經·大勢至念佛圓通章》是念佛最妙開示,因此將其加入「淨土四經」,合成「淨土五經」,排版付印。

弘一大師一生弘揚淨土不遺餘力。他的佛學思想體系,是以華嚴為境,四分律為行,導歸淨土為果的。他對佛教戒律精專研學,與對淨土行的認同,是相資為用、不可分裂的,都出於自己對佛法的真切體認。弘一大師念佛,並非為成就一己之私的利益,而是始終抱著「救濟眾生之宏願」,甚至有「以身為抵押品,贖出一切惡道眾生」的大無畏氣慨。[143]因此,為了得到成就,必須要發大菩提心。[144]他鼓勵念佛學人多做慈善事業,認為此事業也能成為成佛的資糧[145]

人間淨土[編輯]

在近現代,太虛大師是能突破已有理論,使淨土的觀念得到更新的佛教界代表。和傳統上的「山林佛教」、「僧侶佛教」不同,太虛大師宣揚的是「人生佛教」,關注的是人間的苦難,他宣揚的淨土,則是「人間淨土」。他批評那些為了一己解脫而修習淨土的行者,認為這是小乘自了漢的做法,並非大乘的淨土行。他認為憑藉各人的精誠之心,去修集淨善的因緣,久之久之,濁惡的人間便可一變而為莊嚴淨土;因此,不必於人間之外另求淨土。
太虛的弟子印順法師進一步發展了他的觀念。印順認為,西方淨土,本代表著無量光、無量壽的「永恆與福樂的圓滿」,代表著佛的果德,而中國人特重西方淨土,則因為重佛的果德,而忽略阿閦佛淨土代表的菩薩智證大行;又忽略了彌勒淨土代表的人間淨土信行;這是一種偏頗的發展,而不是阿彌陀佛淨土的真義。因此太虛、印順兩位大師,在演說淨土的時候都比較突出它與人間的聯繫,普遍重視與人間聯繫更緊密的彌勒淨土藥師佛的東方琉璃世界。在此之後,聖嚴法師等佛教高僧也在推廣人間淨土,並認為其理念應當推廣至非佛教徒,並使眾生因此受益[146]

從中國外傳[編輯]

日本淨土信仰[編輯]

 
宇治市平等院,建於998年,日本淨土宗寺廟

彌陀信仰傳入日本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飛鳥時代。當時淨土三經的註疏,伴著中國製造的阿彌陀佛像、淨土變相圖陸續傳入日本。但當時日本對阿彌陀佛的信仰,是以禳災延福為目的。直到公元十世紀後,隨著律令制度的破壞和國家的混亂,日本的淨土思想出現了轉型,從作為貴族專利的祈禱佛教向厭離穢土、追求淨土的念佛法門轉化[147]

日本歷史上的淨土教主要寄居於天台宗內部。在長期的發展中,先後有不同的淨土法門從原來的宗派中脫離出來,走上自行發展的道路。良忍在十一世紀中葉,創立了融通念佛的法門。他吸收天台之「一念三千,十界互具」、華嚴之「圓融無礙,相即相入」的教理,而主張一人所唱的念佛功德與眾人所唱的念佛功德相互融通。這一法門以法華經華嚴經,而不是淨土三經為正依,處於自力教和他力教的過渡階段[148]

法然建立的日本淨土宗偏依中國初唐善導大師,因此尊奉其為淨土宗高祖,開宗傳教。他認為只要一心專念彌陀名號,依仗阿彌陀佛的願力,便能往生淨土。法然上人弟子親鸞建立的淨土真宗倡導一種純他力的淨土思想,他所主張的本願念佛,唯憑四十八願中的第十八願,以及觀經中的觀點——即使五逆十惡之人,在臨命終時只要對彌陀淨土有足夠的信心愿望也能往生。在佛教戒律森嚴的當時,淨土真宗不禁僧人食肉、娶妻,身著袈裟的親鸞本人就公開娶妻生子。

一遍上人創建的時宗也屬於淨土系的宗派[149]。因《阿彌陀經》有「臨命終時」一句,一遍想到人生無常,時時在生滅之中,故「平生」與「臨終」等無差別;為表此意及念佛本旨,遂將自己的宗派命名為時宗。一遍十六年間,游遍日本六十餘州,勸人念佛,人稱「遊行上人」[150]

良忍、一遍、親鸞的教法都雜夾著民間信仰的色彩,因此廣泛受到民眾的歡迎。直到今日,淨土宗淨土真宗仍然屬於日本佛教最大的宗派。天台宗內部也分出了念佛色彩濃厚的天台真盛宗[151],與天台本山流行的密教思想形成鮮明的對比。

韓越淨土信仰[編輯]

彌陀信仰進入朝鮮半島的時間略早於其進入日本,但在朝鮮半島,彌勒信仰比彌陀信仰更為流行。統一新羅時期,高僧圓測元曉都有對《阿彌陀經》和《無量壽經》的註疏傳世[152][153]。在新羅善德王時代開始,彌陀信仰漸漸流行開來。善德王宰相金良圖曾雕塑阿彌陀佛像。景德王時,新羅布川山有五位比丘尼數十年堅持念誦阿彌陀佛,終成正果。但韓國的淨土信仰始終沒有結成體系化的教團,直到二戰之後,才有「淨土宗」的出現[154]

韓國淨土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是日數念佛[155]。中日兩國淨土信徒在念佛時注重念的次數,但韓國注重的是念佛的日數。這種念佛方法在中日少見。直到現代韓國的寺院,每年仍舉行數次念佛祈禱持續時間3日、5日、7日[156]、21日、100日不等。長時期的念佛有念1000日,也有念萬日的。特別是萬日間的念佛,被稱為萬日念佛結社

越南的淨土信仰則與多與禪宗結合。17世紀,竹林禪派名僧白梅麟角在河內創立蓮宗。主張禪教雙運,「以教為眼,禪是佛心,以阿彌陀佛為公案」[157],在實修上專持彌陀之名;此外,在越南南北雙方都分別有宣揚禪淨並修的拙公派原紹禪派,都源於臨濟宗[158]

淨土文化[編輯]

淨土與美術[編輯]

 
日本高德院內建於公元1252年的阿彌陀佛青銅像

阿彌陀佛造像的產生比彌勒造像要晚。彌勒造像在公元初年已漸漸在西北印度、東北波斯、中亞及西域地區流行,但彌陀造像直至四世紀才在中土發展起來。甘肅永靖炳靈寺169窟的無量壽佛龕造像是現存最早的阿彌陀佛像。南北朝時期,淨土造像隨著佛教造像藝術的發展,擴散到整個北方[159]和南方[160][161]地區。

淨土造像的發展,一方面出於佛教通俗化,向下層民眾宣揚信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於民眾厭離混濁亂世,希圖進入佛土,實現解脫的祈求。[162]

七世紀後,在善導的倡導下淨土宗蓬勃一時,以阿彌陀佛住西方極樂淨土為中心的「淨土變」壁畫[163]也出現。「變」有二義,一為「變動」之義,以不動之圖畫表述淨土世界的種種動相;一為「變現」之義,畫像雖非真,但可以體現出淨土世界真實場景。淨土變的題材有兩種,一種描繪極樂世界的莊嚴相;一種則以觀無量壽經為依據,描繪西方世界的樓閣蓮池,阿彌陀、觀音、大勢至三聖。長安淨土院就有吳道子創作的淨土變作品,洛陽大雲寺有尉遲乙僧創作的「淨土經變」,現存的敦煌壁畫里也存在從唐至宋的大量淨土變相作品。

淨土與音樂[編輯]

佛教音樂在印度很盛行,[164]受其影響,歌贊梵唄也隨著佛教傳入中國。支謙依《無量壽經》以及阿含部的《中本起經》影響,造《贊菩薩連句梵唄》,系西域風格。曹植始創《漁山梵唄》,把佛教音樂和傳統中國樂曲結合在一起。東晉時確立了唱導制度。所謂唱導,即以歌唱事緣、雜引譬喻來「宣唱法理、開導眾心」。這種做法在廬山慧遠之前已很盛行,但尚無一定規矩,至他開始「躬為導首」,開創了以音樂為舟揖、廣弘佛法的途徑,「遂成永則」[165]

入唐,善導大師著有《法事贊》、《般舟贊》、《往生贊》等讚歌三卷;法照著有「五會念佛」法規,並著有《散花樂》等曲,影響深遠,至今仍以《千聲佛》等佛曲為遺續;少康則面向民間,在民間音樂的基礎上創作新的佛曲[166]。這種將佛曲和民間音樂結合的作法一直延續到宋、元、明、清各代。[167][168]

淨土與文學[編輯]

富比王侯,你道歡時我道愁。
求者多生受,得者憂傾覆。
嗏!淡飯勝珍饈,衲衣如綉;
天地吾廬,大廈何須構。
因此把家舍田園一筆勾……[169]

——(蓮池大師

自淨土初祖慧遠法師始,佛教中淨土題材的詩文相繼發達。慧遠著有《廬山東林雜詩》,屬於中國最早的一批山水詩,在對清淨佛地,幽閒林泉的讚歎中,透出了悟道的法味。同時代的王齊之[170]著有《念佛三昧詩》,慧遠為之作序,在序中詳述了如何由「念佛」而達到「三昧」定境的修行步驟。

唐朝的白居易是彌陀和彌勒的雙重信仰者。他著有《淨土要言》詩,宣揚阿彌陀佛法門[171]。元末明初的高僧梵琦有《西齋淨土詩》,省庵法師也有《勸修淨土詩》,都被信眾廣泛傳誦[172]。蓮池大師有《雲棲詩偈》,其中有兩篇《七筆勾》為人所贊。《紅樓夢》中的《好了歌》可以從《七筆勾》中找到源頭[173]

明代杭州僧人智達著有雜戲《淨土歸元鏡》,全名是《異方便淨土傳燈歸元鏡三祖實錄》。作者用舞台扮演的形式,演述東晉慧遠、五代永明延壽和明朝雲棲蓮池三位佛教大師的出家成道以及傳燈弘法的故事。文筆通俗,力求婦人稚子均能通曉,分為四十二分,取華嚴經四十二字母之義。意在勸導世人以祖師為榜樣,念佛戒殺,慈悲樂道,以便往生西方[174]

凈土思想對道教的影響[編輯]

在淨土宗的影響下,道教也發展出了對太乙救苦天尊的信仰。太乙救苦天尊簡稱「救苦天尊」,傳由青玄上帝神化而來,立誓救度一切眾生,所以炁化成救苦天尊以度世人。[175]只要眾生持念、思念此天尊的聖號,自然就能獲得即時感應,萬邪不入,萬禍不侵;臨終前,若不忘思念太乙救苦天尊,即能被天尊接引往生東方長樂世界——東極妙嚴宮,永脫生死輪迴。

台灣高雄道德院開山宗長郭騰芳,於1981年創立太乙真蓮宗,即以《三官感應妙經》(淨土篇)及《太乙救苦護身妙經》之經義為依據,信奉太乙救苦天尊,以求住世得長壽,將來離世,元靈得蒙太乙天尊引度到東方的淨土世界[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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苧麻屬

 
苧麻屬
Boehmeria grandis
Boehmeria grandis
科學分類
界: 植物界 Plantae
門: 被子植物門 Magnoliophyta
綱: 雙子葉植物綱 Magnoliopsida
(未分級) I類真薔薇分支 eurosids I
目: 薔薇目 Rosales
科: 蕁麻科 Urticaceae
屬: 苧麻屬 Boehmeria
Jacq.
物種

50-100種,包含:
白葉苧麻 B. nivea

苧(zhù)麻屬學名Boehmeria)屬蕁麻科植物。其中苧麻(學名Boehmeria nivea)分成白葉種(white ramie)及綠葉種(green ramie)。

 

形態

苧麻屬為多年生草本宿根植物。地下部分由根和地下莖形成麻兜,可活數十年,莖叢生,背有茸毛,廣卵形或近圓形,背面密生白茸毛為白葉種,而無白茸毛稱綠葉種,單性,雌雄同株,復穗狀花序,雌花在花序的上部,黃綠色瘦果,極小。並且單纖維長度是麻類中最長的(60-250公釐)。《本草綱目》雲:「薴,家薴也;又有山薴,野薴也;有紫薴,葉面紫;白薴,葉面青;其背皆白。」

習性

喜光和溫暖濕潤氣候,耐旱性弱,常用種子或分地下莖(吸枝法)、分株、扦插、壓條等法繁殖,一年可收三次。收穫苧麻多由中老年婦女帶頭,下田割苧 麻。苧麻割下後,先摘葉,再去骨(葉可用來濕肥,骨可曬乾當柴燒),剩下的苧麻皮便帶回家中,準備取纖維了。提取苧麻纖維的工具很特別,它由一把呈長弧形 的鐵刀片(刀片的兩邊開鈍口)。織麻布首先要績麻,將一段一段的麻絲捻成紗線。至今仍說的成績、功績之績即從此出。績麻是個非常精細煩難的工作。採下的麻 要用糞便漚一下才容易取出纖維。[1]

用途

苧麻布的鍛濯

莖部韌皮纖維有光澤,耐霉、易染色,為重要的紡織作物,優質紙原料。且與華夏文化傳統連接深厚。[2]古代的五種麻之一。[3]苧麻所織的布被稱為夏布[4][5]夏布也就是夏天所用的布。[6][7][8]從 種麻開始,每年春、秋季各摘采一次,經過打麻、挽麻團、挽麻芋子、牽線、穿扣、刷漿、織布、漂洗、整形、印染等工序純手工紡織成布。新夏布如很硬,必須放 在水鍋里適量放入鹼水,進行煮練,取出用衣槌搗練,使它柔軟。幅寬二尺二寸。每匹大約45-60公分寬。苧麻成布之後,需加灰鍛濯漂白,[9]製成白紵、白紵細布。[10][11]禮記》中的深衣即由苧麻所制。[12]《樂府白紵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為袍余作巾。」中唐時「漚紵為縕袍」、「春衫裁白紵,朝帽掛烏紗。」乃是一種時尚,[13][14]以至於唐人到了「裁衫催白紵」的痴狂程度。[15]。白紵細布染色後被稱為紵絲,多用於製造官袍。[16]

苧麻根可作為澱粉釀酒原料,更可以提鍊出凝酸銨。其葉可供食用、飲料,可從葉分離出氯原酸,加熱後可產生咖啡酸及奎寧酸。

中國為苧麻主要出產國。四川省達州市大竹縣被稱作中國苧麻之鄉。苧麻量產為中國第一。優質苧麻紡織原料種植基地分布在湖南、江西、四川。[17]蜀布為上古四川特產的苧麻布,蜀推行到巴,由巴推行到湘、糠、皖、浙。[18]到東漢初,江浙的苧麻布才開始行銷到中原,稱為越布。

苧麻布也用於製做漆器。在中國古代漆器中,其胎(即質)大多為木胎或夾苧胎(即麻布胎,古今多以夏布為之。亦稱做脫胎) 。夾苧胎就是採用苧麻紡成的織物為主要原料之一製成的一種漆器胎體。木胎、竹胎都比較厚重,只有夾苧胎既輕巧又結實。夾苧胎又稱脫胎,方法是在一個器形模 具上一層層地纏繞麻布或絲綢,纏一層塗一層漆,層層粘合,干後去掉模子。古代叫"脫空"或者"脫沙"。夾苧胎漆器以精美的妝奩用器和小件酒器為多。

目前苧麻紡織手工技藝快瀕臨滅絕,現已被列為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苧麻也是日本的古傳紡織作物。[19]琉球王國宮古島的供品宮古上布、八重山上布以及新潟縣越後上布用苧麻紡織,[20]又稱紺上布。1921年,宮古上布獲得平和世界博覧會金獎。1978年成為日本文化財產[21]越後上布中的小千谷縮也就是川端康成在《雪國》里,提到的一種在銀裝素裹的雪天里紡織的苧麻縐紗——白縮,專門用於製作夏季和服禮服。[22]在韓國,忠清南道舒川郡韓山面生產的苧麻叫做韓山紵(한산저),一向享有盛名。韓山苧麻編織也是韓國無形文化遺產。每年舉辦韓山苧麻文化節。

 

苧麻

(Boehmeria nivea,蕁麻科)

 

 

苧麻

 

苧麻

 

 

麻 自古即栽培為纖維植物,歐美各國稱它為Chinese silk plant(中國絲草)。台灣外銷纖維類植物以黃麻和苧麻,佔的份量最多,但是苧麻的纖維比黃麻長,不透明,有美麗似絹的光澤,不易蟲害,韌度強是黃麻的 三倍以上,而且顏色白容易染色,所以是最優質的染織物,深受歡迎。清朝時,台灣的苧麻織品「全部」輸出到中國大陸。

苧麻的韌皮纖維,精細的織成夏布,製成高級布料或襯衫,較粗的則做為蚊帳、漁網的材料,或編為繩索。以前產婆接生新生兒,用來綁臍帶傷口的就是苧麻線,再用麻油(原住民用酢漿草的汁液)塗在剪斷的傷口上,有助傷口癒合。

 

 

 

 

苧麻製作的方式

以莖心的顏色,分為青心和紅心兩種,其中以青心種的纖維較長,品質較好。苧麻皮內的纖維是泰雅族人織布製衣的主要原料,由種植苧麻到製得布疋,其過程頗為繁瑣費時,略述如下:

步驟一:種植。

步驟二:收割、剝皮、刮麻皮取其纖維。

步驟三:晒乾得麻絲。

步驟四:洗濯麻絲。

步驟五:晒乾後抽成麻線。

步驟六:漂白。

步驟七:晒乾得灰白素色麻線。

步驟八:染色。

步驟九:織成布疋。

 

 

苧麻

 

步驟四的洗濯過程中,常混以米糠揉搓,其作用係洗淨晒乾後粘著於麻絲上的苧麻粘液,而獲致麻絲較柔軟的效果,以便進行抽麻線。

步驟六的漂白過程中,取乾的山黃麻枝幹燒燼之灰粉加水拌勻,過濾去除其中粗顆粒及雜質後,將麻線以此木灰水在大鐵鍋中蒸煮,可得白色的麻線素料。

採收苧麻的用具:

 

苧麻鎌 苧麻刀

麻竹管

彎圈

直圈

指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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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列表



本列表按照發生年代的先後順序列舉世界歷史上發生的大屠殺

 

15世紀以前

時間事件罹難人數地點備註
前334年 底比斯滅亡 6000至8000人 希臘  
前260年 長平之戰 約40萬人[1] 中國山西高平 白起指揮秦軍屠殺趙國戰俘
前212年 焚書坑儒 約460人 中國陝西咸陽  
前207年 新安殺降 約20餘萬人 中國河南義馬 巨鹿之戰後,項羽下令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
193年 徐州大屠殺 數十萬人 中國徐州地區 曹操軍屠殺平民,「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2]
200年 官渡殺降 數萬人 中國河南中牟 官渡之戰後,曹操把投降的袁紹軍全部坑殺,史載:「餘眾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3]
350年 冉閔殺胡 超過20萬人 中國北方 冉閔發動後趙漢人屠殺胡人,「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屍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4]
395年 參合陂殺俘 4至5萬人 中國山西陽高 參合陂之戰後,北魏屠殺後燕降兵
459年 廣陵屠殺 約三千人 廣陵郡廣陵縣 竟陵王劉誕據廣陵城叛亂,劉宋宋孝武帝平定後叛亂,「悉誅城內男丁,以女口為軍賞。」[5]
532年 尼卡暴動 3萬人 君士坦丁堡 查士丁尼一世鎮壓反對者
627年 古萊扎屠殺 300至600人 麥地那 穆斯林屠殺已投降的猶太部落古萊扎族的男丁;有人估計多達800至900人被屠殺[6]
878年 王仙芝攻陷江陵城 接近40萬人 江陵城 王仙芝軍故意焚燒殺掠江陵城的約10萬戶,之前江陵城有30萬戶,約150萬人[來源請求]
879年 黃巢廣州殺胡商 12萬人 中國廣州 黃巢軍屠殺廣州穆斯林(阿拉伯、波斯人等)、猶太教徒及拜火教徒等[7]
965年 宋殺後蜀降兵 2萬7千人 成都 宋滅後蜀後,宋將王全斌屠殺後蜀降兵二萬七千人於成都夾城中。
1076年 邕州大屠殺 5萬8千人 中國南寧 宋越熙寧戰爭中,交趾軍隊攻破邕州城(今南寧)後,屠殺郡民五萬餘人。[8]
1098年 安提阿包圍戰 2萬人 安提阿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對安提阿居民的大屠殺
1099年 耶路撒冷包圍戰 7萬人 耶路撒冷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對耶路撒冷居民的大屠殺
中世紀 天主教獵巫事件 不詳 歐洲  
1206年1388年 大蒙古國蒙古軍征戰 3000萬-2億人左右[來源請求] 亞歐大陸

15至18世紀

時間事件罹難人數地點備註
1258年1月 巴格達之役 9萬人 巴格達 旭烈兀攻佔美索不達米亞伊斯蘭哈里發的巴格達,把城內人全部驅趕出城外處決了一個星期,據蒙古秘史記載是除開技藝高超的幾十個製造攻城武器(拋石機、衝撞機、攻城車、強弩等)的工匠和專家和學者之外,9萬人被殺
1296年 伯維克大屠殺 3萬人 蘇格蘭伯維克 英格蘭軍隊入侵蘇格蘭後對當地居民的屠殺
1381年 赫拉特 約3萬人 大伊朗地區 帖木兒鎮壓赫拉特的卡爾提德王朝的封建主反叛,處決了支持反叛的平民和士兵們。
1387年 伊斯法罕 約7萬人 大伊朗地區 帖木兒鎮壓伊斯法罕的反叛
1391年 薩馬拉 10萬人 東歐 帖木兒鎮壓處決了薩馬拉和附近的約10萬降兵和平民
1401年 錫瓦斯 約1萬人 西亞的小亞細亞 帖木兒鎮壓處決了錫瓦斯的平民和士兵
1348年 黑死病猶太人起源謠言 6000至1.6萬人 美因茲史特拉斯堡 猶太人被誣指為黑死病起源而遭到屠殺
1393年 藍玉案 1萬5千人 中國 明太祖屠殺功臣及其親屬
1398年12月18日 德里大屠殺 10萬人 印度德里 帖木兒鎮壓德里城的反叛
1400年 巴格達 約9萬 美索不達米亞 帖木兒鎮壓巴格達城的反叛
1401年 大馬士革 約3萬人 敘利亞 帖木兒鎮壓大馬士革的反叛
1402年 壬午之難 不詳,超過1000人 中國 明太宗靖難之役成功篡位後,屠殺忠於建文帝的官員及其親屬

16至19世紀

時間事件罹難人數地點備註
16世紀 美洲原住民遭屠殺 約1300萬人 美洲西班牙所屬的殖民地 造成阿茲特克帝國印加帝國等文明滅亡
16世紀 美洲原住民遭屠殺 約1000萬人 南美洲巴西地區
1570年 諾夫哥羅大屠殺 1萬至10萬人 俄羅斯  
1572年8月24日 聖巴托洛繆大屠殺 7萬人 法國 主導人為當時法國皇太后凱瑟琳·德·美第奇
1642年 濟南大屠殺 約12萬 中國山東濟南 皇太極在攻佔濟南城之後下令對濟南城的縱兵屠殺和掠奪。
清朝順治朝(1646-1657年) 四川大屠殺 不詳,約數十萬人 中國四川 張獻忠大西軍及豪格的清軍對四川平民的大屠殺
1645年5月20日 揚州十日 不詳,約數十萬人 中國揚州 清軍攻佔揚州城後的屠殺。
1645年6月 嘉定三屠 約5至20萬人 中國浙江  
1645年8月 江陰屠殺 未知 中國江陰
1645年8月 蘇州大屠殺 不詳 中國蘇州 清軍攻佔蘇州城之後的縱兵焚燒殺掠。
1645年9月 常熟大屠殺 不詳 中國直隸常熟 清軍攻佔常熟之後的縱兵殺掠。
1647年 福建同安縣和廈門大屠殺 不詳 中國福建廈門同安縣 清軍攻佔福建同安縣和廈門之後的縱兵殺掠
1649年 贛州大屠殺 不詳 中國江西贛州 清軍攻佔贛州之後的縱兵殺掠。
1649年 湘潭沅州大屠殺 不詳 中國湖南湘潭和沅州(今芷江) 清軍攻佔湘潭城和沅州之後的縱兵殺掠。
1649年 南昌大屠殺 不詳 中國江西南昌 清軍攻佔南昌之後,下令進行屠殺。
1649年 大同大屠殺 不詳 中國山西大同 姜瓖在大同舉兵反清,城破後清軍進行屠殺。
1650年11月24日-12月5日 庚寅之劫 10萬或更多 中國廣州 尚可喜耿繼茂指揮的清軍攻破廣州城後進行屠殺
1653年 潮州大屠殺南雄大屠殺 約十餘萬人 中國廣東的潮州和南雄 清軍攻破潮州城和南雄之後後進行下令屠殺,「癸巳,郡城破,橫屍遍野……收遺骸十餘萬,作普同塔於葫蘆山」。[9]
1603年1820年 西班牙屠殺菲律賓華人 約10萬人 西屬東印度菲律賓 西班牙殖民者以種種藉口對在菲華人六次大屠殺,近10萬人中國人罹難。
1740年10月 紅溪慘案 約1萬人 荷屬東印度雅加達 10月9日,荷蘭殖民當局以華人準備攻城為借口,命令城內華人交出一切利器,同時挨戶搜捕華僑,不論男女老幼,捉到便殺,對華人進行血腥洗劫。
1821年 伯羅奔尼撒大屠殺 1.5萬至6萬人 希臘南部 鄂圖曼帝國的軍隊攻佔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屠殺
1821年 君士坦丁堡大屠殺 3萬人 鄂圖曼帝國君士坦丁堡 鄂圖曼蘇丹為報復希臘爭取獨立,下令屠殺城中的希臘人
1822年 希俄斯島大屠殺 約4.2萬人 希臘希俄斯島
1829年 1829年美國辛辛那提屠殺   美國辛辛那提 對黑人大屠殺
1830年 美國西進運動 約100萬人 美國密西西比河以東地區 1830年5月,安德魯·傑克遜總統通過了《印第安人遷移法案》,把原居於路易斯安那購地中居住的印第安人押送出密西西比河以東地區。美國西進運動中大量的印第安人遭屠殺。
1851年1864年 太平天國運動 大約7000萬至1億多人[來源請求]死亡 經過當時清朝的多地:廣西、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安徽、江蘇、河南、山西、直隸、四川、山東、陝西、甘肅、廣東、雲南等地 整個太平天國運動持續14年的農民起義,戰爭傷亡、屠殺清軍和平民,最終在清政府和外國力量的聯合下被肅清。
1858年-1860年 庚子俄難[來源請求] 約150萬人 中國東北 俄國簽訂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後,強行佔領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並把當地原居民強行遷移,屠殺中國平民。
1862年1873年 陝甘回變 約520萬(陝西);[10]
約1000萬人或更多[11]
中國陝西甘肅 回族漢族之間的種族衝突及屠殺
1864年 湘軍攻破南京後之屠殺 10萬 中國南京 清軍攻入南京後,殺人、強姦、放火、搶劫達一個月之久。
1894年11月 旅順大屠殺 2萬人 中國旅順 日軍於甲午戰爭期間在旅順屠殺中國平民
1895年1897年 哈米德大屠殺 8萬至30萬人 鄂圖曼帝國 對境內亞美尼亞人的屠殺
1895年 乙未戰爭掃蕩 數千人以上
(確實人數不詳)
台灣三角湧六堆沿途 大日本帝國近衛師團對台灣平民進行無差別掃蕩及屠殺。
1896年6月 雲林大屠殺 6千至3萬人 台灣雲林縣 大日本帝國第二旅團對台灣雲林平民進行屠村,縱火民房4925戶。
1897年 克里特大屠殺 5.5萬人 克里特島  
1900年 海蘭泡慘案 5000人 中國黑龍江 俄國軍隊於海蘭泡屠殺中國平民

20世紀

時間事件罹難人數地點備註
1909年 阿達納屠殺 約15000人 鄂圖曼帝國 亞美尼亞人被屠殺
1915年1917年 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 40萬至150萬人 鄂圖曼帝國 鄂圖曼帝國屠殺亞美尼亞人。
後來在蘇聯解體後,亞美尼亞當局因此事與土耳其長期交惡;但土耳其當局迄今拒絕承認事件是種族滅絕。
1915年1918年 亞述種族大屠殺 8萬-27.5萬人 鄂圖曼土耳其 鄂圖曼土耳其屠殺境內亞述人
1916年1919年 本都希臘種族大屠殺 約35.3萬人 鄂圖曼土耳其 鄂圖曼土耳其屠殺小亞細亞半島東北部的希臘人
1919年3月 三一運動 約7500人 韓國首爾 日本朝鮮總督府武力鎮壓朝鮮獨立運動人士
1920年3月至5月 尼港事件 約700人 俄國尼科來夫斯克 此地發生日本平民被俄羅斯共產游擊隊屠殺的事件
1927年4月 四一二事件 超過300人 中國上海 蔣介石處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情中共者並趁機剷除異己及反對派人士。
1928年5月3日 五三慘案 數千人 中國濟南  
1928年9月 鳳翔大屠殺 約4000人 中國陝西鳳翔 陝西省主席宋哲元下令殺害陝軍黨玉琨部俘虜[12]
1932年至1933年 烏克蘭大饑荒 250萬至480萬人 烏克蘭 烏克蘭政府認為是蘇聯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
1932年 平頂山慘案 3000餘人 中國撫順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對撫順平頂山及附近村落村民的屠殺
1937年7月 通州事件 約235人 中國通州 中國的通州保安隊士兵於中日戰爭期間在通州屠殺日本僑民
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 南京大屠殺 約20萬至30萬 中國南京 大日本帝國的日本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在當時中國首都南京屠殺中國平民。[13]
1937年1938年 大清洗 超過200萬人 蘇聯 蘇聯共產黨對內部的「清洗」以及無辜人員的迫害
1938年 花園口決堤 89萬人 中國 為阻止日軍西進,蔣介石採取「以水代兵」的辦法,下令扒開位於中國河南省鄭州市區北郊17公里處的黃河南岸的渡口花園口​​,造成人為的黃河決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黃泛區,史稱花園口決堤。
1940年 卡廷大屠殺 2萬至3萬人 蘇聯 蘇聯屠殺波蘭戰俘,原本蘇聯將此事件推諉給納粹德國,後來在蘇聯解體後的解密檔案曝光才將此事公諸於世
而波蘭當局曾因此事件,提議禁止任何共產黨圖騰及相關活動
1941年1945年 猶太人大屠殺 約600萬人 歐洲 納粹德國對歐洲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後來歐洲各國在戰後立法禁止任何形式的納粹文宣及活動
1941年1945年 烏斯塔沙大屠殺 約60萬人 克羅埃西亞 烏斯塔沙組織對境內少數民族及異議份子的屠殺
1942年 肅清大屠殺 2.5萬至5萬人 日軍對馬新華人的計畫性屠殺
1942年 巴丹死亡行軍 4萬人 菲律賓巴丹半島 日軍屠殺盟軍戰俘
1944年 伏衣伏丁那大屠殺 3.4萬人 塞爾維亞 蘇聯紅軍及南斯拉夫共產黨部隊屠殺佛伊弗迪納地區的馬扎爾族和日耳曼族平民
1945年1月至2月 馬尼拉大屠殺 10至15萬人 菲律賓 日軍撤出菲律賓前對當地平民的大屠殺
1945年8月6日 廣島市原子彈爆炸 約20萬人 日本廣島市 人類史上首次在戰場上使用核武器
1945年8月9日 長崎市原子彈爆炸 約14萬人 日本長崎市 人類史上第二次、也是至目前為止最後一次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
1947年 印巴分治種族衝突 約50萬至100萬人 印度和巴基斯坦  
1947年 二二八事件 約1.8萬至2.8萬人 臺灣 由於臺灣省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查緝私菸,以暴力手段取締並打傷及打死民眾,行政長官公署衛兵又開槍掃射請願民眾,於是爆發自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以來因貪腐失政導致民不聊生所累積的民怨,引發軍民衝突,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暗中通報蔣介石要求從中國大陸增派兵力赴台鎮壓,臺灣民眾遭到濫捕濫殺。
1948年 濟州四·三事件 1.4萬至6萬人 韓國濟州島  
1948年 代爾亞辛村大屠殺 約107人 耶路撒冷 猶太恐怖組織伊爾貢屠殺巴勒斯坦村民
1948年 長春圍困戰 約16萬至60萬人 中國長春市 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圍困長春院轄市,並施以斷糧戰略,導致國軍搶奪平民糧食度日,並且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導致大量長春市民慘遭餓死,目前也有目擊者存世,並有資料證明解放軍禁止平民出城
1950年 保導聯盟事件 至少10萬人 韓國 韓國政府殺害懷疑親共的民眾
1950年6月28日 漢城國立大學附屬醫院屠殺事件 700至900人 韓國首爾 朝鮮人民軍殲滅醫院守軍後,無差別殺害醫護人員、住院平民及傷兵。
1959-1961三年時間 三年大饑荒 約4000萬人 中國 大饑荒共產黨強迫人民參加大煉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表示,該所根據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
1965年1966年 九三零事件 50萬至100萬人 印尼 蘇哈托在軍事政變後對共產黨人士的整肅,並對同情共產黨的華人進行屠殺。
1968年3月16日 美萊村屠殺 347至504人 越南廣南省 美軍因懷疑當地村民掩護越共逃亡而下令屠殺
1968年10月2日 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 30至1000人 墨西哥墨西哥城特拉特洛爾科的三種文化廣場 學生的抗議遊行遭到墨西哥政府鎮壓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 超過100萬人 中國 受文革的政治迫害及批鬥而死亡
1971年 孟加拉大屠殺 約25萬人 孟加拉 巴基斯坦軍隊血腥鎮壓孟加拉獨立運動
1975年 東帝汶大屠殺 不詳 東帝汶 印尼軍隊佔領東帝汶後的大屠殺
1975年1979年柬埔寨 紅色高棉恐怖主義統治時期和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民軍攻入金邊的大屠殺 200萬人以上(包括被越南人殺死的幾萬柬埔寨人在內,數千名柬埔寨婦女被越軍強姦,輪姦,姦殺) 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波爾布特同志擔任民主柬埔寨共和國總理血腥殘暴統治時期  
1980年5月 光州事件 約2000人 韓國光州市 韓國軍政府武力鎮壓民主運動人士
1982年2月 哈馬大屠殺 5000至2萬人 敘利亞 敘利亞政府實行焦土政策,武力鎮壓遜尼派伊斯蘭分子的反政府人士
1982年9月 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 約數千人 黎巴嫩 基督教民兵對穆斯林難民的屠殺
1984年10月31日 反錫克教暴動 2700至4000人 印度新德里 總理英迪拉·甘地遭錫克教侍衛暗殺後,群眾在首都街頭對錫克教徒的攻擊,不少錫克教徒被殺
1986年1989年 庫德族大屠殺 5萬至10萬人 伊拉克 薩達姆·海珊政權在兩伊戰爭期間對庫德族的武力迫害,隨後引起西方列強長期抵制。
1988年 8888民主運動 超過3000人[14] 緬甸 緬甸軍方鎮壓民主運動
1989年 六四事件 約400至3000人[15] 中國北京 中國人民解放軍與示威學生及市民的衝突.
1991年 狄力大屠殺 271人 東帝汶 印尼軍隊對反抗統治的東帝汶平民武力鎮壓
1994年 盧安達大屠殺 約120萬至300萬人 盧安達  
1995年7月 斯雷布雷尼察屠殺 8000人 波士尼亞  
1998年5月 黑色五月暴動 1000至2000人 印尼 印度尼西亞人民屠殺華人
1999年 東帝汶屠殺事件 不詳 東帝汶 印尼軍隊鎮壓東帝汶獨立運動

21世紀

時間事件罹難人數地點備註
2001年9月11日 九一一事件 2,986人 美國紐約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州 基地組織對美國發動的恐怖攻擊,人類史上與航空器相關災難中死傷最慘重者
2003年至今 達爾富爾衝突 5萬至45萬人 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  
2004年9月 貝司蘭人質危機 396人 俄羅斯北奧塞提亞共和國貝司蘭 相較於西方國家特種部隊的人道救援行動,俄羅斯特種部隊的「殲敵為先,人質其次」的策略曾引來不少來自西方國家的抨擊。
2008年12月27日至2009年1月18日 加薩戰爭 1417人 加薩走廊 以色列為反擊近日來自加薩走廊的哈馬斯武裝團體火箭炮侵犯,以「鑄鉛行動」為代號發動這場戰爭。以色列除攻打所有哈馬斯所藏匿地點外,並多方侵入民宅區對巴勒斯坦民眾進行屠殺;另把攻擊目標延伸至醫院與由學校闢成的聯合國難民營。攻擊平民時曾使用白磷彈與尚待試驗階段的化學炸藥。
2011年 迪埃奎屠殺 超過300人,另有估計約1000人[16] 象牙海岸迪埃奎 瓦塔拉巴博雙方的支持者被指殺害平民
2011年3月至今 2011-2012年敘利亞動亂 12,040–17,500人(2012年5月估計) 敘利亞 引發敘利亞內戰
2011年7月22日 挪威政府大樓爆炸案及於特島槍擊案 77人 挪威奧斯陸於特島 極右派人士向左派支持者發動的恐怖攻擊
2011年10月 蘇爾特屠殺 超過300人 利比亞蘇爾特 懷疑是反對派武裝部隊殺害卡扎菲支持者[17]
2012年8月 馬利卡納礦工罷工 34人死亡 南非馬利卡納市(Marikana) 南非一個白金礦有3,000工人罷工,警方驅散工人時,雙方爆發衝突,警方開槍射殺工人,造成34人死亡,是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其中最血腥的鎮壓示威行動
2014年3月1日 昆明三一事件 29人死亡 中國雲南 十餘名統一著黑色服裝的維族恐怖分子持械衝入昆明火車站廣場、售票廳,見人即砍,造成人員傷亡。
2014年6月 提克里特屠殺 約1700人(宣稱) 伊拉克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屠殺政府軍俘虜[18]
2014年7月8日至8月27日 2014年以巴衝突 近2150人(尚待統計) 加薩走廊 以色列政府宣稱,6月12日哈馬斯武裝團體的成員綁架以色列三名青少年,隨後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雙方連續發生多場暴力衝突。7月8日以色列展開代號稱為「防務之刃」的軍事行動,大舉侵入加薩走廊以掃除哈馬斯武裝團體所藏匿的地道。與加薩戰爭一樣,在這場戰事內仍有針對巴勒斯坦平民的屠殺,其中有四分之一死者為兒童。以色列除百般轟炸民房外,再度大舉轟炸醫院與聯合國難民營,為此多次對外放出未予求證的敵軍藏匿聲明。以色列軍方並多次轟炸載有傷患的救護車,因而導致多名醫護人員死亡。一些城鎮在戰後化為廢墟。
2014年9月26日 墨西哥警方屠殺學生案 43人 墨西哥格雷羅州 墨西哥格雷羅州(Guerrero)伊瓜拉市(Iguala)市長阿巴卡(José Luis Abarca Velazquez)下令警方鎮壓示威抗議學生,隨後警方夥同毒販鎗決遭逮捕之43名學生並焚屍。另有6人在抗議現場遭警方鎗殺。

參考文獻

  1. ^ 《資治通鑑》卷五:「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2. ^ 《資治通鑑》卷六十
  3. ^ 《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4. ^ 《資治通鑑》卷九十八
  5. ^ 《宋書·本紀第六》
  6. ^ Muhammad and Massacre of the Qurayza Jews,American Thinker,2006年2月25日。
  7. ^ 見阿拉伯人記載《中國印度記聞錄》
  8. ^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9. ^ 《潮州府志》
  10. ^ 同治光緒年間陝西人口的損失
  11. ^ 李恩涵,《同治年間陝甘回民事變中的主要戰役》,《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第96頁。
  12. ^ 《陝西民國時期的三次血淚史之三 駭人聽聞的鳳翔大屠殺》
  13. ^ 日軍檔案顯示南京大屠殺前後南京地區人口減少近80萬,亞太日報,2014年1月8日
  14. ^ 8888 Special Programme, BBCBurmese.com
  15. ^ 六四死難者名單, 六四檔案
  16. ^ 《聯合國要象牙海岸總統查屠殺事件》,BBC中文網,2011年4月4日。
  17. ^ 《外國組織發現大量屍體 疑為卡達菲支持者》,香港電台網站,2011年10月27日。
  18. ^ ISIL Claims Massacre in Tikri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4-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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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始末

 

 

 

目錄

 

 

 

二二八紀念碑碑文二二八紀念詩篇

 

傷亡人數統計二二八紀念公園

 

專題研究補償條例

 

相關出版品專題網站連結

 

感謝 二二八真相網站 提供資料

 

 

 

二二八紀念碑碑文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消息傳來,萬民歡騰,慶幸脫離不公不義之殖民統治。詎料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肩負接收 治台重任,卻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台民,加以官紀敗壞,產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眾不滿情緒瀕於沸點。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專賣局人員於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菸,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次日,台北群眾遊行示威,前往長官公署請求懲兇,不意竟遭槍擊,死傷數人,由是點燃全面抗爭怒火。為解決爭端與消除積怨,各地士紳組成事件處理委員會,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不料陳儀顢頇剛愎,一面協商,一面以士紳為奸匪叛徒 ,逕向南京請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報 ,即派兵來台三月八日,二十一師在師長劉雨卿指揮下登陸基隆。十日,全台戒嚴,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及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在鎮壓清鄉時,株連無辜,數月之間,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其中以基隆、台北、嘉義、高雄最為慘重,世稱二二八事件。斯 後近半世紀,台灣長期戒嚴,朝野噤若寒蟬,莫敢觸及此一 禁忌。然冤屈鬱積,終須宣洩,省籍猜忌與統獨爭議,尤屬 隱憂。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各界深感沈不治,安和難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調查研究,國家元首之致歉,受難者與其家屬之補償,以及紀念碑之建立。療癒社會巨創,有賴全民共盡心力。勒石鐫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為殷鑑。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一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於永恆。天佑寶島,萬古長青。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謹立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導火線  1947.2.27

 

 

 

1947年2月27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等六人,會同警察大隊四人,在延平北路查緝私煙,與私煙攤販林江邁婦人(40歲、丈夫歿、育有一子一女)發生爭執。查緝員欲沒收林婦香煙及賣煙所得的錢,林婦以家計難以維生,跪地求饒。當時圍觀民眾甚為煙販抱不平,旋因查緝員以槍管敲破女煙販頭部出血暈倒,以致激起公憤,群向查緝員攻擊。查緝員開槍示威,擊中旁觀者陳文溪(後來不治死亡),引起群情鼎沸。群眾結隊至警察局要求逮捕兇犯未果,憤將專賣局之卡車推翻道旁用火燒燬。後來警方推拖已將兇手交予憲兵團,民眾即湧向憲兵團,唯憲兵團長張慕陶否認拘禁兇手。群眾受愚弄,遂徹夜包圍警察局及憲兵隊。另批市民湧至新生報社要求報社照實刊 登血案消息。總編輯吳金鍊因奉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通知而不敢登刊,憤怒民眾遂欲將報社招牌拆除。後來社長李萬居出面,答應民眾要求,隔日<新生報>以五號鉛字刊出300多字的血案經過報導

 

 

 

事件爆發 1947.2.28

 

 

 

專賣局示威請願

 

 

 

群眾湧專賣局台北分局, 要求交出兇手。因誤認緝煙員警而圍毆警員、搗毀分局。

 

 

 

公署衛兵開槍事件

 

 

 

上千名群眾前往長官公署請願,在廣場前突遭公署樓上機槍 掃射,當場死傷數人。

 

 

 

市民在新公園內開會,佔領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並向全島廣播事件經過。

 

 

 

台北市參議會召開緊急會議,並邀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共赴公署陳情。      

 

 

 

衝突與對立

 

 

 

公署長官陳儀宣佈台北市實施戒嚴,武裝憲警巡邏全市,開槍掃射市民。

 

 

 

群眾再包圍專賣總局、鐵路警察署、交通局等,與軍警發生衝突,群情激憤並怒及外省人。

 

 

 

暗潮洶湧 1947.3.1

 

 

 

台北市

 

 

 

全市軍警憲兵不斷在街頭巡邏或警衛,到處響起疏密槍聲, 但依然無法維持秩序。

 

 

 

市參議會邀國大代表、參議員、參政員於中山堂開會,共組 「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後求見陳儀,

 

 

 

遭改名為「二二八 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

 

 

 

一隊市民包圍昨日在鐵路局前屠殺民眾的鐵道管理委員會所屬警署,遭警開槍殺害18人,傷40多人。

 

 

 

民眾反攻,於 3:00PM占領該署。

 

 

 

陳儀第一次廣播:

 

 

 

1.今夜12時解除戒嚴,但仍不得集會遊行

 

 

 

2.釋放被捕民眾

 

 

 

3.禁止軍警開槍

 

 

 

4.指定五人官員代表政府參加血案調查委員會 廣播即畢,軍警依然對民眾開火射殺。

 

 

 

行政院228事件研究報告 p.201

 

 

 

『..事起之初,一方面,陳儀同意台籍民意代表之要求,由官民合組處委會;另一方面,陳儀、柯遠芬、

 

 

 

張慕陶等人即聯絡蔣渭川等人 ,分化處委會的領導階層,並以軍統人員許德輝出任忠義服務隊隊長 ,兼處委 會治安組組長;軍統局台北站站長林頂立被任命為警總的義 勇總隊長,以執行「分化奸偽和運用民眾力量來 打擊奸偽」之任務。 其中,不無黨政軍各派藉機幕後較勁,...而處委會成立之初委員 仍以國民黨黨員為 多,但省黨部不予導入正軌,反而心存「黃鶴樓上 看翻船」。其結果,處委會在多頭運作下,政治訴求不斷 升高,於是 軍事鎮壓成了公署名正言順的選擇。..』

 

 

 

星火燎原 1947.3.2

 

 

 

台北市

 

 

 

上千名大學、中學學生在中山堂開會,提出「政治民主」、 「教育自由」等口號,宣言 擁謢台北市民的義舉。

 

 

 

處委會第一次開會,組織擴大由商會、工會、學生、民眾、 政治建設協會選出代表,被政治建設協會 一手包辦。惟後來 周延壽議長裁決所有參議員加入,才不致一面倒,但亦埋下 派系紛爭種子。   

 

 

 

陳儀第二次廣播,宣佈四項辦法:

 

 

 

1.對參加事件者不追究

 

 

 

2.被捕人民可免保領回

 

 

 

3.死傷者不分省籍,一律撫卹

 

 

 

4.准予處委會增加其他人民代表

 

 

 

新竹

 

 

 

來自鳳山的軍隊進入市區掃射群眾,死8人

 

 

 

警民對峙,憲警以機槍掃射民眾,當埸死8人,傷18人

 

 

 

台中

 

 

 

民眾齊集台中戲院如期舉行市民大會,由建國工藝職校校長 謝雪紅任大會主席。不發一彈佔領警察局。後人民接管專賣 局分局。     

 

 

 

部份民眾擁至涉多起貪污舞弊的前縣長劉存忠住宅,遭其部 屬等向徒手民眾開槍射擊,當場死傷三名。

 

 

 

晚上處委會傳來陳儀派兵南下消息,市議長黃朝清等宣佈解 散處委會及治安隊。謝雪紅鼓動未離去青年,組織武裝部隊 對抗,並提出三項原則:

 

 

 

1.不要殺傷外省人 2.不要焚燬物資房屋

 

 

 

3.一切武器儘量把握在人民手裡。

 

 

 

特務不斷製造國軍迫近台中的消息。

 

 

 

官逼民反 1947.3.3

 

 

 

台北市

 

 

 

處委會召開改組後第一次大會,公署官員不再出席,但是有軍統特務喬裝成平民

 

 

 

展開分化、情報收集活動。

 

 

 

處委會治安組召開臨時會,決議成立經官方事先安派好的忠義服務隊負責治安,由軍統局台北站長許 德輝任總隊長(台北)。服務隊實為警總所設立的機構,所吸收的成員主要是地痞流氓。

 

 

 

主張「以民眾力量對抗民眾的力量」的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 立成立義勇總隊(台彎忠義服務隊總隊?),開始綁架、欺 壓、暗殺市民。 

 

 

 

台中

 

 

 

謝雪紅成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並組織「人民大隊」(人民軍)。

 

 

 

08:20AM--->蔣軍開出機關槍武裝的卡車駛入市區掃射,並與人 民軍展開激烈槍戰。蔣軍初佔優勢。

 

 

 

04:00PM--->各地人民軍增援,進攻蔣軍中部多處部隊。

 

 

 

10:20PM--->蔣軍繳械投降。台中市及近郊全在人民控制。

 

 

 

高雄

 

 

 

高雄第一中學由該校學生組成自衛隊。

 

 

 

全面捲入 1947年3月4日

 

 

 

台北市

 

處委會排擠傾軋、服務隊假公報私、軍隊調動謠言頻傳

 

[處委會] 10:00AM 處委會開會,提出八項決議,含擴大處委會為全省性組織。

 

[處委會] 10:00AM 民眾代表陳炘、蔣渭川及學生代表四十餘人赴公署謁見陳儀,提出三點意見。

 

[處委會] 2:00PM 處委會繼續開會。

 

[處委會] 8:00PM 處委會在中山堂開大會,議決組織草案。

 

北部

 

[基隆]

 

八堵、瑞芳一帶民眾突擊軍用倉庫失敗,幾乎全被蔣軍投入 海中。        

 

[宜蘭]

 

市民代表會及民間有志之士召開青年大會,提出四項決議: 肅清貪官污吏 各有關機關首長應引咎辭職 軍隊及政府機關禁止武裝攻擊人民 為保持安寧,外省同胞應予集中,受青年監視保護

 

[新竹]

 

司令蘇紹文下令戒嚴,停止砍殺,卻乘機勒索富戶。

 

中部

 

[台中]

 

上午人民向第3機場的蔣軍勸降,雲姓少將交出武器接受和平 解決案,而由學生隊護衛。中部地區的軍事機關至此盡入人民軍手裡。下午重組「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推選吳振武任人民軍總指揮,以牽制謝雪紅。

 

南部

 

[斗六]

 

斗六治安維持會改編為斗六警備隊,由陳篡地任召集人。

 

[嘉義]

 

三千人民軍攻蔣軍,迫其退至嘉義中學,憲兵隊則退至機場。

 

[高雄]

 

民眾攻擊警察局、憲兵隊及供應局倉庫。鳳山舉行市民大會。

 

[屏東]

 

退伍軍人及青年組織「海外」、「陸軍」、「海軍」各隊。

 

東部

 

[花蓮]

 

下午召開市民大會。

 

[台東]

 

「福州仔」官僚全部逃逸。各區組成處委會以維持治安,並 接收縣府、機場、警局等。

 

 

 

 

 

 

 

民主火花 1947.3.5

 

 

 

台北市

 

蔣時欽成立「台灣自治青年同盟」,以高度自治為號召。

 

 

 

處委會號召全省各地成立縣市分會,並派代表來台北。

 

 

 

處委會內部複雜,無法統合各界力量。

 

 

 

處委會通過「組織綱領」及「本省政治改革方案」。大綱第一條謂:「本會定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團結全省人民,處理二二八事件及改革台灣省政治為宗旨。」

 

 

 

台中

 

 

 

謝雪紅另組「特別志願隊」,派赴虎尾支援人民軍攻擊機場。

 

 

 

高雄

 

 

 

人民在高雄中學成立總指揮部。

 

 

 

彭孟緝軍隊以七五砲集中轟擊市體育場示威,並向鼓山一路一帶掃射、封鎖。 

 

 

 

 鋼索線上 1947.3.6

 

 

 

 

 

 

 

台北市

 

 

 

 

 

[處委會] 2:00PM

 

省處委會正式召開,王添燈任會議主席。隨後發表告全國同 胞書,說明「..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 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 並用多種語言向中外發表有關事件真相及處理方式,含 卅二條要求。       

 

[官方]

 

陳儀上電蔣介石:『二二八事件「顯係有計劃有組織的叛亂 行為」,故「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 」』。        

 

[處委會]

 

台灣省全體參政員上電蔣介石,說明事件原因及公署嚴重失 政,並建請根本改革台政,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 說明不為蔣介石接受。    

 

[民眾] 5:00PM

 

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開幹部會議並通過組織章程,呼籲全 台武裝。      

 

[官方]

 

 

 

柯遠芬召集特務會議。

 

[官方] 8:30PM

 

 

 

陳儀第3次廣播,承諾做進一步改革。

 

 

 

 

 

北部

 

[板橋]

 

 

 

鎮長林宗賢主持處委會分會,並成立保安會。

 

[新竹]

 

三青團新竹分團組織服務隊。

 

 

 

 

 

中部

 

[台中]

 

謝雪紅組「二七部隊」。 軍統特務在南台中召開祕密會議,二七部隊埔里隊到場包圍。 台中學生組「台中學生維持治安服務隊」。

 

 

 

 

 

南部

 

[斗六、虎尾]

 

斗六警備隊馳援虎尾機場攻擊行動,蔣軍趁夜突圍逃走。

 

[台南]

 

數千名學生集合遊行。

 

[高雄]

 

處委會派代表至要塞司令部勸降,反遭槍殺。彭孟緝下令軍 隊進入高雄市,屠殺市民,開始屠城(~8日)。

 

[屏東]

 

處委會分會成立。

 

 

 

 

 

中國

 

[福州]

 

憲兵團開往台灣。

 

[上海]

 

21師由上海出發。

 

 

 

 

 

 

 

人心惶惶 1947年3月7日

 

 

 

 

 

台北市

 

[官方] 上午

 

陳儀致函處委會,要求意見先交處委會討論後再向公署提出。

 

[官方] 上午

 

蔣介石電告陳儀,21師已自上海出發。派兵消息很快傳開, 人心惶惶。      

 

[處委會] 下午

 

處委會召開全體大會,在嘈雜中決議通過含原卅二條要求的 四十二條要求,其中新增條文有的是軍統、CC有意提出以 為鎮壓之藉口。     

 

[官方]

 

忠義服務隊由隊長許德輝主持,在第一分隊會議室開強化治 安會議。      

 

[處委會] 傍晚 處委會全體常務委員向陳儀正式提出四十二條要求遭拒後, 用多種語言對外廣播。    

 

[官方]

 

陳儀暗令台北市所有軍隊祕密集中待命。 柯遠芬要求下屬待命。

 

北部

 

[基隆]

 

要塞司令部重新調整兵力,陸戰隊進駐14至18碼頭,第一總 台長在18碼頭設指揮所。     

 

中部

 

[台中]

 

處委會召開各界聯席會,決派員前往外省同保護所慰問並說 明事件目的。另派連絡員北上報告台中真相。 下午召開「台中市政處理懇談會」,決議成立「市政監理委 員會」以恢復市政。     

 

[竹山]

 

青年部隊在濁水溪下游追擊蔣軍。

 

南部

 

[高雄]

 

民眾由高雄一中退至大港埔。

 

東部

 

[花蓮]

 

召開台灣青年自治同盟花蓮縣籌備會。 處委會宣布遵守不流血、不獨立、不共產化等三原則。

 

 

 

暴風雨前 1947年3月8日

 

台北市

 

[處委會]

 

處委會發表聲明,推翻昨日通過的42條件,自承有不當要求 出現。        

 

[官方]

 

蔣介石電示陳儀,要求做好各項配合工作,並令其每日分朝 、午、夕三次,向他報告。   

 

[官方] 中午

 

憲兵團團長張慕陶會晤處委會委員,稱「本省此次之要求改 革政治,甚為正當,中央一定不會調兵來台」。

 

[官方]

 

軍警便衣密佈中山堂附近。

 

[民眾] 下午

 

舊陸海軍人大會,決議組決死隊,為保衛台灣而戰。

 

[官方] 夜

 

陳儀密電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飭其令憲兵營立即徒步向台 北搜索速進,以便內外夾攻。

 

[民眾] 10:00PM

 

民眾攻擊公署、警總、台銀。

 

[官方] 10:30PM

 

蔣軍開始屠殺市民。

 

北部

 

[基隆] 3:00PM

 

閩台監察使楊功亮由福州抵基隆,率2營憲兵上岸開始屠殺。

 

中部

 

[台中]

 

台灣自治青年同盟台中支部成立。二七部隊馳援嘉義。

 

南部

 

[屏東]

 

彭孟緝的部隊進入屏東屠城。

 

中國

 

[延安]

 

中共在延安廣播,支持台灣自治運動。

 

 

 

人類的悲劇...

 

 

 

大屠殺 1947年3月8日~3月14日

 

「...整體言之,民眾未對國軍採取對抗行動,但...」

 

基隆

 

8日下午

 

要塞部隊為配合蔣軍登陸而進行「肅清」街頭工作,以長達 兩日密集且持續的火網在街上無特定目標地用步槍和機槍密 集射擊,以恫嚇市民。下午「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率憲兵營由福州抵基隆,上岸開 始屠殺。        

 

9日

 

要塞司令史宏熹下令屠殺市民。

 

台北市

 

8日10:00PM

 

公署接獲憲兵抵基消息,遂下令總攻擊。軍隊衝入處委會開 會處,大肆捕殺。柯遠芬主導圓山事件,趁機屠殺百餘名學生。

 

9日 2:00AM

 

憲兵營入台北。軍憲警開始連續五天的大屠城...

 

  6:00AM

 

陳儀依計劃宣布台北戒嚴,隨後通令全省「搜捕奸暴」;並 設「別動隊」,以林頂立為隊長,大肆進行濫捕、濫殺工作。

 

10日

 

陳儀對全省廣播戒嚴令,鎮壓、屠殺工作全面展開。

 

正午前

 

438團快速挺進台北,全面控制台北、基隆各要地。

 

11日拂曉

 

21師司令部與436團抵基隆,436團先運台北以便南下。

 

12日

 

憲兵第20團一個營、21師司令部及直屬部隊陸續抵基隆並進 駐台北。       

 

14日

 

警總宣佈全省已告平定,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

 

其它

 

3.6~3.8 彭孟緝高雄大屠殺。

 

3.8 彭孟緝入屏東屠城。

 

3.11 蔣軍入南市進行屠殺。

 

3.12 蔣軍入嘉義進行屠殺。

 

3.13 蔣軍入宜蘭進行屠殺。

 

 

 

行政院228事件研究報告,p.140 『另據隨21師來台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回憶云:「三月八日(按:應是九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腳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速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一樣,到處亂咬。」其它資料亦指稱要塞司令部會同登陸部隊在基隆市區進行「掃蕩」,大砲、機槍、步槍齊響,沿街見人便殺,男女老幼死傷甚多。』

 

彭孟緝

 

 

 

 

 

 

 

他槍殺了談判代表

 

 

 

  六日上午,處理委員會委員為防止流血犧牲擴大,乃推派黃仲圖(高雄市市長)、彭清靠(高雄市參議 會議長)、涂光明、曾鳳鳴、林介等五名代表上 山到司令部規勸彭孟緝自動解除武裝,而後再談處理辦法。

 

 

 

不料彭孟緝當場開 槍打死涂光明、曾鳳鳴、林介等三人,並扣留拷問彭清靠,只放黃仲圖一人下 山回覆。但在黃尚未回到處理會之前,司令部所屬官兵三百餘人即攻下山來, 直殺入市政府。        

 

 

 

屍橫高雄山,血流西子灣

 

 

 

  當時處理委員及市民尚在市政府等候談判代表回來報告,要塞軍隊以機 槍、步槍向這些人掃射,當場擊 斃三十四人(其中有王石定等參議員四人), 射傷百餘人。隨後不分青紅皂白地見人就開槍濫射,馬路上橫 屍遍野,哀號呼 救之聲不絕。這時青年學生也紛紛勇敢地反擊,到處是混亂的巷戰。至半夜,由學生堅守的 前金派出所終於被彭孟緝的軍隊奪回,學生抵抗至最後一人,全 部壯烈犧牲。僅僅這一天,傷亡的高雄人竟 達數千人。

 

 

 

人間屠場

 

 

 

  而後,要塞駐軍和由鳳山趕來支援的國民黨軍隊,在彭孟緝的指揮之下, 進行著屠殺的競賽。不分晝 夜,槍聲不絕,直到三月八日,當日下午,才有三三五五的老嫗少婦冒著危險四處尋覓親人的屍體。不省人 事的負傷者被送往市 立和省立醫院時,血還不斷地淌著,使病院宛如屠場。

 

 

 

行政院228事件研究報告 p.120

 

 

 

「..軍方仍認定在市政府的是暴徒,因此到市政府後並未遵命,對 空鳴槍示警,而是先丟入手榴彈,然後 見人就開槍,在市政府的人根本無法抵抗,死傷慘重,市參議員許秋粽、黃賜、王石定等約五、六十人喪命 市府。是日晚上,駐守的士兵聽防空壕地下室內有人交談, 請示上級後,就丟下手榴彈,地下室的人被炸成 碎片。隔天一早軍隊 見愛河水面上有氣泡,起初以為是魚,仔細一看知道有人躲在河下,又開槍掃射。參議 員邱道得奉命勞軍,進入市府時,腳下踩的都是死人,且血流滿地,一如泥濘。」

 

 

 

當年5月5日,原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被「國民政府」 拔升為台灣警備司令...

 

 

 

二七部隊

 

 

 

「..這支民兵在處委會的議會路線之外,另闢了一條武裝路線。 在中南部的武裝鬥爭中,以『二七部隊』 的反抗堅持最久。」

 

 

 

3.6

 

 

 

二七部隊成立,以紀念二月二十七日的緝煙血案。在台中干城營區集結。

 

 

 

軍統特務在南台中召開祕密會議,二七部隊埔里隊到場包圍。

 

 

 

3.11

 

 

 

廿一師至豐原。

 

 

 

3.12

 

 

 

謝雪紅下令撤入埔里,以免蔣軍入台中,徒增無辜市民犧牲。

 

 

 

3.13

 

 

 

廿一師入台中。

 

 

 

3.14

 

 

 

廿一師進駐草屯,兵分二路襲擊埔里。

 

 

 

直衝的一隊被廿七部隊擊退 另一隊繞過二水、集集、水裡坑、佔據日月潭及門牌潭兩發電廠 。

 

 

 

3.15

 

 

 

蔣軍向二七部隊勸降遭拒。

 

 

 

10:00PM二七部隊突擊日月潭;11:00PM攻魚池派出所。

 

 

 

3.16

 

 

 

02:00AM擊退蔣軍(退至水裡坑)。

 

 

 

11:00AM蔣軍獲援,雙方交戰於埔里,蔣軍死傷200餘人。

 

 

 

11:00PM二七部隊宣佈解散,化整為零。

 

 

 

取自  http://www.fortunecity.com/tinpan/sutcliffe/574/index.html

 

 

 

http://tacocity.com.tw/fs604/228/fae.html

 

 

 

 

 

 

 

二二八紀念詩篇

 

 

 

1.詩人 不詳

 

對於那段歷史

 

我們至今仍在討論死傷人數

 

對於島嶼的人們

 

死傷人數並不只是死去的人

 

儘管他們的生命又再次被官方說法摧殘

 

死傷人數並不只是受傷的人

 

雖然他們的心靈也分期付款地等待埋葬

 

死傷人數甚至不只是失去親友的人

 

因為

 

數以千計的我們同樣遭歷史真相的傷

 

當掌聲掩過了槍聲

 

當事實因欺瞞而逐漸僵冷

 

不論你瞭解或不瞭解事件的過程

 

我們都不知不覺處身其中

 

我們就是全部的死傷人數

 

被謊言引領向墳墓

 

在不甘遺忘的儀式裡狂舞

 

 

 

2.愛與希望的歌 ---- 詩人 李敏勇 

 

種一叢樹仔 

 

在咱的土地 

 

不是為著恨,是為著愛 

 

二二八,這一天 

 

你我作伙來思念,失去的親人 

 

 

 

種一叢樹仔 

 

在咱的心內 

 

不是為著死,是為著希望 

 

二二八,這一天 

 

你我鬥陣相安慰,不通尚悲傷 

 

 

 

從每一片葉子 

 

愛與希望在成長 

 

樹仔會釘根在咱的土地 

 

樹仔伸上咱的天 

 

黑暗的時陣看看天星,在樹頂閃熾 

 

 

 

 

 

 

 

 

 

 

 

傷亡人數統計

 

 

 

二二八事件台灣人死亡人數 

 

 

 

早期官方人士喜愛以楊亮功與早期的官方報告指稱二二八事件中,軍警死傷比台灣人嚴重,惡意扭曲事實真相;然而這一系列的謊言已經一一被戳破。 

 

 

 

根據官方的統計、官方只詳細記載各地外省人的死傷人數。 

 

 

 

以下系楊亮功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死傷資料: 

 

 

 

一、外省人死五十七人、傷一三六四人、失蹤十人。 

 

 

 

二、本省人暴徒被擊斃四十三人、俘獲八十五人、自新者三○二三人。 

 

 

 

三、軍人死亡者官一六人、兵七四人、受傷者官一三五人、兵二六二人。 

 

 

 

以上三項統計、死亡一九○人、受傷一七六一人,扣除本省人死四三人、外省人總計死一四七人。 

 

 

 

對於台籍人士死傷,官方沒有具體可靠令人信服的數據,並據此宣傳本省暴徒的殘暴,導致外省死傷嚴重,對於屠殺台灣人的數據絲毫不提。根據楊亮功的記敘,他探視各醫院時,發現「內地人(外省人)多為棒傷、本省人多為槍傷。」。受到棒傷與槍傷者,孰者傷亡慘重?相信這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 

 

 

 

根據「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的估計: 

 

 

 

「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人數初步估計以高雄最多,約三千人,基隆台北次之,各約二千餘人,嘉義一千餘人,淡水一千人,新竹、桃園、台中、台南、苗栗其他各地各一、二百人不等,總數在一萬以上,連重輕傷者計之,至少三萬人以上。」 

 

 

 

又根據紐約時報記者霍伯曼三月二十二日南京專電:「據估計三月十四日止,有二千二百名台灣人在街上被槍殺或處決。」該報特派員電訊則說:「從台灣回到中國的外國人們估計、被殺的台灣人達一萬人。」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報告「台人的死者或行蹤不明者的正確數字不祥,但據說有一萬到數萬人。」,以上的報導數據尚未包括三月十七日之後的【清鄉】行動屠殺人數。 

 

 

 

根據目前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指出台灣人被殺大約在一萬八千到二萬八千人、這是目前官方的估計、也大概比較為各方所接受。  

 

 

 

☆二二八死傷人數 

 

 

 

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至今仍為一個歷史的謎團。到1960年行政院下令把戶籍正本中有籍無人的戶籍消掉,其數目高達十二萬五千八百多人。(楊逸民, 『二二八民變』) 

 

 

 

以下為各方關於台灣人死亡人數估計的說法: 

 

 

 

 

 

作者資料事件中台灣人死亡人數

 

楊亮功 楊亮功調查報告 死190人,傷1761人  

 

(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

 

 

 

白崇禧白崇禧報告書死傷1860人 

 

(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

 

 

 

台灣警備司令部台灣警備司令部3200人 

 

(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

 

 

 

保安處保安處6300人 

 

(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

 

 

 

王 康二二八事變親歷記2000~3000人

 

蘇僧、郭建成拂去歷史明鏡的塵埃2600人

 

紐約時報民國卅六年三月十四日南京專電2200人

 

紐約時報民國卅六年三月廿二日記者寶丁專電一萬人

 

蘇 新憤怒的台灣超過一萬人

 

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一萬人以上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兩萬多人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兩萬多人

 

喬治柯爾被出賣的台灣兩萬多人

 

王芸生台灣史話三到四萬多人

 

辜寬敏台灣青年五萬多人

 

馬若孟、賴澤涵悲劇的開始;台灣二二八事件未明確交代

 

王育德苦悶的台灣十幾萬人

 

史 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十幾萬人

 

  感謝單位:陳水扁網路競選總部

 

 

 

 

 

二二八紀念公園

 

 

 

政區域:中正區 

 

二、 公園名稱:二二八和平公園 

 

三、開放時間:上午五時至二十四小時 

 

四、公園特色:

 

嘉義二二八紀念公園(模型圖)

 

 

 

 

 

 

 

二二八和平公園,其前身為台北公園,又稱台北新公園,闢建於民國前13年(1899) 佔地面積:715,520M,為城市記 憶的歷史地標,地處市中心、交通便捷,亦為市民生活之精神座標,是台灣第一個承襲歐洲風格的近代都市公園,有綠地遍植熱帶樹林、園道、露天音樂台、日式小石拱橋池塘 、自然史省立博物館、二二八紀念館、巨石遺物、古砲、老火車頭、碑林、民間石製器具、天台官柱珠、褒揚急公好義坊 、旌表黃氏節孝坊 、日據時代放送喇叭 、中國北方官式亭閣 、日晷儀、孔子銅像...等。自從八十一年「行政院二二八建碑委員會」選定公園中心點拆除原有「標準鐘塔」後建二二八紀念碑,於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落成于園內,期盼勒石立碑,以超越政治悲劇,擺脫歷史陰影追求和平、寬容、諒解、達全民共識,用意即在於斯,亦易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 

 

 

 

 

 

 

 

二二八紀念館地址   凱達格蘭大道3號  

 

管理人 台北市政府  

 

電話   (02)2389-7228

 

 

 

 

 

專題研討

 

 

 

1.二二八事件有關問題的解決

 

 

 

賴澤涵

 

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已公佈了三年之久(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廿二日),這份報告引起國內外的重視,美國紐約時報相當大的篇幅介紹,其他德文、法文、日文、韓文等報章雜誌也都有報導。雖然這份報告被認為是一份公正、客觀的報告,但是,作為總主筆的我感覺當時在撰寫報告時時間還是太過匆促,以至有些受難家屬的心聲未能充分的反映。此外,當時警總所繳給筆者的資料,還欠缺極為重要的文件,諸如:當時被殺精英份子,是由誰下令逮捕?何時被殺?

 

 

 

屍體如何處理?為何不通知家屬?有無判決書等?由於報告文件未說明,以至受難家屬還是不斷的呼籲要公佈真相,其理在此。這些問題關係「二二八事件」是否為一件有計劃的屠殺問題,而且可由此鑒定誰應為「二二八事件」負責。

 

 

 

◆後續研究大量湧現

 

 

 

如今事隔三年,「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也已出版,並已數刷,而「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或口述歷史出版,近年起大量的湧現,但是,上述問題仍然無解,除非有一天上述的資料出現,否則還是無法解開大家想知道的謎底。

 

 

 

目前各地方政府有的已聘專家學者繼續研究該相關的受害情形,相信未來會更多,將來全省各縣市或重要地區的地方志一定會對此一不幸事件作較為詳細的記載,而不會像過去方志短短數語或數行敷衍過去。

 

 

 

據內政部接受該事件受難家屬們的登記,截至目前為止,登記的也不過一千多人左右,而專家和民間的估計則在二萬人以上,這是否意謂「二二八事件」傷亡有高估之嫌?事實不然,這裏牽涉的問題頗為複雜,諸如有些受難家屬已移民分散世界各地,並未獲知登記消息,或者受難家屬已無後代無人代為登記,或有些在事業有成,不願再提過去,或有些受難家屬只要道歉平反而不必金錢者,更有些家屬鑒於「二二八事件」的恐怖,還不敢站出來者亦所在多有,因此政府對登記的時間應加考慮才好。

 

 

 

◆觀點殊異玫碑文問題難以解決

 

 

 

其次目前「二二八事件」未獲解決的還很多,例如今年「二二八事件」紀念碑只有碑而無文的現象。「建碑委員會」去年十二月通過委請臺灣光復即到台為中央通訊社台北分社社長的葉明勳先生起草碑文,葉先生為報界元老,識人很多,尤其「二二八事」當時重要人物如陳儀,彭孟緝,柯遠芬等人均相當的稔熟,文筆又相當的老練,加上其豐富的人生閱歷來起草碑文,應是恰當不夠的。而葉先生也感起草碑文吃力不討好,難免挨罵,抱著「捨己為人」的精神,姑且一試,起草後又找史家李雲漢,張玉法,陳三井和賴澤涵等四人提供意見,再加綜合修改,惟因時間匆促太過急迫,無法與受難家屬代表商討,是其缺點。

 

 

 

平心而論,撰寫一般碑文即已不易,而撰寫「二二八事件」碑文尤難,蓋此碑文必須充分了解受難家屬多年的受難情形而又不失實,但另一方面又要顧及政府的顏面,此為其困難處。今受難家屬代表對葉文已表不能接受,而「建碑委員會」又建議再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研擬,然而該小組早在二年前已無形解散。今決議再請由小組研擬,如何使該小組復活?抑或只由該報告的「執筆小組」(當時稱「工作小組」)來起草?這必須由行政院來解決,否則此建議並不具任何約束力。如困行政院決定再由「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或「報告執筆小組」來起草,則應廣為徵求受難家屬的代表向學者作充分的討論溝通使內容合乎史實,文字可為受難家屬與政府雙方接受方可,當然雙方必須放開心胸,毫無成見的討論方能達成目標,否則各持己見,碑文永無完成之日。

 

 

 

◆賠償問題迄無定論

 

 

 

至於已獲共識的賠償問題,目前爭論的重點在賠償多少才合理?民進黨的立委傾向一千萬元,執政黨的立委則堅持六百萬為底線,似乎也是各持己見,但我們看來應有討論的空間,尤其台中威爾康大火災,有關官員,民意代表爭取一千萬元的賠償金給受難者家屬,以此看來,「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四十多年所受的痛苦,其賠償豈不能與言場大火相比?

 

 

 

但賠償問題之外的懲凶,訂定紀念日,和道歉、平反等問題雖然也是立委們爭論的焦點,但這些問題也並不是不易解決的,如果「二二八事件」是民變,有計劃的屠殺,則有關人員應受懲罰,但是「二二八事件」距今已近五十年,法律上如何追懲凶嫌?此外如果「凶嫌」年齡超過八、九十年是重罰或免罰?這些問題應由法律來解決,而不是用投票表決所能決定的。

 

 

 

至於是否訂為全國性紀念日?我們認為如果立委們決議通過,那麼政府就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的了。道歉問題所牽涉的誰來道歉?此一問題也不難解決,台中威爾康大火案,總統和行政院長既然可以道歉,那麼「二二八事件」死難者比台中大火案更多牽連更廣,自然也應由元首代表政府向受難家屬道歉,應無疑問。但道歉問題在執政黨內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有的人可能認為如果元首道歉,那麼是否承認執政黨當時的政策錯誤和失敗?事實上研究報告已指出這悲劇是人為的錯誤所造成,那麼道歉事也是必然,元首代表向受難家屬表示道歉,應無可疑了。

 

 

 

◆政府應儘速處理平反問題

 

 

 

最後有關平反問題,「二二八事件」已證明許多無辜者被殺或被捕下獄者,既然無辜,過去受難人或家屬被冠上「叛亂」罪或「匪諜」罪,使其在就業,升遷、遷徙和出國等方面受到相當的限制或監視,既然無罪,當然政府必須為其平反,恢復名譽,使其子孫不至永遠背負者「莫須有」的罪名過一生。

 

 

 

總之,「二二八事件」經歷四十多年,至今仍為臺灣社會之痛,政府既然有意解決此一不幸事件,為何不能主動並積極的爭取時間解決問題,結果反讓受難家屬或社會認為政府誠意不夠。如果執政黨的民意代表或政府官員有前瞻性的話,那麼應該趕緊並主動把上述的問題好好的解決,使「二二八事件」將來成為「歷史事件」,而不再作政治的訴求,讓後世子孫由此事件學習寬容,尊重,而不分彼此共為這寶島的未來奮鬥。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委員兼總主筆)

 

 

 

 

 

 

 

2.二二八事件    主講人:李教授筱峰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我是世界新聞傳播學院的副教授李筱峰。今天非常的高興有這個機會,到知識寶庫這個節目來,跟各位談一談臺灣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今天談的主題是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這個問題相當的複雜,在短短的半個小時之內要談這個問題,恐怕是不太方便的。因此,今天的主題焦點我把它放在二二八事件的背景,談談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問題,由於過去的政治環境特殊,一般人不太敢,或者是不太方便去提到它。但是,隨著政治風氣的開放,這一個問題在今天已經不再忌諱,大家都可以自由的來討論。今天我來報告這個問題,也僅是我個人的看法,至於報告得對不對,還是希望各位聽眾,及各位先進多多的指教。談到二二八事件的因素,其實要先瞭解戰後初期臺灣的一般民心的狀況。我們知道,臺灣結束了日本人五十多年的統治之後,當時的一般民心,一般都相當的高興。我個人也作過了很多的調查,可以證明我所瞭解到的,當時的臺灣人民,對於新的時代之來臨,有著相當的期待。 可是這個滿懷希望的臺灣人,在歡慶「光復」不久之後,他們的熱情卻漸漸的冷卻了。首先讓他們開始失望的,不僅是出現在基隆碼頭的那一些,衣衫襤褸、隨地便溺、隨地吐痰的軍人而已。更關鍵的是,一個駕臨在臺灣人頭上一個特殊機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出現。這個機構的出現,與當時大陸的各省,各省都設置省政府,而臺灣並未設置省政府,卻設立了這麼一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單位。而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之設計,是讓行政長官有權力發佈署令,可以制定各種行政規章;而且行政長官他也可以對當時中央在臺灣之各級機關,有指揮及監督之權。當時被派擔任行政長官的人,他又兼臺灣警備總司令。他叫陳儀,原先他是擔任福建省的省主席。在這種情況之下,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可以說已經是集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大權於一身,比起日據時代的總督府軍人總督的權利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這一個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公署,在號稱是「光復」的臺灣出現。使得當時相當期待新政府來臨的臺灣同胞,以及知識份子們,開始感到懷疑。當時連震東先生,也就是現在的行政院院長連戰先生的父親,他曾建議政府,說像這樣的一種體制,很可能會讓臺灣的人民、臺灣的同胞,產生了一種「總督府復活」的錯覺。果然,行政長官公署出現了之後,當時的臺灣民間人士,以及知識份子,就以「新總督府」來稱呼它。就在這個所謂的「新總督府」的制度之下,當時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資源,就全部的被攏斷在「新的總督」的囊中。在這種情形之下,很多的問題,就開始的發生了。特別是滿懷希望的臺灣人民,也開始的失望了。以下就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四個角度,來瞭解當時情況。首先,從政治上來說。

 

 

 

在政治的層面上,起先展現出來的一個情況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況呢?就是大陸的人士,攏斷了當時政府機關的所有重要的職位。我特別的舉出一些例子,具體的來說明。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最高階層的二十一位官員當中,本地人只有一位。再看一看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有八個處,從處長、秘書、科長、視察、主任、股長、科員,總共這些中階的公務員,共有三百十六人,本地人只有十七人,其餘的二百九十九人都是大陸人。這種情況,使得當時滿懷希望的臺灣人,以為是光復了,祖國來臨了,自己作主的時代來了,應該可以有表現的機會了。結果呢?抱著這樣的心情的人,看到了這樣的一種情況,他們就大失所望。甚至於認為這樣的政府與日據時代的臺灣總督府一樣,沒有啥不同。 緊接著這一種攏斷的行為之外,又進一步的惡化到「牽親引戚」的情形。也就是說,當這個機關被接管了以後,主管的首長,就馬上把他的親友引進到這個機關裡面任職,並且擔任重要的職務。這個情形,到處都可以看得到。如:台中法院的五十位職員中,有一半是院長的親戚;如農林處檢驗局一位姓葉的局長,竟把一位具有三十年工作經驗的台籍技工解職,而用他的二房姨太太來補缺。更好笑的是:高雄工業專修學校,有一位姓劉的校長,竟然聘了一位不識字的人當教員。原來,這一位不識字的人是他的岳父。像這種情形,在「光復」之前從未出現過。可是,在「光復」之後,出現了。可見當時的政治風氣之壞,已到了極點。使得當時的很多臺灣人都感覺到非常的不適應,而且當時的「牽親引戚」之風氣一開之後;還有比此更讓人不能忍受的是,同一個職位,大陸籍人士的薪水,是本省人的二倍。當時他們的理由是認為臺灣是偏遠地區,所以加薪一倍。日據時代,也有加俸的情形,可是日本人並沒有加得這麼多。所以,這種差別待遇,使得許多臺灣人覺得不公平。更嚴重的是,貪污腐化的風氣非常的盛。我用一句話來形容:「戰後臺灣政治的貪污腐化,簡直是開了臺灣人五十餘年來未開之眼界」。當時的貪污情形,報紙上登了一大堆。

 

 

 

從大陸上流行的所謂「五子登科」的說法在臺灣出現。「五子登科」的意思是說:接收人員,一接收之後就金子、女子、車子、房子、面子、通通都有了。用這樣的字眼來諷刺官員的貪污腐化!因為貪污的情形非常的嚴重,所以臺灣的同胞,感覺到非常的不適應。我舉一個例子,如當時由林茂生先生所主持的(民報),在民報裡面,由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底到二月上旬,短短十天的日子中,就出現了有關貪污的新聞有六次之多。平均每二天就有一則貪污案。例如比較著名的嘉義化學工廠貪污案,貪污的數目在國幣貳億元以上;貿易局的官員勾結商人,也有一億元的貪污案;台北市教育界的舞弊案,有一千多萬元的貪污。像這些層出不窮的貪污案件,使得臺灣的同胞,感到非常的痛心。再從經濟上面來看,在經濟方面,也厲行統制經濟。當時代表統制經濟的兩大機關,一個是專賣局,一個是貿易局。專賣制度,其實在日據時代就已經有了。專賣制度如果在一個清廉的、上軌道的政府來實行的話,就有它的意義;可是,如果相反的,在一個政治很不上軌道,而且充滿了貪污腐敗的政府之下來實施專賣制度,反而是方便的提供了貪官污吏一個上下其手的剝削機會。當時的專賣局對於樟腦、火柴、煙酒、度量衡等等一大堆的東西,都納入了專賣制度之中。而貿易局的設立,也攏斷了當時全省的工、農產品之購銷。這些都是造成了當時的經濟攏斷。特別是公營事業無限的擴大,日本人留下的二百三十七家公、私營企業,全部納入了當時陳儀手下的二十九家公司來經營。這種公營事業的無限制擴大之後,又加上剛才所提到的政治上的貪污腐敗,及外行領導內行,結果,經營不善,生產力大降。有一項統計發現,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然達不到戰前的一半。這樣的公營事業,經營不善,又無限制的擴大,因此再生產的資金短缺,影響了設備的擴充及原料的購買等等,也就無法經營下去,而向國庫借錢,已經惡化到抵債都不足。在民國三十五年,這一年臺灣銀行的放款,有一半都是借給公營事業機構。因此,就猛印鈔票。猛印鈔票的後果,造成了通貨膨脹。當時的物價,上漲得非常厲害。聽眾當中如果有老先生,應該還會有印象。當時臺灣物價飛漲得相當的可怕。在民國三十五年年初,一個雞蛋是一塊錢,但是到了年底,就漲到九塊,一年不到漲了八倍;真的是嚇死了老母雞。再看看鹽,鹽一漲就是十八倍;糖漲了二十倍;茶漲了十倍;米則有好幾種統計,有漲五十倍的,也有漲一百倍的。當時的米及糖,其價格是非常的不合理,尤其是臺灣地區本身就是一個以產米及糖的有名地區,但是臺灣的米糖價格,卻比那一些沒有產米、產糖的地區之價格還要高,真的是很不合常理。米荒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已嚴重到影響民生。 又加上失業的人口一天比一天的多了起來。特別是日據時代,調到南洋及海南島去的臺籍軍人,戰爭結束後,他們回到了臺灣。又沒有工作可以做,經濟又那麼蕭條,又是增加了失業的人口。有項統計資料,當時在臺灣的六百萬人口當中,失業者竟然達到了四十五到八十萬人之多。因此,人人感覺到生活非常的困難,「光復」的意義也就相當的空虛。 講到這裡,我想到,有人假設說,如果當時不是陳儀臺灣接管,而是由別人來接管的話,臺灣會不會避免這場二二八大衝突?我想,這個問題,不是陳儀個人的問題,而是兩個不同的社會之間的差異問題。換一句話說,也就是當時臺灣的社會,與大陸的社會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大的差距。而這一個差距的產生,是歷史的因素所造成。也就是說,在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之下的臺灣,與大陸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文化落差,與生活水準。臺灣的生活與文化,已經遠遠的超越大陸的水準。如果更往上溯源,臺灣在清朝統治的最後二十年,從劉銘傳主政起,臺灣的近代化腳步比起大陸的各個地區,已超前一步。由於兩者之間的歷史軌跡不同,而使得兩者之發展互異。因此,戰後初期的臺灣,其社會狀況與大陸地區已經有截然的不同。這個不同也不僅只是生活水準的不同而己,在價值觀念上,也產生了相當大的歧異。所以說,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因素之外,在文化水準以及社會生活的價值觀也是應該考慮進去的。換一句話說,這一場二二八事件的衝突,有其背後的文化衝突。這樣講,可能會有人不太同意。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觀點,就是陳儀他本人也都感覺得到了。舉一個例子來說,在西元一九三五年,也就日本統治臺灣的第四十個年頭的時候,他們在臺灣舉辦了一個「始政四十年」的博覽會。這個博覽會,主要的目的是在吹噓日本人在臺灣的建設成果 。所以也就邀請了世界上各個主要國家的重要人士來臺灣參觀。當時代表中國,來臺灣參觀這一個博覽會的人,就是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陳儀參觀了之後,他曾經講了一句話:「臺灣同胞,能夠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生活,實在是很幸運」。此話初聽起來很難接受,似乎不知道自己是誰,很沒有民族主義的觀念 。 可是,當陳儀他想起,在他治理之下,福建同樣大部份講閩南話的同胞,比起了居住在臺灣,也是大部份講閩南語的族群之臺灣同胞,兩者之間的生活差

 

 

 

距如此的懸殊 ,在他的心中已經瞭然。如果聽眾之中,認為陳儀的話說得還不夠清楚。在此,也可以另舉梁啟超的例子,梁啟超,他也有同樣的觀點。我們知道梁啟超他是在西元一九一一年,辛亥年的那一年,他應臺灣的林獻堂先生之邀請,來到了臺灣遊歷。他來臺灣,除了應邀而來之外,他也想藉此瞭解臺灣的情形,他曾提出了十個問題想要瞭解,其中一個問題,他發現:臺灣在清朝統治的時候,其歲入每一年也只不過是六十萬兩銀元而已,到了劉銘傳時代最多也只不過是增加到了二百萬兩而已。可是,沒有想到,在日本人統治臺灣不到十年,歲入就達到三千八百萬兩,甚至於是梁啟超來到臺灣的那一年,西元一九一一年,歲入已經達到四千三百萬兩。日本人來台第六年,臺灣的財政就可以獨立,不必仰賴中央補給。日本到底是用什麼方法治理臺灣,使得臺灣有這樣的成果?梁啟超想來臺灣一探究竟。其實,也並不是日本人他們特別的厲害。我們也都知道自從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的五十多年,在這五十多年之中,對岸的中國年年都在動亂之中。我們就從割讓臺灣的西元一八九五年起,看看五十年內中國的動亂情形:西元一八九八年,列強瓜分中國,清廷戊戍政變。西元一九○○年之後,義和團之亂引起了八國聯軍。西元一九○四年,日俄戰爭。從西元一九○○到西元一九一二年之間,革命運動一直都在進行之中,到處風起雲湧。直到民國出現了以後,又是袁世凱專政,袁世凱專政了五、六年之後結束。結果是情況反而更遭糕,又進入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到了西元一九二八年,號稱是統一,統一出現了不久,又為了裁軍問題發生了所謂的中原大戰,中原大戰打得更是悲慘,中原大戰結束了,又進入發生了所謂的「五次剿匪」。一九三六年發生了西安事變,國共內戰停止,緊接著,又是八年抗戰。簡單的回顧這五十年,從割讓臺灣,到「光復」臺灣。

 

 

 

對岸的那個「祖國」,都在動亂之中。從一項統計中發現,自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七年,在短短的十七年當中,中國大陸上有一千名以上的軍閥,發動過一百四十次以上的戰爭。就以四川省一省來說,從民國元年到民國二十四年,在四川省境內,就發生了四十次以上的戰爭。在這樣動亂的一個國家,政治如何進步?社會如何提昇呢?教育如何普及,經濟如何發展呢?反觀當時的臺灣,雖然是淪入了「異族的魔掌」在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之下。我們也知道,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人民,是受相當的不平等待遇的,但是,我們也不可諱言,這個統治臺灣的日本異族,不是一般的異族,而是剛剛經過了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經過了明治維新之後的異族日本,他來統治臺灣,儘管是以殖民的方式統治,但是,他們也在臺灣投下了相當多的建設。臺灣在日本人統治之下的五十多年之間,剛好是直接的避開了動亂的祖國。而又間接的透過了日本明治維新吸收了當時的世界文化。由於這個緣故,再以原來的臺灣,早就具有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使得臺灣與當時的中國社會之發展有了相當大的不同。尤其是,生活水準相差得非常的大。這樣講,也許是太籠統。但是,如果我們要比較兩個地區的生活水準之差異,從用電量來比較,則就可以清楚的瞭解。在這裡,我不妨就以用電量的統計數字,來作比較,看一看兩地之間,到底是相差了多少。以及兩個社會之間,其不同的差距到底是誰進步,誰落後。在西元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的時候,臺灣的人口是大陸的百分之一‧二,可是使用的電量是大陸的百分之二十三的發電量;在西元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的時候,臺灣的人口是大陸大後方的百分之二‧一,使用的電量,是百分之四百四十二!如果以每一人的使用量來計算,則西元一九三二年,臺灣每人的使用電量,是大陸的十一倍;一九三六年的時候,是大陸的十七倍;一九四三年,是大陸的二百三十三倍;一九四五年是大陸的五十倍。像是這樣的用電量比率,我們就可以發現兩地區的平均水準,已經是有了很大的差距與不同。因為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多作比較,就僅以耗電量的比率為例說明。除了生活水準的差異之外,更重要的是觀念的不同。所謂觀念價值的不同,包括了我剛才所提到的。另外在政治上來說,日據時代的日本政府,他們是很清廉的,貪污的狀況很少。可是國民政府來了之後,貪污變成了是官場文化。這樣的文化,與臺灣同胞的感覺,可以說是格格不入。特別是表現在生活上面的觀念,更是有許多種種的不同。當陳儀來臺灣以後,向民眾廣播說,我們公務員有三件事是不可做的「不欺騙、不偷懶、不揩油」。

 

 

 

 當時他說的「不偷懶、不欺騙」臺灣人聽得懂;但是「不揩油」,臺灣人根本聽不懂,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什麼叫做不揩油?一片茫然、霧煞煞,聽都沒聽過,因為自家有花生油、醬油、煤油、豬油、就從來不知什麼是揩油。後來大家互相詢問,知道了以後,才奔相走告,所謂的「不揩油」就是不可以收紅包的意思。可見當時的臺灣人,在他們的印象當中,還不知道官府辦事是要收收紅包的。因為他們的文化水準,認為官員替百姓辦事,本來就是義務,根本就不可以收紅包,也不必送紅包的。而且,這些行政官員必然是如此不收受紅包的,這是當時一般人的常識。萬萬沒有想到國民政府的官員,竟然會有如此的惡習,那會有這種陋規呢?所以就認為一位行政長官,他怎麼可以說出這樣沒有常識的話。而這麼沒有常識的話,以前在臺灣並沒有如此的惡習,他竟也提出來說真是太沒有水準了,真太匪夷所思了,駕臨我們頭上的政府,他是一個怎樣的政府?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從這一方面的觀念之差距就可瞭解兩者之間的水準,是相差得如何的懸殊。這一個觀念,也就是說日本人統治了臺灣五十多年之後,臺灣人也已經養成了像日本人一樣,有很多的良好習慣,以及有很高的生活水準。在這裡,我們也不必諱言。日本人也把過去華人那一種不守時、不守法、馬馬虎虎、不衛生、沒有效率等等的不良習慣,改良了相當的多。而臺灣人,在這一方面表現出來的,就與大陸上的人,有了相當的不同。尤其是在生活觀念上,以及在生活形態上,已經相當的日本化了,以及具有濃濃的日本風味。但是從大陸來的這一些軍人,或者是公務員等等這一批人,他們來到了臺灣,看到臺灣地區頗富有東洋風味,他們覺得好像是進入了異國,踏上了別人的國家一樣;而且又是剛剛經過了八年抗戰的對日本作戰,尤其是他們的仇恨心,看到了日本人很不舒服,本身就已經有了那種心情的人,他們來到了臺灣,又發現了這裡盛行東洋味,彼此之間,心中就產生了許多的不和諧。一方面,臺灣同胞感覺到很無奈的,又是什麼呢?因為臺灣的同胞,所期待的祖國,應該是很強盛的國家,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破爛攤子呢?而更讓臺灣同胞無奈的是,就是當時軍隊的軍紀。當時的中國軍人,在臺灣人的心目中,既然能夠戰勝日本陸軍的軍人,一定是非常可觀的。因為日本的陸軍,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相當富有戰鬥力的,相當強盛的軍種。能夠戰勝這麼強盛軍種的中國軍人,一定十分的偉大,非常的不得了才對。 但是,大陸來的軍人,讓臺灣人看了非常的失望。不要說他們穿得衣衫襤褸,因為這一些都還是小事。而是這一個軍隊的軍人他們所表現在生活上的一些紀律,非常的差。例如:上岸以後,就到處吐痰,小便,坐車不買票、不排隊,任意的從窗戶爬進、爬出,佔位子,趕別人的位置,搶位子等等讓人無法忍受的事,都在公眾場所,任意為之;到了民家,家門未關的,隨便就進去,有榻榻米的房間,穿著鞋子也任意踩踏,看到了什麼東西,任何物品都要,用偷、用搶、用騙的,都要拿到手;看到腳踏車也偷,因為日據時期,腳踏車都是不設鎖的;甚至於到餐廳去吃飯,看到了女服務生,就調戲,不從還不行,拔刀、拔槍示威以求就範,………。例子太多了,實在不必再舉了。每一次軍隊換防,該地區雞、鴨、狗、豬,常常遭殃,常常不見。其軍紀之壞,由此可見。所以,當時的臺灣同胞,不但是失望,而且簡直是絕望。已經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我是台南縣的麻豆鎮人,在此我舉出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以概其餘。這個個案是這樣的:有軍人來買棺材,沒有想到幾天之後,軍人又抬回了棺材,要退貨。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只是裝了連隊上的軍人之死屍去埋,而僅埋葬屍體,棺材又拿回來退貨。臺灣人感覺像這種情形,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怎麼會劣等到如此的地步?甚至於有軍人到店家買五十元的東西,卻要求老板開立一百元的收據,說是要報帳,不久之後,這個剛買去的東西,改由另外的一個軍人拿回來,說是要退貨。退貨就退貨,老板說可以呀,於是要退還五十元給軍人,但是這位軍人卻說,收據是一百元,硬要退回一百元,否則就報復。老板平平白白的損失五十元。像這一種情形,「光復」以後層出不窮。而且,到處都是一再的在發生。這些事,在日據時代,沒有發生。沒有想到在「光復」以後,卻是一再的出現!懷有滿腔熱忱的臺灣同胞,在面對了如此惡劣的新環境時,真的是灰心到了極點。

 

 

 

因此,在一九四六年的這一年,在臺灣社會上,到處都發生了一大堆的糾紛。特別是當時的軍人,他們公然的穿著制服,到處去偷、去搶,到處去開槍、去示威,種種事端,都是令人恨得咬牙切齒。我曾經作過調查與訪問,也曾問到了台南市的一位婦女,她講了她親眼看到的一位軍人,躲在巷子口,利用黃昏以及晚上的時候,女性經過巷口,就伸腳把她拐倒,甚至於是懷有身孕的婦女,也毫不留情的予以拐倒,然後,伸手搶物並污辱。講得眼淚都掉下來了。這就是我們所盼望的祖國軍隊與軍人,滿腔熱情歡迎來臺灣的人,他們的習性竟是如此的劣化,真是太令人心寒。所以,在民國三十五年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很多的社會動亂。其實,以歷史學的眼光來看,這些社會的動亂,即有可能演變成以後的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大規模衝突;只是,因為當時發生的動亂,僥倖得到妥善的處理,或者是動亂發生在偏遠的地區沒有擴大。可是在民國三十六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煙的這一項事件,是發生在臺灣的首善之區,也是發生在全省最熱鬧的地區,消息傳遞的比較快。所以才爆發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嚴重局面。這個事件也就發展成為所謂的:「二二八事件」。今天,因為沒有時間可以談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詳細經過。所以我僅將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作了一個簡單的介紹。這個背景,就是當時的臺灣社會,與大陸的社會,是個差距相當大的社會,因為長期的隔閡,勉強的合併而發生了相當大的衝突。我想,這是我個人從文化上,以及社會面的觀點,來作這樣的一個說明與解釋。以上的解釋,是否

 

 

 

合理,敬請各位聽眾朋友大家一起來思考。

 

 

 

 

 

 

 

 

 

補償條例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七日總統令公布,同年十月七日施行

 

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條條文

 

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二條條文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八、十六條條文

 

 

 

第  一  條 為處理二二八事件(以下簡稱本事件)補償事宜,並使國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平歷

 

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和,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受難者,係指人民因本事件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遭受公務員或公權

 

力侵害者。

 

受難者應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四年內,依本條例規定申請給付補償金。

 

受難者曾依司法程序或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行政命令獲取補償、撫卹或救濟者,不得申請

 

登記。

 

第  三  條 行政院為處理受難者之認定及申請補償事宜,得設「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以下簡稱紀念基金會),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政府及受難者或其家屬代表組

 

成之。

 

受難者或其家屬代表不得少於紀念基金會委員總額之四分之一。

 

第  四  條 政府應於紀念碑建成屆紀念日時,舉行落成儀式,敦請總統或請相關首長發表重要

 

談話。

 

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紀念日」,為國定紀念日,應予放假。

 

本事件之紀念活動,由紀念基金會籌辦之。

 

第  五  條 紀念基金會應依調查結果,對受死刑或有期徒刑以上刑或拘役處分之宣告並執行者

 

,或未宣告而執行者,呈請總統大赦或特赦。

 

第  六  條 受難者及受難者家屬名譽受損者,得申請回復之;其戶籍失實者,得申請更正之。

 

第  七  條 受難者之補償金額,以基數計算,每一基數為新臺幣拾萬元,但最高不得超過六十

 

個基數。

 

前項補償金數額由紀念基金會依受難者之受難程度,訂定標準。

 

補償金之申請、認定程序及發放事宜,由紀念基金委員會定之。

 

第  八  條 補償範圍如左:

 

一、死亡或失蹤。

 

二、傷殘者。

 

三、遭受羈押或徒刑之執行者。

 

四、財物損失者。

 

五、健康名譽受損者。

 

六、其餘未規定事項授權紀念基金會訂定之。

 

對於事件中受害之教育文化機構,得申請回復名譽,並得請求協助其復原。

 

第  九  條 紀念基金會應獨立超然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預,對事件調查事實及相關資料,認

 

定事件受難人,並公布受難人名單,受理補償金請求及支付。

 

受難人家屬亦得檢附具體資料或相關證人,以書面向紀念基金會申請調查,據以認定為受難

 

人。

 

前項情形,紀念基金會應於收受後三個月內處理完畢。

 

第  十  條 紀念基金會為調查受難人受難情形,得調閱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所收藏之文件及檔

 

案,各級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不得拒絕。其有故意違犯者,該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應依刑法

 

第一百六十五條科以刑責。

 

前項所稱檔案係指有關二二八資料,檔案上不必然有二二八字樣。

 

第十一條 紀念基金會之基金為左列各款之用途:

 

一、給付補償金。

 

二、舉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

 

三、舉辦協助國人瞭解二二八事件真相之文宣活動。

 

四、二二八事件之教材或著作之補助。

 

五、二二八事件有關調查、考證活動之補助。

 

六、其他有助平反受難者名譽,促進台灣社會和平之用途。

 

第十二條 基金會之基金來源如左: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捐贈。

 

二、國內外公司、團體或個人之捐贈。

 

三、基金孳息及運用收益之收入。

 

四、其他收入。

 

經費如有不足,由政府循預算程序捐贈。

 

依本條例規定支付之補償金,免納所得稅。

 

第十三條 本條例所稱受難者家屬,係指已死亡或失蹤之受難者,其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

 

條規定順序之法定繼承人。

 

第十四條 經紀念基金會調查認定,合乎本條例補償對象者,於認定核發之日起二個月內一次

 

發給。自通知領取之日起逾五年未領取者,其補償金歸屬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第十五條 請領本條例所定補償金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補償金申請認定及發放作業要點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補償金核發標準

 

 

 

 

 

相關出版品

 

 

 

人間出版社

 

《證言二二八》葉芸芸 1993

 

《台中的風雲》古瑞雲 1993

 

《台灣二二八檔案史料》 陳興唐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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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二二八-宜蘭二二八口述歷史》沈秀華、張文義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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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北回二二八》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 1994

 

 

 

吳三連基金會

 

一九九五年二月最新出版

 

《台北南港二二八》張炎憲、胡慧玲、黎中光

 

《嘉義驛前二二八》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

 

《諸羅山城二二八》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

 

《嘉雲平原二二八》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

 

 

 

前衛出版社

 

《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陳婉真等 1990

 

《台灣二月革命》林木順 1990

 

《孤夜煎熬四十五年》 阮美珠 1992

 

《幽暗角落的泣聲》阮美珠 1992

 

《辛酸六十年(上)》鍾逸人 1993

 

《辛酸六十年(下)》鍾逸人 1995

 

《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陳芳明

 

《被出賣的台灣》柯喬治時報出版社

 

《沉屍.流亡.二二八》藍博洲 1991

 

《幌馬車之歌》藍博洲 1991

 

《悲劇性的開端》賴澤涵、馬若孟、魏萼 1992

 

《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林書揚 1992

 

《憤怒的台灣》蘇新 1993

 

《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 1993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行政院研究二二八小組 1994

 

 

 

稻鄉出版社

 

《禁忌、原罪、悲劇》陳俐甫 1990

 

《二二八事件資料集》鄧孔昭 1991

 

《台灣、中國、二二八》林偉盛 1992

 

《為台灣說話》江慕雲 1992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中研院近史所 1992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中研院近史所 1992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三)》中研院近史所 1993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四)》中研院近史所 1993

 

《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台灣省文獻會 1994

 

《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台灣省文獻會 1994

 

《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台灣省文獻會 1994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行政院研究二二八小組 1994

 

《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芳明、李喬

 

《二二八事件回憶集》張炎憲

 

《二二八台灣小說選》林雙不

 

《二二八民變》楊逸舟

 

《二‧二八探索》 楊碧川

 

《台灣畫(3)》紀念二二八專輯 黃于玲

 

《台灣畫(15)》二二八與畫會時代專輯 蘇新田

 

《台灣開發史研究》(內含二二八事件) 尹章義

 

《走出二二八的陰影》二二八和平促進會

 

《島嶼新胎記》李筱峰

 

《基督教與二二八》蘇南洲

 

《現代學術研究─二二八事件討論》李筱峰

 

《愛憎二‧二八》戴國煇

 

 

 

中央研究院

 

《中研院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 》

 

《中研院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 》

 

《中研院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三) 》

 

《中研院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四) 》

 

《中研院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五) 》

 

《中研院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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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編輯]

 
 
 
緝菸血案發生後,前往包圍肇禍者任職機關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的抗議群眾,時間為1947年2月28日。
 
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建築物的現狀

二二八事件[註 1]台灣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以及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台灣人民、捕殺台籍菁英事件[註 2]。其中包括民眾與政府的衝突、軍警鎮壓平民、當地人對外省人的攻擊,以及台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等等情事。

該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台北市的一件私菸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觸發2月28日發生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同日,市民聚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竟遭公署衛兵開槍射擊,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成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爆發自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以來因貪腐失政導致民不聊生所累積的民怨,引發軍民衝突以及省籍對抗。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國民政府由中國大陸增援軍隊抵台鎮壓屠殺與實施清鄉。此事件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由數百人、數千人、一萬餘人,至數萬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複雜,首先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軍政人員,甫經歷中日戰爭,對舉目皆是日本風格的台灣感到適應不良,進而生起排斥歧視的心態,並時常對台灣人抱持著優越感,以征服者、勝利者自居,對待人民驕縱專橫。而長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對於相對落後的中國社會現況、普及教育、法治觀念、衛生條件、生活習慣等缺乏瞭解,導致由原本的滿懷期望轉變成深感失望。當時統治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錯誤、官民關係惡劣[註 3]、軍隊紀律不良、官員貪污腐敗。在經濟方面,政府一手壟斷並管制物資買賣、濫印鈔票並掏空民生物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大量民眾失業,台灣經濟因而巨幅倒退,終至民不聊生。由於國民政府的種種倒行逆施,加上掌握資源控制權的人士對台灣人民的種種歧視與打壓,使得台灣人民深受其害,因而不滿的情緒不斷累積,最終導致龐大民怨能量總爆發。1946年12月,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其台灣情勢報告中,已預測台灣將隨時發生動亂。事件發生後,情治單位得到陳儀授權進行「反間工作」,組織「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流氓在台灣各地製造混亂、燒殺擄掠、毆打外省人以擴大事端,製造中央派兵藉口[2][3]。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和緩後又擴大鎮壓屠殺、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並且長期拒絕面對真相及承認錯誤[4],使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長達數十年[1]

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與台灣獨立運動無關,當時幾乎沒有台獨的倡議,但是當政的國民政府以「陰謀叛亂」、「鼓動暴亂」、「台灣獨立」、「陰謀叛國」、「台灣人與共黨合作」等為由鎮壓,也以藉口捕殺林茂生陳炘洪炎秋張秀哲等懷抱強烈祖國認同的台灣人,使台灣人的祖國夢碎[1],二二八事件也因此成為後來台灣獨立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5]

 

事件發生背景[編輯]

 
1945年10月25日,依照盟軍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甲項規定,命令日軍向麥帥指派的盟邦統帥蔣介石將軍投降(此即1952年和平協定簽署生效前的臨時性軍事佔領),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受降典禮台上懸掛著同盟國英、中、美、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佈向美國、英國、中華民國、蘇聯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並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內的所有日本統治區域的管理權。總理日本接管事務的盟軍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簡稱麥帥)發佈軍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號》,指示日軍將北緯十六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現今的越南北部和寮國)、台灣、澎湖等地區交由盟邦統帥蔣介石將軍代表盟軍暫時軍事接管。雖然在日本的統治下(1895年至1945年),台灣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現,但仍未脫離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壓迫與經濟上的搾取造成台灣人民不滿,此種不滿情緒後來轉化為對中國的熱烈期待。1945年10月17日,國民政府軍七十軍連同政府官員由美國軍艦載運護送至台灣基隆登陸,並進入台北市,滿懷期望的三十萬民眾砌成人牆夾道歡呼熱烈迎接。1945年10月25日,依據麥帥《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甲項規定,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受降典禮台上懸掛著同盟國英、中、美、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陳儀代表盟軍委任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來台接受日軍投降。同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中國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武力爭奪活動日熾而依然動盪不安,雖然美國於1946年1月開始派遣馬歇爾上將介入調解,但終歸失敗收場,並自同年6月起展開全面性的國共內戰。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江河日下,當時通行的法幣一再貶值,民生物資飛漲,加上國民政府貪污腐敗問題嚴重,使得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中國國民黨,轉向支持宣揚工農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也因此國軍在一連串戰略錯誤、作戰失敗下逐漸陷入被動、士氣低落,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勢力則越來越強大。

 
戰後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台幣一百萬元」本票

台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與物價秩序混亂。

國民政府在接管台灣之後大量印製鈔票應付財政支出,並將台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並強行徵糧,造成台灣的糧食短缺、物價飛漲,以及惡性通貨膨脹[6](後來的幣制改革中,以一元新台幣兌換四萬元舊台幣,全台灣人民的積蓄幾成壁紙)[7]。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四百倍,台灣開始出現饑荒,路有餓莩。《人民導報》於1947年2月12日的第三版報載「高雄饑民僵斃路上令人慘不忍睹」,台北市民依靠山芋維生,恆春一帶的貧民吃檳榔果腹,各地發生搶米潮,四處盜賊橫行。國民政府管轄台灣的第一年,刑事案件較前一年增加了二十八倍。由於物資的短缺與人禍,國民政府管轄台灣的第二年(1946年),台灣的生產指數竟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台灣的生產陷入停頓,台灣人民的生活較日治時代更加困苦。而且國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屬日本人的財產,將戰後日本人留下的兩百三十七家公私企業以及六百多個單位,通通納入由行政長官公署各處局設置的二十七家公司來經營;另一方面又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制度,壟斷如菸、酒、糖、樟腦等的買賣,憑藉公權力排擠民營公司與民爭利。行政長官公署並積極實施全面的統制經濟政策,管制各類物資、限制民間經濟活動,不僅扼殺民間工商企業界的商機,又經由貿易局從中壟斷台灣的進出口貿易及配銷管道,造成大量民眾失業。雖然時值國共內戰的非常時期,政府聲稱嚴格的管制政策為避免奸商操縱圖利,但是政府官員本身卻經由台灣省貿易局(與台灣省專賣局並列台灣兩大統制經濟機關),以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的行徑,私自從中獲取暴利,統制所得絕大部分納入官員的私囊,使台灣的經濟命脈遭受到近乎全面性的壟斷與掠奪,導致民不聊生。許多公共建築、學校的設備,以及工廠的生產機具被軍人洗劫一空,拆卸後以低價賣往上海謀取私利,造成工廠無法生產而關門,以及工人失業。原本期待結束殖民控制的台灣人,不滿國民政府延續日本的殖民治理方式壓榨台灣人民的生機,並且變本加厲。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台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在台灣政治方面,行政長官陳儀本人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權力之大較過去的日本總督有過之無不及。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重要職位幾乎皆由外省人控制。行政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本省人(即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名台灣本省人,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此外,台灣人與外省人「同工而不同酬」的薪水差別待遇、外行領導內行,以及台灣人不易謀得公家機構職務的差別待遇,更是引發台灣人不滿[8]。相較之下,在日本統治後期,台灣議會有半數官派、半數民選。反倒在台灣日治時期,台灣人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力。

管轄台灣的國民政府官員也有嚴重的官僚作風與貪污問題,例如舞弊營私、中飽私囊、把持機關任用自己人、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而常為報章媒體所報導。駐守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隊更是軍紀敗壞,例如乘車不付錢、吃飯不付錢、低價強買、仗勢賒借,乃至偷竊、搶劫、詐欺、開槍傷人(短短一年多就發生數千起殺傷事件)、姦污婦女、與民眾之間的大小衝突不斷。此等缺點與日治時期日本官員的紀律嚴明、高行政效率形成強烈對比[9],也使得台灣人民越來越輕蔑與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10]

當時台灣剛經歷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四處皆可見日文,舉目皆是日本風格,甫歷經中日戰爭來台的大陸人對於台灣文化感到適應不良[11]。從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役,雖然台灣人有權利選擇不參戰,但仍有部分年輕人因受日本軍國主義灌輸前往亞洲的中國戰場參加中日戰爭,許多外省人因此遷怒於台灣本地的親日人士,其中一些人在戰後被誣為漢奸,並有受到緝捕的情況發生。

陳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當時握有控制權的外省人並不信任台灣人,台灣人民遭構陷為日本化皇民化,乃至於奴化[12],這些歧視與誤解斷非台灣人民所能接受。詩人王白淵於1946年1月25日在《政經報》發表的〈告外省人諸公〉文章中對此指出:「……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臺胞雖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臺胞並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於淺薄,過於欺人……」、「……好像把臺省看做一種殖民地,對臺胞抱著一種優越感,使臺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覺之中,漸漸發生隔膜。這些人未免太小氣,人缺少大人的風度……」[13]。《民報》於1947年2月19日的一篇〈可怕的心理破壞〉社論中寫著:「……自祖國來臨的大先生們,時常說我們奴化,當初我們很憤慨,不知道指什麼為奴化,現在我們已經瞭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個『祖國化』的社會裏生存……」[14]。再者,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不懂中國的國語,乃至於國語發音不標準,加上前述台灣人被奴化的誤解與歧視,造成當時的台灣人無論在政治權力、經濟、社會,以及工作職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其刻意的不公平對待,此種差別待遇不僅造成台灣人民處處吃虧、加深雙方的隔閡,也使得台灣人民十分不滿。

事件經過[編輯]

導火線與台北動亂[編輯]

 
日治時期的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建築物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公廟對面、天馬茶房[註 4](25.053954°N 121.512233°E),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寡婦林江邁正在販賣私菸,查緝員於是沒收林婦所有販賣的香菸,以及身上所有的錢財。

林婦表示生活困難,跪地求饒,苦苦哀求至少歸還其錢財、以及其餘經過合法繳稅的公菸,但查緝員堅持全部沒收。而林婦的糾纏讓查緝員心生不耐,同時紛擾也吸引越來越多的民眾圍觀,使查緝員大為緊張,情急之下林婦被葉得根以槍托擊傷頭部,頓時血流如注,滿臉是血昏迷倒地。圍觀民眾目睹此景後,憤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逃到永樂町(今西寧北路)開槍示警,卻擊傷了在自家門口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20歲,胸部中彈,送醫次日死亡)。隨後查緝員逃至永樂町派出所,再被護送轉移至中山堂旁的警察總局。激憤的群眾六、七百人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總局,要求警方懲兇,但是由於警察局長官有意包庇下屬。市民眼見官吏濫開槍傷及無辜,卻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1947年2月28日,憤怒的台北市民包圍專賣局並焚毀菸酒。

由於緝菸血案未獲解決,於是隔天2月28日上午九時,民眾沿街打鑼通告,積怨已深的市民群體展開罷工、罷市,大小商店紛起響應相繼關門。民心憤慨,群情激昂,全市騷動[15]。上午十時,憤怒的市民前往包圍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進行抗議,並要求專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台負責。民眾並將專賣局內堆存的香菸、酒類等物搬出並予以焚毀。

2月28日下午一時許,數千名群眾集結於長官公署門口示威請願,過程中公署衛兵無預警向市民開槍掃射,當場造成許多民眾死傷,使得民眾的情緒更為憤慨。

公署衛兵開槍事件後,局勢急遽惡化,民眾從此開始轉往毆打外省人。

另一部抗議民眾此時轉進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園[註 5]繼續示威集結,並同時在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報導事件始末。

2月28日下午二時,在群眾抗議中,經商的外省人、公務員及其眷屬、來台旅行者受到報復。此時並發生民眾遷怒濫施報復於外省人事端。本町正華旅社與虎標永安堂遭到民眾破壞。

2月28日下午三時,警備總司令部眼見情況險峻,為了應付變局[15],於是緊急發佈臨時戒嚴令,並派遣武裝軍警掃蕩台北市區,開槍掃射民眾[8]

2月28日下午五時許,新台百貨公司[註 6]亦被搗毀焚燒,乘機偷竊百貨者則遭毒打。對外省人則毆打或焚毀車輛[註 7]。在本町、台北車站、台北公園、榮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無端挨打。任職於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汪彝定先生指稱,大多是被棒打或棍擊,尚未見武士刀,攻擊婦孺老人的現象不太多,強姦只偶有傳聞[註 8]。根據傳聞,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癱瘓[8]

至此,一年多來台灣人民的積怨,再加上台灣省行政長官的處理不當,終於從3月1日起爆發了蔓延台灣全島的反政府行為[16]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於1947年3月5日成立並通過組織大綱,強調改革政治制度。

政治交涉[編輯]

二二八事件初期本質是一年半以來的積怨所爆發出來的排斥外省人的行動[18],之後的反抗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19][20]。經由行政長官陳儀同意,台北與台灣各縣市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在台灣各地成立分會,進行整合民意、維持秩序,並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21]。開會期間,警備總部結合軍統局出動特務份子混入台北市中山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展開情蒐與分化工作,並進行大聲鼓譟與擾亂會場,特務份子並於處委會中添加軍統所擬的各種脫軌的要求,做為後來被認定為反叛中央的條件,以為鎮壓的證據[22][23]。之後由於中國大陸的援軍將至(陳儀於3月2日就暗中向中央請兵,發加急電報:「祈即派大軍,以平怨氣」),以援軍為後盾的陳儀此時便斷然拒絕處理委員會的各項要求,並於3月10日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參與全台各地處理委員會的民意代表與仕紳等各界台籍菁英,隨即成為遭政府捕殺整肅的對象。

 
嘉義縣阿里山鄉鄉長高一生組成阿里山地區原住民高山部隊,進入嘉義市區抗擊國軍。

台灣各地的反抗[編輯]

因軍警於戒嚴令後開始大規模開槍射殺街頭民眾,使得各地憤起反抗,其中以台灣中部地區之黃信卿埔里隊何集淮蔡伯勳中商隊台中商業學校學生隊)、呂煥章中師隊台中師範學校學生隊)、黃金島的警備隊(獨立治安隊)、李炳崑建國工藝學校隊霧社泰雅族原住民青年參與陳明忠突襲隊等各隊伍集合起來組成的二七部隊最為有名,全台灣各地的抗暴也以這支在台灣中部地區(含括台中及南投)的勢力最大、維持最久,也是二二八事件當時全台灣民眾耳目的焦點。此外,較具規模的戰鬥還有阿里山鄒族原住民所參與的嘉義水上機場紅毛埤軍械庫的戰鬥,嘉義市各學校學生幾乎全體總動員支援民軍的戰鬥與救護傷患;高雄一中學生於高雄市區與軍隊的巷戰雲林虎尾機場攻防戰達三晝夜,民眾大多數以竹竿綁上菜刀、竹槍(削尖的竹子)做為反抗國軍部隊的主力武器;斗六市街戰;屏東機場攻防戰三晝夜;嘉義小梅古坑樟湖抗擊戰。台灣西部地區的衝突較為嚴重,東部地區則大都只有小騷動。憲兵團長張慕陶指反抗人士收繳各地軍警的武器達四千枝以上,地方政府卻已失去控制情況能力,並指責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24]

高雄衝突與軍事鎮壓[編輯]

 
由國軍操作架設在消防車上的機槍進行沿路掃射。當時服務於聯合國的Dr. M. Ottsen在台南新市親眼看到該事件的發生。
 
高雄市苓雅區區長林界,歿於二二八事件

3月2日至3月4日間,已經有來自台北與台南的人士進入高雄,發生武裝反抗國軍衝突,攻擊多處政府機關及部分外省人,並控制市政府。高雄第一中學(今高雄中學)的學生組成自衛隊,並有雄工雄商等學校的學生加入,高雄女中學生則提供食物,合稱雄中自衛隊。3月4日下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派出巡邏隊,見聚會民眾便開槍射殺,引起市民恐慌。3月5日,高雄要塞軍隊開始以八門七五砲對市區展開砲擊,並向鼓山一路一帶進行掃射、封鎖。3月6日上午,高雄市長黃仲圖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市府清查室主任凃光明苓雅區林界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醫師范滄榕、曾豐明等人前往壽山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希望彭司令約束其巡邏隊禁止繼續射殺高雄市民;談判破裂,除黃仲圖、彭清靠與李佛續三人被釋放外,其餘談判人士遭到槍決。3月6日下午,彭孟緝派遣軍隊下山,分別以吉普車架機槍以及持步槍士兵,兵分三路奪取高雄市政府高雄火車站高雄第一中學,軍隊下山後沿路掃射行人並入屋劫掠商家[25]。3月6日下午,高雄第一中學遭受何軍章團第三營以多門迫擊砲轟擊,高雄一中學生並與何軍章團第三營第七連王作金部展開巷戰,雄中學生逐漸不支退至前金派出所,犧牲甚鉅。另一路軍隊於同日下午攻擊高雄火車站,火車站前方民眾二、三百人紛紛走避並躲入地下道,地下道遭軍隊封鎖並掃射,致使民眾遭受重大傷亡。高雄要塞守備大隊陳國儒部於3月6日下午攻擊高雄市政府,當時市政府內正集結許多市參議員及地方人士開會,軍隊丟入手榴彈並見人開槍,律師陳金能、議員許秋粽黃賜王石定等五、六十人喪命市政府。前高雄市長王玉雲回憶其在市政府地下室中救出其弟,室內積血逾五公分。

情治單位組織流氓毆打外省人[編輯]

忠義服務隊(屬於警備總部之下的單位[26])總隊長許德輝在呈軍統頭號人物——保密局長毛人鳳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2](檔案管有機關: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中,詳述他於2月28日晚經由軍統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及陳儀之弟引見陳儀,面准創立忠義服務隊應急制變的經過,明白透露當時情治單位利用黑道製造混亂的內幕。在吳濁流的著作《台灣連翹》中亦述及忠義服務隊中的流氓實則在燒殺擄掠,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一方面造成民眾對處委會的懷疑,一面製造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3]。「反間工作報告」的曝光,證實了數十年來,有關陳儀等人曾於背後嚴密操控二二八事件的傳聞 [27]

警備總部於四月份提出《二二八事變報告書》,這份報告書透露當時的情治單位透過直屬的許通訊員,化名高登進,參加政治建設協會為會員,平日偵知該會行動,事件中則由許氏出面掌握「台北二十二處流氓首領及部分學生進行反間工作,且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如法進行,收效宏大」[27][28]

國府增援兵力抵台鎮壓屠殺[編輯]

 
陳儀一方面敷衍答應將實施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卻暗地電請南京派兵來台擴大鎮壓。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表面上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了一些讓步,如解除臨時頒佈的戒嚴令。但是陳儀對蔣介石隱瞞事件發生真相[註 9],並將台灣人民汙名化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遺毒,影射台灣人民受共產黨思想影響,產生「有組織叛亂行為」、「獨立等叛國」、「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有政治慾望之人士,高唱大台灣主義,冀達台人治台之目的」為理由,暗中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而台灣省全體參政員上電蔣介石,說明事件原因及公署嚴重失政,並建請根本改革台灣政治,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但此說明不為蔣介石所接受[5],蔣介石反而接受陳儀之暗中請求,下令派兵馳台綏靖清鄉。

蔣渭川多次進出長官公署與陳儀會談商討解決方法,因得知陳儀已向中央請兵來台鎮壓,遂緊急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名義發出電文,期望獲得蔣介石主席信任,特地委託台北美國領事館轉南京美國大使館,轉致蔣介石電文:「懇請蔣主席萬勿派兵來臺以免再激民心」(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3月7日親手交給蔣介石),但蔣介石回復陳儀,說「又接台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館轉餘一電,居間有請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雲,『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的演成」(《大溪檔案》之「蔣主席致陳儀三月虞電」)[29][30],即火速調派位於江蘇崑山劉雨卿率領的國軍整編第21師(整編計畫前之21軍)部隊為主力赴台鎮壓。陳儀對全省廣播戒嚴令之後,綏靖屠殺工作於是全面展開[24]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國軍駐台兵力已有:陸軍21師直屬獨立團(何軍章團)(2500人)、陸軍21師直屬工兵營(517人)、三個要塞守備大隊(1532人)、警總特務營、憲兵第4團2個營,總兵力共5251人。

 
版畫家黃榮燦於1947年4月當年製作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

自3月8日起,憲兵第4團第1營及第3營、陸軍21師438團及436團、憲兵第21團第1營、陸軍21師司令部及直屬部隊陸續跨海抵達台灣,增援兵力一萬三千人。兵分二路,由基隆港高雄港上岸,行政長官公署下令總攻擊。部隊肅清街頭,沿路實施密集射擊,進行南北夾抄,台灣全島陷入血腥,各縣市反抗國軍的勢力迅速潰敗。至於已全盤控制台中市警政機關的「二七部隊」為避免與國軍在台中市區進行城鎮戰,也預先轉移至埔里,最終於烏牛欄之役結束,成員則自行解散。由於二七部隊的轉移牽制國軍轉往南投山區追剿,使台中市得以成為逃過國軍大規模濫殺的城市。與此同時,許多本省籍的菁英,例如省參議員王添燈、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畫家陳澄波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等人均於此波國軍攻擊行動中慘遭殺害。台灣許多民意代表、教授、醫師、律師、作家、記者等幾乎同時在此時被捕遇害。全台各地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死傷慘重,光是就台北市地區的學生而言,其一:受軍統局號召參與維護治安工作的一百餘名不滿二十歲的各學校青年學生,被軍隊押到圓山倉庫廣場前面集體射殺,此即著名的「圓山事件」[31]。其二:軍隊進攻二二八處委會,台北市中山堂現場正在處理各部門事務的開南延平學生犧牲慘烈,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人間遭到槍殺,棄屍於第六水門[32]。台灣十餘家報社遭到查封。

3月10日,陳儀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一切非法團體。同日,廿一師師長劉雨卿對省民廣播[33],聲稱「國軍赴台目的在保國為民」。3月12日,陳儀向蔣介石呈報了一份「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列舉二二八事件要犯共20人。3月14日,警備總部下令解散「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34]。3月16日,監察院派遣監察使楊亮功前往台灣調查。3月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蔣經國抵台[33]。3月19日,陸軍21師434團及435團抵台。3月22日,監察院派遣監察委員何漢文抵台調查。

 
國防部長白崇禧於3月17日奉命抵台宣撫,但是陳儀卻於3月26日發佈展開清鄉行動,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數持續擴大。( 圖為白崇禧抵台期間於其所搭乘的南下火車前面發表演說)

經過一週的掃蕩及強力整肅的綏靖屠殺後,國防部長白崇禧於3月17日奉令來台宣撫巡按調查,他至台後,下令停止濫殺,公開審判,保全許多人性命。隨後他向中央提出報告[註 10],在報告中嚴批陳儀,宣告軍事行動暫告一段落,並聲明政府將以和平寬大的方針處理,除奸徒、共黨、圖謀不軌者決予嚴懲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但是國府軍隊仍舊繼續追捕。3月26日,陳儀又發佈「為實施清鄉告全省民眾書」,展開長達9個月的「清鄉」行動;軍憲人員藉清鄉之名,沿戶登門清查戶口、搜捕可疑對象、追繳武器、連保切結共同承擔責任,在各地濫捕濫殺,受害情況持續擴大。 

清鄉掃蕩[編輯]

 
清鄉期間,遭軍隊槍決而亡的人。

雖然各種針對社會名流、鄉紳和異議人士的捕殺行動,表面上暫時結束。但實際上,國民政府在台灣各地至此才正式展開縝密的清鄉工作,整肅可能的反政府分子。軍事鎮壓行動之後,繼之進行清鄉工作,其主要目的在逮捕潛逃嫌犯、收繳武器軍品、清查戶口、辦理自新、取得連保連坐切結等[24],然而其中有不少挾怨報復,造成許多民眾的傷亡與社會的恐怖肅殺氣氛。

基隆和平島日本沖繩琉球人聚落,約有三十餘名日本琉球居民,連同當地的台灣居民,在國軍的掃蕩屠殺中遭到槍決填海遇害[35]

因為國民政府在清鄉施行前已有詳細的武力掃蕩規劃部署,而且事實上各地的動亂未如公署宣傳之嚴重,故掃蕩之進行遠較預料中迅速;除中部地區「二七部隊」之殘部有較長久之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但是仍有遭到網羅罪名的嫌犯,或遭私人挾怨報復舉發之情況,也有軍警與憲兵未詳加查證即貿然逮捕之冤獄。不法軍警藉由清鄉之名勒索敲詐財物、交付贖金贖命、順手掠奪私人財物、曾有過節挾怨報復等諸多非法行為,此乃由於國民政府駐台軍隊素質不良,以及軍紀教育欠缺所致[24]

4月11日,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出面揭舉「奸黨全部陰謀」,同時強調綏靖工作將於月底前完成。官方同時訂頒連坐辦法(結保人和被保人連坐,以及一百公尺內之人民須受連坐處分),以肅清反對勢力。在此次行動當中留名的受難者,大都死於3月到5月之間[36]。之後零星的鎮壓繼續持續了大約9個月[37],許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國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槍決,其中堅不認罪者死前皆體無完膚[38]。4月18日,陳儀發佈「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直到5月16日政府才解除戒嚴,清鄉表面上告一段落,實際上拘捕仍在持續,而各地街頭仍然有零星的軍人殺人報復事件發生(在國民政府開始接管台灣至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年多期間,許多人曾有意無意間得罪政府官員或軍人,從小糾紛至舉報貪污等種種過節,被趁機公報私仇、挾怨報復)。

4月18日,陳儀發佈「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者共30名[39]

各族群參與情況[編輯]

 
高一生(右)與湯守仁(左)

台灣原住民的參與[編輯]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灣原住民參加反抗,鄒族參與進攻嘉義水上機場是其中一例。鄒族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漢名:高一生)通知各村部落的青年幹部組成「高山部隊」,命令警備官雅巴斯勇‧優路拿納(漢名:湯守仁)帶隊。湯守仁集合了所有鄒族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槍枝及平常打獵用的獵槍,還帶了山刀。鄒族人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攻下紅毛埤(今嘉義蘭潭)軍械庫(當時台灣最大的軍械庫)。之後分成兩組人馬,一組維持嘉義市區的治安工作、另一組與嘉義地區民兵合力圍堵嘉義水上機場阻止軍隊增援。圍堵四天後,因主張繼續對抗,與嘉義民兵主和派意見分歧,湯守仁便率領鄒族部隊撤回山上,平地代表答應和談。後來國民政府援軍一到,談判代表隨即被槍殺[41][42]

族群衝突與武裝路線[編輯]

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但是由於國府遷移至台灣初期,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註 11]。在長官公署的科長、股長、專員以上的316名中層官員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極少數的半山仔。因此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的訴求由此緣故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甚至擴大事端以致於最後傷及無辜外省人。在事變期間,台灣人不僅反抗公署,也有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國軍登陸後,由於軍紀不佳,所以立即對台灣人採取極端的報復行動。

事件爆發後,部分地區亦有舊台共成員乘機介入,例如台中地區參與「三二事件」的謝雪紅和楊克煌。謝雪紅利用示威群眾並召開市民大會,參與組織「二七部隊」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機構,在處委會的政治交涉路線之外另闢一條武裝抗爭路線。嘉義地區則自三月二日事件發生後,就顯現出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質。嘉義民眾與阿里山鄒族原住民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機場的軍事行動,惟參加者大半是臨時結合之民眾,亦有嘉義地區不少社會人士支持反抗行動[註 12][43]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對抗雖然激烈,不過有出現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建國中學擔任教師的時候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醫院住院時,曾受到醫院台灣本省籍護士的保護[44]

媒體報導[編輯]

 
澳洲伯斯《每日新聞》於1947年3月31日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報導。文中述及政府出動軍隊向每個遇見的人群射擊達姆彈the Government sent out flying squads of troops who fired dumdum machine-gun bullets into every group they met[45]

官方的《台灣新生報》(屬於長官公署的機關報)在1947年2月28日當天即刊載了前一天的緝煙事件,以及林江邁送入林外科醫院旋告斃命的事發經過(誤報)。《台灣新生報》並在28日下午另外發行號外版,報導當天民眾搗毀派出所並毆斃專賣局職員,以及衛兵開槍導致市民死亡的事件,並在之後持續報導當局的處置[46]。後來被迫停刊的《民報》在28日時也以「延平路昨晚查緝私煙隊,開槍擊斃老百姓」為題報導[47]

在中國大陸,不同立場的報社對二二八事件有相當不同的報導。3月1日,首先刊出事件的是非國民黨系的《大公報》;3月2日後才有其他報社報導事件。在國民黨系的報紙,如《申報》與《東南日報》,事件篇幅較小並強調「電訊中斷」影響其訊息;其中《申報》標題稱「台北已解嚴,緝私紛擾事件解決」。至於非國民黨系的報紙,則在報導中指出「人民不滿政府」與「軍警開槍過當」等,其中《文匯報》提及人民對經濟與政治狀況的不滿,以及緝私傷及人命做為暴動發生原因[48]

此外,事件初期多家報社報導3000到4000人死亡,例如在1947年3月2日的《大公報》頭版,並受到外國媒體(如合眾國際社)的引述。1947年3月3日的上海《文匯報》報導「在台北發生空前大流血慘劇,兩日事變中,致有三四千人死於非命」,在「編者的話」專欄中,又記載「這次的騷動,警察曾開槍,死傷平民達三四千人,可見這騷動,還是以強力壓平的」(事件頭兩天的傷亡)。與此同時,國民黨系的報紙,以及陳儀的記者會上,都強調外省人的傷亡,如官方的《中央日報》以「台北秩序恢復,台胞傷亡數十人,監察院已電令查辦」為標題,稱台胞死傷不足百人,外省人則死傷超過四百。期間陳儀政府也曾透過報紙散佈美國領事館被攻擊的消息,但事後遭美國大使館澄清[48]

1947年3月6日,上海《大公報》的社評〈台灣慘案感言〉裡面寫著:「……抑此次事件,固非全由專賣與貿易政策造成,遠因近因,頗為複雜。人民無組織,何以能爆發如此大規模的行動?實由各級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對待人民驕縱專橫,搆怨多而且深,民眾中懷怨憤,壓抑已久,故爾一觸即發……而台灣民眾又久在法治嚴明,行政效率甚高的統治下生活,對於祖國官僚作風,萬分不慣,再加生活艱難,環境壓迫,愈覺痛苦無路,感情乃益激越,遂致演成此次不幸事件……[49]

1947年3月6日,南京《大剛報》的社評〈注意台灣〉內文中說:「……曾幾何時,台民美麗的夢,逐漸為無情的現實所粉碎了!一年來,台灣政府,給予他們的,並不比日本人為多,經濟生活更加困難,政治腐敗層出不窮,自使台民極端受刺激。以是憂憤代替了歡欣,失望趕跑了希望。也許這次的民眾騷動,就是這種情勢轉變的歷史紀錄……[50]

1947年3月8日起,行政長官公署為了管控言論,警備總部於是將台灣十一家報社、一家印刷廠予以查封充公,立即停刊,並查扣焚燬書刊,許多新聞從業人員立即遭到逮捕或殺害。

1947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約翰·鮑威爾等西方記者親自到台灣採訪[48]。鮑威爾指出中國政府部隊使用了難以想像的殘暴方式來鎮壓群眾[45],稱當時統治狀況劣於日治時期,並以「浴血台灣」(Blood Bath in Taiwan)為自己的報導標題;同時引用目擊者稱,提及一次機槍掃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傷[51],以及台北附近一處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後處決等狀況[52]。除此,在日本方面,《讀賣新聞》於3月3日報導了台北暴動消息[53]。《新加坡自由報》(Singapore Free Press)與澳洲伯斯的《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等曾先後以「恐怖台灣」(Terror in Formosa)為標題報導事件[45][54]

1947年3月28日,行政長官公署機關報《台灣新生報》社論〈二二八不是民變〉稱「事件完全出於有計畫的預謀,查緝私煙之引起死傷,不過是它的導火線。主謀者是懷有政治陰謀與野心的亂黨奸徒,和過去日人豢養下的一些鷹犬,附從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份被煽惑被脅迫的青年學生」[55]

1947年4月11日,上海《大公報》報導台灣旅滬六團體於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辦記者招待會,並發表台灣事件報告書。報紙內文中記載:「據報告書所載,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殺者約在一萬人以上」[56]

到1949年以前,與228事件有關的新聞持續於《台灣新生報》存在,1949年後則逐漸沒落。而1950年代陳儀被槍決與謝雪紅相關報導,使有關於228的訊息再次被提及。之後,228議題直到1987年後才再復甦[55]

受害者的平反[編輯]

引發二二八事件的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於1947年3月31日以殺人及傷害案件,經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4月3日下午,地方法院刑庭庭長宣判,誤殺台北市民陳文溪的傅學通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以槍托打傷林江邁的葉得根判處有期徒刑4年6個月,褫奪公權3年;其餘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及劉超群無罪開釋。同年5月17日,傅學通上訴最高法院,獲得改判十年定讞,而葉得根則維持原判。但這項追究罪責的判決並不代表二二八事件本身或事件中眾多受難者的平反。

 
全台灣最早成立的二二八紀念碑: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

隨著1970年代後半興起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自由化本土化,台灣民間渴望平反二二八的聲音逐漸出現。最初於1987年2月,由陳永興鄭南榕等人串連數十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呼籲政府當局公布真相、平反冤屈、撫慰死難家屬、興建紀念碑和紀念館等訴求。之後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全台灣各地從南到北舉辦遊行和集會演講,到處受到警方的干預。其中在嘉義市面對一千五百名鎮暴部隊的阻擾、在彰化縣被鎮暴部隊包圍阻擋兩個小時。1987年2月28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台北市舉辦台灣40年來第一次公開祭拜二二八事件死難者的儀式。1987年2月28日,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在二二八事件爆發點附近延平北路上的永樂國小主辦「二二八和平日演講會」,三萬餘民眾參與[57];會後遊行到淡水河十三號水門舉行祭拜二二八冤死英魂之儀式。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由嘉義市府提供土地、民間人士捐款設計建築物,於1989年8月19日落成。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建碑過程中,施工中的建築物曾遭人多次惡意破壞,而相關人士也遭到政府當局的恐嚇及警方監聽,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設計者詹三原更為此而遭逮捕入獄[58]。碑文中呼籲:「政府公佈事實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難者家屬、興建紀念碑、制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1990年2月27日,立法院首次集體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默哀一分鐘,至此,平反二二八的運動才進入較為明朗的階段。

解嚴以後,原本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在民間團體及反對黨勢力的強力組織行動及要求透明之下,開始獲得政府的正視。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59],以及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紀念日」,為不放假的國定紀念日[60]。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正式運作,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任首屆董事長。1996年,擔任台北市長陳水扁宣佈訂定台北市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並率先訂定2月28日為台北市的假日,並將二二八事件主要發生地點之一的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於公園內設立紀念館和紀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為名的該紀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橋、始石、跳石、終石、陽石、陰石、甕、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鋼鐵等建物設置。這些建物表達了對該歷史事件的追訴、記憶起始、哀慟、寬恕、停留緬懷、悼念罹難者、低頭沈思、族群融合等隱含意義。

依照1997年2月25日公布的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 8600052080 號令修正條文,於1997年起每年的2月28日「和平紀念日」,改成中華民國國定假日[61]。每年此日(2月28日),全國各機關降半旗,以示哀悼。

政府態度[編輯]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的二二八紀念館,建築前身為台灣放送協會(THK)的台北支局。

中華民國政府在民主進步黨執政之前,官方視二二八事件為一場反國民政府統治的民變[62],解嚴前更認為二二八是中共當局策動共產黨所煽動的騷亂[63],爾後開始出現種族對立或是種族衝突的解釋[64],更名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直到1980年代中期的台灣依舊為禁忌話題,政府絕口不談,還以「不要挑起族群衝突」為理由不得去揭露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解嚴後,擔任行政院院長的俞國華於1988年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發事件來擴大事端」,又說「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紛爭自古便有。當年滿洲人入關殺了很多漢人,滿洲皇帝也未向漢人道歉」。1989年擔任國防部長的鄭為元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謝雪紅等台灣共產黨分子「幕後策劃」[65]。在1990年以前,國民黨政府一味推諉卸責與合理化自身,絲毫沒有為二二八事件反省與負責的態度。

解嚴後,台灣各界才開始有明顯的檢討與大規模公開研究。1990年2月,立法院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起立默哀一分鐘,新版高中歷史科教科書第三冊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1994年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5年將台北市的新公園改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並建立「二二八紀念碑」,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親臨落成典禮並公開正式向受難家屬道歉。1995年公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並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二二八事件的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

雖然在黨國體制崩解,以及資訊開放的現今,「二二八事件」早已成為普遍受到社會各界關注的顯學,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主要是絕對擁護兩蔣大中國思想者)堅決抱持早期統治者推卸責任的說法,對於他人追求二二八事件真相與受難者補償之各種平反作為嗤之以鼻,乃至完全拒絕承認政府犯下的錯誤,一部分的原因為擔心將來實現轉型正義所出自於危機感的抵抗。

評價與影響[編輯]

 
1961年8月4日,行政院長陳誠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台灣獨立聯盟」[註 13]前往示威抗議,批評陳誠無法替台灣人說話(can't speak for Formosans),並要求自由(Freedom)與台灣人民決定自己的命運Self-determination for Formosans)。後於1964年2月,「台灣獨立聯盟」發動美東留學生前往華府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舉行大規模「二二八示威」。
 
廖文毅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組成「台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主張撤辦陳儀及取消專賣,遭陳儀發佈通緝。後於1950年2月28日在日本京都召開「二二八事件三週年紀念」,首度在日本發表台灣獨立主張。
 
廖文毅於1956年2月28日(二二八革命第九周年紀念日)於日本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公布獨立宣言並創設機關報《臺灣民報》,是台灣史研究學者所公認